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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教育学的重建02（第3页）

毛礼锐、张鸣岐：《古代中世纪世界教育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戴本博：《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史教研室：《外国教育史讲义》，年份不详。

南京师院和河南师院：《世界教育史》，年份不详。

任宝祥：《外国教育史提要》（学前教育专业用），西南师院教育系教育史教研组，1958。

张安国：《教育史》，湖南师院，年份不详。

曹孚：《外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罗炳之：《外国教育史（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

与此同时，有关报刊还发表了不少由我国学者撰写的有关柏拉图、夸美纽斯、乌申斯基、马卡连柯和克鲁普斯卡娅等外国教育家思想的论文。1957年，我国还热烈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纪念世界文化名人、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号召，开展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科学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中国作家协会五家单位联合举行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伟大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教育论著全集》出版三百周年纪念会；各地报刊发表文章介绍夸美纽斯的生平、教育思想及论著;师范院校组织专题报告；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夸美纽斯的教育论著《大教学论》。新中国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已在这时起步。然而，由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特别是“教育大革命”期间一系列思想、学术领域的批评，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受到严重挫折，几乎中断。

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1961—1964年，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出现了一个小**，开始了新中国的外国教育史教材建设。1961年4月的全国高等院校文科及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确定了外国教育史教材的编写任务。这一任务由曹孚承担。曹孚根据有关方面的指示精神，先据麦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和康斯坦丁诺夫等的《教育史》编出了一部“借用”教材，以应高等师范学校教学急需。这部教材于1962年8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罗炳之编著的《外国教育史》上册。

为加强外国教育史的教材建设，教育部教材编选办公室设立了以曹孚为主编的外国教育史编写组（成员还有滕大春、马骥雄和吴式颖），着手编写外国教育史教材。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编写组在广泛阅读原著，搜集、整理史料和深入讨论的基础上，拟订和修改了《外国教育史编写提纲（初稿）》，并写出了部分章节的初稿。①这一工作后因编写组成员（包括曹孚）先后参加“四清”而中断。②与此同时，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了由张焕庭主编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教研室也翻译和编译了部分外国教育史资料。曹孚在当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的《教育资料》上发表了《美国的职业教育》《现代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几个流派《美国“教育改革”剖析《教育史上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等有关外国教育史的文章。③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上，有的学者已开始思考和探索外国教育史学科自身的一些问题。如曹孚1963年6月20日在吉林师范大学关于外国教育史问题的座谈会上，就外国教育史的科学研究方向与方法、编写外国教育史教材的指导思想和外国教育史的体系结构、如何处理教育思想与制度的关系、外国教育史的教学目的与任务等问题做了发言。这个发言反映了曹孚对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自身问题的独特思考和探索。

3。中国教育史的重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就中国教育史而言，教育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但也进行了重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发掘、整理和出版了一些资料。这一阶段，中国教育史学科做了历史遗产整理的基础性工作。出版的综合性资料有《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断《老解放区教育工作会议录》等，教育家著作有《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鲁迅论教育》《蔡元培选集》《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等。

第二，开始编写新中国的中国教育史著作和教材。1952年，教育部颁发了《高等师范教育系学校教育组教学计划（草案）》，明确规定了教育史为教育专业的必修科目，在本科三、四年级开设。1954年4月，教育部又颁发了《教育系暂行教学计划》，同样把教育史列为必修课程。①从教育部的相关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史仍是大学、师范院校教育系学生的必修科目。课程的设置要求相应教材的配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教育史教材“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鉴苏联经验”。一些大学、师范院校努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整理、研究中国教育史，编写中国教育史教材。其中代表性的教材有祁焕森编著《中国教育史》（山西师范学院，1953）、关正礼与何寿昌合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东北师范大学，1954）、沈灌群《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其中前两本没有公开出版，沈灌群《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第一本中国教育史著作。它也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中国唯一公开出版的中国古代教育史著作，被一些高校长期用作教学用书。②

第三，对中国教育史的一些领域或教育家的思想和活动进行了专题性研究。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在这方面出版或发表了不少的小册子和论文。论述的范围比较广泛，有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古代教育家的教学方法和治学方法、太平天国教育、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教育经验总结等；也有专门论述孔丘、墨翟、孟轲、荀况、董仲舒、王充、韩愈、王安石、朱熹、王守仁、王夫之、颜元、康有为、蔡元培、鲁迅、杨贤江、陶行知等古代、近代和现代教育家教育思想的。此外，还出版了古代教育论著，如《学记》《师说》的研究和注释等。上述这些专题的研究使中国教育史的学术水平得到了提高和发展。①

第四，对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进行了初步探索。早在1949年后不久，因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中国教育史学科教学的客观需要，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去构建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这一问题，引起了新中国教育史研究者的思考，他们开始尝试新的路径。1952年，沈灌群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中国教育史学科教学拟订了一个“中国教育史教学大纲（草案）”，按历史发展阶段，把中国教育史划分为古代（原始社会至鸦片战争）、近代上（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和近代下（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部分。②这是1949年后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教育史教学大纲，对我国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五，创办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均创办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班。1955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研究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中国教育史研究班。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的开设，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中国教育史方向的学术人才，也改变了之前只注重知识传授而不注重专业人员培养的不利局面。同时，中国教育史不再仅仅作为一门课程而开设，它已发展为一个专业，制度也日益规范。中国教育史通过培养专业人才拓宽了之前依靠著作、课程进行发展的路径。

4。教育心理学的重建

1949年后，我国教育心理学同教育学、教育史学科一样，也面临着重建的任务。1949—1956年，我国主要是翻译、引进并学习苏联的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并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资产阶级的心理学思想，改造与建设中国的心理学，先后编写了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心理学教材和参考书，编写了《课堂教学心理分析》和《怎样了解学生个性心理特征》等学习材料。在学习苏联心理学的过程中，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形成了学习辩证唯物论哲学和巴甫洛夫学说以及苏联心理学的热潮，他们认为学习苏联心理学就可以建立起唯物主义的心理学，提出了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在巴甫洛夫学说基础之上改造心理学的口号。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开始初步掌握条件反射实验方法，建立了动物和人类条件反射实验室验证巴甫洛夫学说的经典实验，并开展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评论和试探性的研究，如在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领域开展关于儿童两种信号系统相互关系的实验研究。

1957年，我国心理学工作者针对心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开展了心理学如何联系实际为经济建设服务问题的讨论，使科研工作者意识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虽然讨论也产生了偏向，如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有所忽视，但心理学工作者纷纷到工厂、医院、学校等部门开展了心理学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工作，推动了教育心理学等应用心理学科的发展。然而，1958年8月，一场波及全国的“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的运动，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支持“心理学是社会科学，有阶级性”的看法，批判“心理学是中间科学或自然科学”的观点，认为这是把人的心理“抽象化""生物学化”“不要人的阶级性”，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这场批判把心理学老专家当作“白旗”拔掉，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引起思想混乱，打击了心理学工作者的积极性，阻碍了教育心理学学科的发展。1959年，心理学界纠正了这一错误，开展了关于心理学对象、任务、方法和学科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1960年1月，

国心理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的总结精神，全面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①，我国心理学又逐渐恢复了正常发展，教育心理学也进一步受到重视。

1959年9月至1960年7月，中国科学院心理所与17个省20多个师范院校协作，以“全日制中小学学制改革问题”为中心，广泛开展儿童心理，语文、数学教学心理和劳动教育心理等方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1960年9月继续进行第二期协作。1962年2月20日到28日，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召开教育心理专业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积极开展教育心理学（包括一部分儿童心理学）研究，以配合当时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潘菽在会上做了《关于开展教育心理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报告，就教育心理学研究工作的必要性、积极开展教育心理研究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已有基础、教育心理学今后的主要研究任务、怎样开展教育心理学研究工作四个问题做了阐述。①会议共收到论文和资料104篇，选编了其中的17篇，以《教育心理论文选》为书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62年8月出版。上述协作研究和会议对促进我国教育心理学的重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我国教育心理学的重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各高等院校陆续开设教育心理学课程。由于开设教育心理学课程，潘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本适合当时中国教学需要的《教育心理学》于1963年印行。

第二，进行了适应教育改革需要的心理学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儿童6岁入学问题，小学语文的集中识字与分散识字，四则应用题的结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对教材（如汉字、算式、几何图形等）的感知和理解，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的问题，学生掌握知识过程中的记忆和思维特点等。此外，还有人翻译介绍了国外程序教学的理论，并结合学校教学进行了语文、外语、数学等学科的实验研究。实验中采用过直线式和分支式程序，编写了一些程序教学用的教材，制造了一些简易的教学机器等。②这些研究，促进了教育心理学的中国化。

第三，对教育心理学的结构和体系进行了初步探索。随着教育心理学在我国的重建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学者就开始对教育心理学的结构和体系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针对当时教育心理学的三种体系（普通心理学体系、年龄发展体系、“五育”体系）提出了异议，初步提出了包括总论、学习心理、品格心理、品格培养心理、教师心理学四部分的新教育心理学体系。①

1949年后我国重视各科教学法的建设，重点引进并学习了苏联的各科教学法教材。随着教育制度和课程教材改革的开展，我国把各科教学法作为独立学科加以研究，并就有关问题开展了学术讨论。如中学语文教学中“文”与“道”的关系，历史教学中的智能培养问题，外语教学听说读写的地位和关系问题、本族语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问题，体育教学中的教学目的和任务问题，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的重点、集中识字与分散识字、小学应用题教学、“三算结合”等问题。这些研究和讨论对我国各科教学法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一阶段，有以下11本我国学者编写的著作和教材出版。

王祝辰：《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

江苏省教育厅：《小学语文教学法》，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

李大方：《小学历史教学法研究》，新知识出版社，1958。

杨清波：《小学地理教学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

金昆年：《小学自然教学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

人民教育出版社：《师范学校小学自然、历史、地理教学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体育教学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管听石：《中学历史教学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57。刘开达：《中学数学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49。蔡宾牟：《中学物理教学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段天煜：《中学物理教学法》，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

这些教材或著作的出版，说明我国分科教学法已得到重建和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曹孚在他1956年起草的《关于1956—1967年发展教育科学的规划草案（初稿）》的“前言”和“教育学”部分，曾把各科教学法作为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认为各科教学的研究结果将丰富“教学论”的内容，并确定了29个各科教学法的研究题目。在他看来，中小学教师迫切需要的是一套中国化的各科教学法教科书，要加强小学语文、算术和自然三科教学法的建设和中学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教学法的建设。他认为，编写这套教科书是一项巨大的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了编写它们，必须广泛而深入地总结中国教师的先进经验，同时对一些重要的教学问题进行一系列的专题研究。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