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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教育学的再建（第1页）

第三节中国教育学的再建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这次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此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新的发展，教育工作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与此同时，中国教育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中国教育学的再建阶段。我们很有必要对中国教育学的再建历程、中国教育学再建已取得的成就以及呈现出来的趋势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为中国教育学的继续发展提供历史启示和思想资源。

1977年至今，中国教育学的再建，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以中国式教育学①为目标的建设阶段（1977—1981年）。在这一阶段，教育学得到了较全面的恢复和建设。第二，以中国特色教育学为目标的建设阶段（1982—1984年）。在这一阶段，中国教育学研究者对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学科体系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思考和探索，在此基础上，教育学得到了初步的建设和发展。第三，以中国教育学本土化为目标的建设阶段（1985—2000年）。在这一阶段，中国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以二级学科衍生为主流的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加快了步伐，大量二级学科出现，教育学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中国教育学的再建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第四，以中国教育学为目标的建设阶段（2001年至今）。中国教育学研究者以中国教育学为目标，对中国教育学进行了建设。

一、以中国式教育学为目标的建设阶段

（一）两次反思

“**”后，我国教育学在一片废墟中开始恢复重建。这种恢复重建是在我国教育学研究者经历两次反思的基础上逐步开展起来的。

第一次反思，以粉碎“四人帮”为起点。对“四人帮”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教育，编造所谓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八大精神支柱”以及鼓吹“上、管、改”，“开门办学”，“打破老三段、三中心”等一系列谬论展开批判，揭露其对教育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

通过批判和反思，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被称为“两个估计”的紧箍咒，思维从窒息中获得初步解放。与此相应，教育研究开始初步恢复。建立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符合我国国情特点的、完整的无产阶级教育科学。

随着教育研究的初步恢复，教育学也得到初步恢复和重建。1978年6月8日至29日，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在肯定1961年确定的文科教学方针及其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1978年8月28日颁发并试行了《高等师范院校的学校教育专业学时制教学方案（修订草案）》。该方案规定学校教育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学科师资、教育科学研究人员和教育行政工作者，开设了与教育学科相关的课程有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和小学教材教法等必修课以及教育哲学、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统计、学前教育学和教育行政与学校管理等选修课。①这个方案显然从制度化的角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学课程门类进行了扩充，重庆开设了20世纪上半叶已经形成的教学论、比较教育学和教育统计学等课程。虽然是恢复重建，但起点较高，不仅仅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教育学的简单重复。诚如当时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像自然科学建立一个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体系那样，社会科学、教育科学也要建立一个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科学研究体系，而且要有相当的规模”。②

随着教育学门类的初步恢复和重建，教育学的教材编写及其内容的确定也成为教育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华中师范学院等五院校受教育部委托编写《教育学》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0月在开封举行了《教育学》初稿讨论会暨学术研讨会，并就共同关心的教育理论问题，如教育是不是上层建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过程、思想教育过程等方面的问题开展了讨论，这些讨论为教育学内容的更新奠定了基础。

可见，经过第一次反思，教育学被初步恢复和重建起来，这不仅表现在提出要建立门类齐全、布局合理和相当规模的教育学，而且体现在以制度化的方式扩充了教育学的课程门类，尝试进行教育学教材编写内容的改革。

第二次反思，是指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以克服所谓“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为先导，重新审视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来的教育历史，开展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进一步推动了教育学研究者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向更深入的方

向发展。同第一次反思相比，解放思想涉及与毛泽东同志的批示和指示有关的思想理论问题，乃至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有关教育的论述。对于教育学来说，马克思主义仅仅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某些教育方面的一般性原理，至于教育学的理论体系还需要在教育实践中进行探索和总结。①随着我国教育学研究者思想的进一步解放，1979年后，开展了教育本质的大讨论。讨论促使我国教育学研究者重新认识教育的各种社会功能。人们基于教育在现代社会中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的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改变了以往把教育社会功能绝对政治化的片面观点。讨论不仅为确立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对改变“**”前十几年我国教育学仅仅局限于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和各科教学方法的局面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等学科在新时期的崛起。在对教育本质探讨不断深入的同时，有的研究者突破教育是上层建筑的结论，研究教育的发生和发展关系，提出了“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这样一个新观念，从而说明社会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同属于现代教育范畴，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①这个观点的提出对我国教育学的再建产生了重大作用，为我们引进国外，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起来的新型教育学学科奠定了思想基础，引进西方教育学于是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教育学的恢复和建设

正是在第二次反思的基础上，我国教育学得到了再建。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教育学研究者不仅提出了要广泛吸收国外教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和揭示了教育学与其他科学的联系的主张，而且明确提出了中国教育学创建的基本目标——建立中国式的教育学。1979年3月23日至4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1976—1985年的《全国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明确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方向和任务，进一步提出了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明确提出了教育学体系问题。②这次盛会标志着我国教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我国教育学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会议期间，《教育研究》编辑部于4月11日邀请部分教育学研究者进行座谈，并于1981年第2期开辟“进一步解放思想，繁荣教育科学”专栏，发表有关专家学者的笔谈记录。1981年1月，中央教科所教育理论研究室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科学研究所联合举行了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教育科研”为题的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和笔谈中，学者们普遍就这些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学者们已普遍感到教育学是一门多科性的边缘科学，是一门综合科学，须认识其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基础。当代教育研究几乎涉及教育的所有领域，参与教育研究的学科极其广泛。除了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生理学之外，还有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医学、语言学、法学、经济学、统计学以及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教育学不仅以哲学社会科学为基础，而且以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为基础。这样就产生了教育学的分支，如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生理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技术学、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育法学、教育工程学、教育管理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教育学和特殊教育学等。过去我们一谈到教育科学的门类就是教育学、教育史、教学法和心理学，这是不全面的。我国教育科学缺门太多。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能使我国的教育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能建立我国教育学的完整体系，势必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提高。因此拾遗补阙，建立一个适应我国教育事业建设需要的完整的教育学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二，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具体分析了教育学发展的特点和动力，初步提出了建立中国式教育学的方法论原则及途径。在1981年4月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现名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的第二届年会上，学者们就如何建立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进行了具体讨论，提出要建立我国的教育学体系，必须遵循以下五个途径：其一，要认真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教育理论的研究，为建立中国式的教育科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二，要实事求是地研究1949年以来办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教训，从中探索、揭示教育规律，为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教育学提供真实无误的历史根据；其三，要踏踏实实、坚持不懈地进行各个方面的教育科学实验，为建立中国式的教育学提供大量的、系统的、翔实可靠的事实根据；其四，要批判地继承祖国的历史教育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择其善者纳入社会主义的教育学体系，做到古为今用，对祖国的教育历史遗产，应批判地继承；其五，要广泛地研究外国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做到洋为中用。①

第三，适应国外教育学发展趋势，探索并构建中国式教育学，越来越成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的共同呼声。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在对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和各科教学法等“**”前已有的传统学科继续进行恢复和重建。同时，对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包括学校管理学、教育行政学）、教育哲学、比较教育学、成人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和教学论等学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和研究。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已开始重视对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社会学等学科自身体系的探讨。

由于当时“左”的影响尚未彻底清除，本阶段对中国式教育学的探索毕竟还是初步的，但它是好的开始，为下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创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二、以中国特色教育学为目标的建设阶段

党的十二大关于把教育列为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之一的决策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和教育学的发展，具体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深刻分析了我国教育学落后的原因。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为了活跃学术思想和繁荣教育学，召集有关教育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们讨论了中国教育学的现状和发展问题。学者们认为教育学的现状远远不能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并就如何发展教育学提出了具体意见。①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在有关文章中也对我国教育学的现状和发展问题进行了思考，指出长期以来我国把教育学搞得很狭窄，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代替了所有的教育学学科，教育研究内容仅局限于中小学教育教学过程这一狭窄的领域，教育学在我国长期不受重视，甚至遭到歧视和打击。近20年内处于被批判、被取消的地位。这些原因导致了我国教育学的落后。②

第二，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1983年5月24日至3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二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1983年5月胡乔木在第二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期间关于教育研究“要有一点思想解放”的谈话，引起了我国教育学研究者的强烈反响，激发了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建设教育学的热情。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研究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为中心，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教育科学自身进行反思，探讨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成为我国教育科学工作者对这一阶段着力探索的热点问题。

第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构建我国新时期的教育学科体系进行了思考和探索③，并获得了初步的一致认识，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涉及三方面。其一，“中国特色”。学者们认识到，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包括民族、文化等特点，总结古今先进的有用的教育经验和研究成果。其二，“社会主义”。学者们认识到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发展规律，以此作为教育科学体系的基础。其三，“教育科学体系”。学者们认识到要突破传统的、封闭的教育科学体系，顺应科学发展的趋势一分化与综合，建立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教育科学体系，同时借鉴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与“三论”的方法来构造教育科学的体系，使之更科学化、现代化。①

第四，各教育学学科领域，主要是普通教育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学校管理学、教育行政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技术学、教育统计学、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管理学、各学科教材教法、教育未来学、教育社会心理学和教学论等学科领域也开展了学科自身建设和发展的探讨，其中包括各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学科体系，以及某些概念、范畴规律和观点的研讨。此外，各学科领域几乎都对本学科国外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引进和介绍，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还出版了由张渭城主编的《国外教育学科发展概述》一书。这说明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已进一步立足于国外教育学的发展，去建设和发展我国教育学。

第五，教育系科全面恢复，教育学类课程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高师院校结合教育系课程改革，着手教育学的研究、建设。经过几年的努力，除开设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学校管理学、教育行政学、教学论等学科外，还开设了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统计学等课程，而且有些学科已相继写出一批著作和教材。虽然这些著作和教材还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但它填补了我国教育学学科领域的某些空白，为这些学科的进一步建设打下了基础。

第六，我国教育学研究者不仅重视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交叉、渗透，还在初步认识教育学与自然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联系的基础上新建了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和教育统计学等教育学交叉学科，而且改变了“**”前我国教育学建设仅仅囿于普通中小学教育研究领域的状况，教育学专门学科开始得到建设和发展。教育学已初步向两个方面分化和发展：其一，分化出教学论等学科；其二，形成了学前教育学、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和成人教育学等分支学科。如高等教育学即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于1983年正式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专业目录，这标志着学科的体制化。

三、以中国教育学本土化为目标的建设阶段

继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科技体制改革决定颁布之后，1985年5月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决定》指出了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确定的根本目的、指导方针，提出了新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决定》的贯彻实施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然也标志着中国教育学的创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中共中央又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一切大大推进了我国新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教育研究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进而也带动了我国教育学的繁荣和发展。从1985年到2000年，这是我国教育学迅速发展阶段，特别是以叶澜发表的《关于加强教育科学“自我意识”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7年第3期]和鲁洁发表的《试论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高等教育研究》1993年第1期）等为标志，中国教育学发展进入了以中国教育学本土化为目标的再建阶段。这一阶段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由实践的探索走向理论的深入讨论。从“中国式教育科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科学”发展到本阶段的“中国教育学本土化”或者说“教育学中国化”，中国教育学建设目标日趋明确，随着目标的明确，越来越需要从实践层面的感性思考，走向理论上深入系统的讨论。①一些学者在本阶段对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教育学中国化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研究。②

第二，由开放引进走向综合创新。在积极引进并借鉴国外教育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我国教育学研究者结合我国的实际，植根于教育改革实践，在教育学的园地上辛勤地耕耘，比较重视教育学新分支学科的创建，创立了学习学③、教育政策学、农村教育学和教育情报学等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