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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批判理论学派的教育观（第2页）

哈贝马斯的主要著作有：《理论与实践》（1963年）、《认识与人的兴趣》（1968年）、《技术与科学即意识形态》（1968年）、《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1973年）、《交往与社会进化》等。

哈贝马斯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在发达工业社会，经济调节和政治操纵的技术统治制度已经取代了任何可以明确规定的阶级统治，并且在制度化的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创造了跨越社会界限的忠诚，从而使阶级矛盾隐而不见了。同时，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已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不可分离地纠结在一起并从政治上得以调解，国家和经济不再处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简单关系中，总之，现代资本主义已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因此，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已不能充分说明现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建立的“必然”性；他力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

然而，哈贝马斯也不完全赞同马尔库塞等人过分看重从心理结构的压抑和解放、人性的异化和消除角度来阐述合理社会建立的基础。他企图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进行“改造”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社会学理论，创立一种新的、普遍的社会“规范”理论，为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提供学说依据。

关于教育问题，哈贝马斯虽没有什么专著，但他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观点，也提出了一些带有明显改良主义和折中主义的教育思想。

（一）强**育和学习是社会进化的重要因素

哈贝马斯对社会进化问题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他一方面宣称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研究社会进化的基础理论，但他实际上是试图以他自己的所谓新理论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指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强调具有社会进化意义的教育和学习过程越来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社会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社会的进化而需要教育和学习。这种教育和学习的主要内容，“不仅是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技术性的知识，而且包括对相互作用结构具有决定意义的道德—实践意识”。[10]

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类社会的教育和学习，是和社会进化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作为学习过程的承担者的个体，是社会的主体，他通过教育和学习承受和适应现存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系统又借助于社会主体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结果，以形成新的结构，促进社会系统的继续发展。因为具有社会进化意义的任何创新，既意味着进入新的学习水平，导致新的问题的出现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高，也意味着社会进化和新的社会形成。所以教育和学习始终是社会进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内在因素。而且，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未来社会“将被科学和教育系统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表征”。[11]

（二）提出所谓“群众教育战略”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既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也加剧了人的异化。他和马尔库塞一样，把科学技术本身同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应用的非人性倾向混为一谈，从而用虚构的“科学技术与人性的对立”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阶级之间的对立，错误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人性更加异化的真正根源。

哈贝马斯虽也指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潜伏着危机，但同时他又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和调解活动日益频繁，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日益加强，尤其是“教育系统在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扩展，确实使通过大众媒介实现社会控制这一点变得更容易了”[12]，因而资本主义制度又趋于稳定。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既已出现许多新的特点，阶级对立成了次要的关系，阶级斗争理论已不能到处搬用。那么又如何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呢？哈贝马斯曾支持过激进学生运动，但后来他又指责运动中的“活动主义”倾向，认为这可能迫使统治集团使用武力，从而主张采取所谓“群众教育战略”。[13]他认为，只要恢复自由资本主义的舆论结构，变革舆论精神，形成所谓“纯粹交流思想”的舆论气氛，发挥舆论的制衡和教育作用，就能实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他说，“舆论的力量将有更大的作用，作为国家公民的个人对国家进行干预，以舆论为媒介把政治制度变成一种‘合理的’统治”，这是可能的。[14]哈贝马斯既高度评价舆论的作用，并将其视为所谓“群众教育战略”，又企图以“舆论结构”的变革和所谓“群众教育战略”来取代社会革命。

（三）论兴趣、认识和教育

哈贝马斯认为，在人的本性中根植着3种不同的“兴趣”：一是“技术的兴趣”，这是指人对事物做出预测和控制的兴趣。二是“实践的兴趣”，这是指人为了得到保障和发展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识的兴趣。三是“解放的（emancipatory）兴趣”，这是指人和社会对摆脱束缚、追求解放的兴趣。这3种兴趣分别引导了具有探讨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解释性的人文科学和批判性的哲学与精神分析学，而且还分别与人的工作、人际关系和“自我反省”等活动相联系。他特别重视“解放”的兴趣及其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他认为，这种兴趣旨在把人类从各种自我施加的压抑和扭曲了的交往环境中解放出来。在哈贝马斯看来，人正是在这些兴趣的基础上，去形成和发展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如果没有人的兴趣，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前进和发展。

哈贝马斯强调说，人的认识和教育都与兴趣有密切联系，“兴趣先于认识，这正好像兴趣只能通过认识得以实现一样”[15]；而教育既基于人的兴趣和认识，又能促进兴趣和认识的实现。为了使教育能更好地促进兴趣和认识的实现，必须按照上述兴趣来指导选择学科、教材、教学方法和学生的活动。

在教材的选择上，哈贝马斯指出，自然科学的学习固然重要，但要真正使人们能够预测和控制自然，还必须学习其他学科。例如，学习历史，这有助于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学习社会科学和文学，这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个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关于教学方法，哈贝马斯主张，学校应通过课堂讨论来鼓励学生进行独立的和批判性的思考。他认为，精神分析是首要的独立思考模式。因为在精神分析中，当事者和心理治疗专家谈话之后，便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并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但是，教师不可能都是心理治疗专家，而且他要应付全班的学生，很难与每个学生进行心理治疗式的对话。因此，哈贝马斯又认为，可以在班级中形成一种所谓的“理想说话情境”，让每个学生有同等的说话机会，教师平等地鼓励每个学生发表意见，并通过讨论取得共识。

哈贝马斯虽然强调讨论的方法，但他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教学都只能采用讨论的方法；其实，许多有价值的教材和知识还是必须由教师的讲解来传授给学生。所以，教师应该很好地将讲解教材与组织讨论协调起来。

哈贝马斯极为重视学习和教育的作用。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不是某种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形态的出现，而是某种知识水平的扩展。因此社会进步知识的增长，是一种学习过程。人具有学习的能力，当人们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水平和能力超过了社会系统所能适应的范围时，就要求按照增长的知识水平建立新的社会系统，新的社会系统就在进化的意义上达到新的发展水平，即形成新的社会形式。而其中道德—实践知识的水平对社会进化的方向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的引入要求某种道德—实践类型的知识，而不是那种可以在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规则中加以施行的技术性可用知识”。[16]所以，哈贝马斯认为，道德—实践知识的学习和增长是极其重要的。

应当指出，哈贝马斯关于3种兴趣的观点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将兴趣作为课程设置的基础更不恰当。显然，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是受预测和控制的兴趣所引导的，其中出于纯理论探索的动机驱动也是同样重要的。他关于兴趣、认识和教育的一些观点，实际上是试图将解释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精神分析学说等有关的思想结合起来的一种折中主义观点。

哈贝马斯断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或主要不是“物质生产方式”的革命，而是一种“生活形式”的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应该是一种渐进的“进化”过程，也就是通过学习机制和教育促进知识、道德和能力水平逐渐增长和提高的过程，是文化发展和更新的过程。这样，哈贝马斯实质上就是认为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源泉应该到人类文化和道德的领域中去寻找。显然这过分夸大了文化和道德对社会变革的作用。

“社会批判理论”学派基于社会批判精神，曾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和教育中的一些新情况，并进行了较深刻的分析批判，这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社会批判理论”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不仅未能做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相反，还以这些新情况为借口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教育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实质上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这只能是一些美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