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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教育学的批判与否定（第1页）

第二节中国教育学的批判与否定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我国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我国教育学重建的成就被全部否定，我国教育学遭到了严重破坏。“**”给我国教育学建设所带来的损失深深地刻在了当代中国教育学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认真而又全面地总结这个阶段中国教育学被破坏的惨痛教训，对于中国教育学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国教育学重建成果被否定

当我国教育学研究者满怀信心地去进行中国教育学重建时，“**”开始了。“**”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教育学的重建成就被全盘否定，“**”的10年实际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教育学的重建成就被全盘否定的10年。

（一）否定的历史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教育学的重建成就被全盘否定，这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一文。文章全面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工作。9月，《红旗》第10期发表了与此相似的文章《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胜利前进》，鼓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17年的教育路线进行大批判。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的否定，在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走向了极端。这次会议由张春桥、迟群等控制。会议全盘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来的教育工作。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纪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不仅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工作，做出了“两个估计”，而且还将“全民教育”“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教育""个人奋斗""读书无用”等称为17年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①“两个估计”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中镇压广大师生的两根大棒。在“两个估计”的幌子下，“**”以前，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教育工作者长期奋斗取得的成果被全盘否定，认为教育领域必须进行“彻底砸烂”的“教育大革命”，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教师、干部，都成为这场“革命”的对象，成为必须“彻底改造”或“彻底专政”的对象。

在上述极端荒谬极“左”思想、理论和方针路线的指示下，“**”前教育学重建所取得的成果被全盘否定。

（二）教育学重建成果被否定

从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来看，当时我国的教育学刚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走上总结本国教育经验的道路，就遭到无情的打击和批判。它们被诬为“封、资、修的大杂烩”"中国的凯洛夫""修正主义黑货”等。教育学一度被判了“死刑”。“**”期间，大约在1967年2月后的所谓“复课闹革命”后，有些地区的“教育学”又开始“复生”，但它是以教育大批判的面貌出现的。当时教育学课的内容是“批判凯洛夫修正主义教育思想”“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孔子封建主义教育思想”。有的学校虽开设了教育学课，但它是政治课的一个组成部分，被称为“毛泽东教育思想课”。其实，在学生的心目中它是“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前初建起来的教育学几乎被破坏殆尽。①

（三）其他学科重建成果的被否定

1。中国教育史

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工作在“**”中备受践踏和摧残。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机构和教学组织或被撤销，或被拆散；中国教育史的课程被砍掉；有些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只好改行；大量研究资料散佚。在“**”中，虽然也开展了有关孔子教育思想等教育史问题的研究，发表并出版了有关文章和书籍②，但这些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破坏。“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炮制了一些如“儒法斗争史”“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等研究，曾盛行一时。1974年，当时的《教育革命通讯》从第6期起开辟“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专栏，发表评介“教育史上儒法斗争”的文章。7月，该刊编辑部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研究法家教育思想的座谈会。天津师范学院、内蒙古师范学院等七院校教育史、教育学教师和工农兵代表二十余人参加。会议提出，要抓住儒法两种教育思想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对立，批判儒家的反动教育思想，研究法家的进步教育主张，总结历史经验，为当前斗争服务。12月，该刊第12期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广东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河南南阳地区教育干部学习班编写的《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概况》一书。①这场“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把中国教育史的学科体系搞得面目全非。

2。外国教育史

在“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指引下，甚至连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卢那察尔斯基也因在十月革命后当过12年教育人民委员，而被定名为苏联教育领域中最大“走资派”"实用主义门徒”，他的教育思想遭到批判。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也被全盘否定。外国教育史的许多研究者在“**”中都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斗过。一些中青年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也受到冲击。“**”末期，虽然也有《外国教育发展史资料（近现代部分）》编写出版，但其目的在于“有重点地、批判地介绍一些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发展概况，为我国教育战线深入、持久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开展教育革命提供一些资料”②。

3。教育心理学

“**”前夕“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从对一个儿童心理学的实验报告的批判开始，袭用1958年“心理学批判”的腔调和手段，对心理学发动了新的围攻。“**”开始后，姚文元攻击心理学的文章被当作批判心理学的法典，与之意见不同的人被排斥打击。

他全盘否定过去的心理学工作，诬蔑心理学是“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伪科学”，因而“心理学必须彻底砸烂”。于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及各大专院校的心理学教研室被撤销，中国心理学事业完全处于停滞状态。

各科教学法也被取消。由此可见，举凡“**”前所建立起来的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和各科教学法普遍受到严重破坏。

与此相联系，大多高校的教育系被停办，或停止招生。如笔者所在的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原是山西大学教育系，1972年2月受“**”的消极影响被撤销了，教育系的教师被安排到政治系、编译室、校党政部门、山西大学附中、附小工作。教育系的图书资料、心理学仪器、设备和办公用具等也被分散转给其他系。直到1980年教育系才恢复招生，笔者荣幸地成为第一届被招收的学生。

二、教育学领域的大批判和语录化

在彻底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中国教育学重建成就的同时，“**”时教育学领域所做的工作大体就是两个方面：教育学领域的大批判和语录化。

（一）教育学领域的大批判

“**”期间，对教育学的破坏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所谓的“革命大批判”。1970年1月1日，《红旗》第1期发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小组写的思想评论《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该评论提出：“革命大批判既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又是当前改造旧文科大学的迫切的战斗任务。不仅应该批判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还应该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个学科，批判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新闻学、教育学等领域内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旧的文科大学才能在批判中获得新生。”这种“革命大批判”，实际上意味着要否定人类发展的历史成就。

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随后，文科各学科领域几乎都开展了大批判。在教育学领域，这种“革命大批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其二，批判孔子教育思想。以下简称“批凯”和“批孔”。

1。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

早在1969年9月，辽宁省就组织学校师生和工人、农民一起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以响应文教战线的斗、批、改。这场批判的重点批判对象是“全民教育”“专家治校”“智育第一”等观点。12日的《辽宁日报》为此还发表了社论《凯洛夫的必须彻底批判》。社论指出，辽宁省是过去推行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重点区之一，彻底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是当前教育战线的极为迫切的任务。辽宁省的批判点燃了“批凯”之火。

全国范围内的“批凯”是在《红旗》1970年第2期发表《谁改造谁?——评凯洛夫的》一文以后开始的。这篇署名为“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所谓“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的文章，实际上是为“两个估计”的出笼开路。它表面上高唱“批凯”的调子，但实际上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的实质性错误一个也没有触及。它通过“两种根本对立的教育观”“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论""核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私字’”等问题的论述，否定了学校的首要任务是传授知识，也否定了学校教学工作应以传授书本知识为主。这篇“**”中难得的多少有点“理论”味道的文章，实际上是借“批凯”来批判教育中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否定“**”前的教育成就作舆论上的准备。这篇文章指出，谁改造谁，是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思想来改造资产阶级的旧学校，还是让凯洛夫的《教育学》来统治我们的学校，这是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因此，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是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必须做的工作。

随着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形成了“批凯热”。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一些学校也开展了“批凯”。如上海市闸北区永兴路第一小学，“在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工宣队的领导下，校园里到处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从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到老年教师，个个拿起笔作刀枪，狠批凯洛夫《教育学》”①。

从“**”期间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来看，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升级，这一时期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总体评价是：它以“全民教育论”为纲，以“智育第一论”为核心，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传统教育思想的翻版，是资产阶级反动教育思想的大杂烩。②比较具体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批判了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全民教育论。批判者指出：凯洛夫从“阶级斗争熄灭论”出发，竭力鼓吹“全民教育论”，强**育以“全民”为对象，教育是“全民的事情”，教育是“完全符合全民利益的”。这种“全民教育论”根本抹杀了教育的阶级性，否认了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彻底背叛了列宁关于“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伟大教导。“全民教育”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教育。批判者还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是阶级斗争的现象，甚至“教育从来就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不是抽象的‘人’的需要”。因而，教育不仅不应该也不能以全民为对象，而且其传授的一切知识都必然渗透着深刻的阶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