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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西尔维乌斯的教育思想（第2页）

尽管饮酒有解渴和放松神经的作用，但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应避免饮酒，如果饮用，也必须是饮用那种经过高度稀释过的。饮酒应节制适度，防止滥用，青年人饮酒时要谨慎，要保持警觉，用内在意志力量来保护自己不致酗酒。社交宴会为什么一定要饮酒？西尔维乌斯问道：“为何不能通过真诚的交谈使社交宴会显得体面，同时又保持一种恬淡欢乐的气氛？”[94]身体毕竟是精神赖以活动的场所，不爱惜身体的人是在为自己设置监牢。人诚然要关注衣食，因为衣食不仅对于保持人的体力、脑力有益，而且也能满足一个人自尊的需要，仪表体面高贵毕竟不是坏事，对王侯而言，尤其需要，但不可过分沉溺于衣食之中，否则就显得琐碎和女人气了。

四、论文学的学习

在《论自由教育》中，西尔维乌斯用一半的篇幅讨论了文学的学习问题。他讨论文学的视角与其他人文主义者稍有不同。

西尔维乌斯强调文学和哲学的重要性，以为王侯应具有这两方面的智慧，只有如此才能理解神、人之法，才能洞察我们周围的各种事物。文学是学习哲学的基础，否则哲学难以被理解。“文学是我们的向导，它使我们真正地理解过去，正确地估计现在，可靠地预测将来。哪里没有文学，哪里就一片漆黑。一个不懂历史教训的王侯孤立无助，只能沦为谄媚和阴谋的牺牲品。”[95]

西尔维乌斯依从昆体良，认为语法和文学是同一的。西尔维乌斯认为语法是所有知识的门户，“语法”作为一门学科较之其字面的含义更复杂也更有价值。历史上的一些大人物如恺撒和奥古斯都精通语法。语法是掌握知识的最根本的基础，只有掌握了语法才能达到博学和智慧的境地。他认为语法可分为三部分：正确演说的艺术即雄辩术；写作散文和诗歌的艺术；写作书信的艺术。从他在文中的论述看，他实际上将文学（即语法）的学习等同于对古典人文学科的学习，内容十分宽泛，涉及宗教、伦理、历史、诗歌、演说、写作、语法等诸多方面。当时的“文学”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且当时也未形成统一的讨论课程问题的学术规范，对知识也无确定的分类，所以不同的人文主义者在论述课程问题中使用“文学”一词时，在其外延上难免会有些出入。不过将文学视为古典人文学科却是共同的、一致的。

先谈雄辩术。西尔维乌斯将雄辩术列为学习文学之首。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他对雄辩术的重要性有切身体会。他本人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他能当选为教皇与其优秀的演说技能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布克哈特所指出的：“庇护本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讲演为他最后登上教皇宝座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尽管他是伟大的学者兼外交家，但如果没有他那辩才的荣名和魅力，他或者会永远当不上教皇。‘因为没有比他的讲演更显得高雅威仪的。’无疑地，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甚至在他当选之前，就认为他最适合于担任教皇职位的理由。”史料曾记载：“庇护演说时的高雅庄严举世无双。”西尔维乌斯本人对其个人成就（包括演说在内）也颇为自得。[96]他在《论自由教育》中对雄辩术的论述颇为生动深刻。

他说，我们必须学会通过演说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表达的风格和方式应与所谈及的主题协调一致。社会事务较多的人更应该懂得雄辩术，君主尤应如此。君主需与臣民交流，而演说交谈是重要的交流手段。保持沉默对妇女而言是适合的，而对于一个男人则不适合。如果一个国王在他的臣民面前保持沉默，则是国王的耻辱，国王应因之感到羞愧。在战场上有时舌头比刀剑还锋利。人说话前应三思，如果在说话前没有经过思索，那么保持沉默是明智之举。轻率的演说家用嘴说话而不是用心说话，忘记了喋喋不休和雄辩有力不是一回事。沉默不语和喋喋不休都是演说的大忌，皆不可取。不假思索任意讲话会使人后悔，因为一言既出就不能再收回。要获得演说的才能需要适度的练习，否则会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

语调和发音是重要的演说要素，需要进行有条理的训练。既要防止发出女人般颤抖的尖叫声，也要避免大喊大叫。发声时应注意每个词的每个细节，每个音节、字母的音长要适当。不可使声音只徘徊在嗓子眼里，必须清晰地发出来，舌头和嘴唇发音时都要到位。人说话时要有信心和雄心，否则演说很难达于出类拔萃的境界。演说时避免使用污言秽语，因为语言是事物的影子，是表达事物的，不洁的语言代表不洁的事物，会对人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致人堕落。警惕演说中的不良因素，并不意味着要在社交谈话中、在演说中必须极其严肃、板着面孔，亲切和礼貌总是有吸引力的，生硬和造作则令人生厌，而夸大其词则受人轻蔑。讲话时不真诚或怀有恶意当然是缺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罪恶。因此，西尔维乌斯要求演说人务必使演讲坦诚直率、言语自尊、气势磅礴。

在说话（演说）与语法的关系方面，西尔维乌斯主要讨论了词的用法问题。演说中必须注意词的选择和用法，不能导致语法错误。不管是本国词还是外来词，是简单词还是复合词，词所表达的是本义还是引申义、是约定俗成的词还是新造的词，演讲者都应心中有数。西尔维乌斯还要求注意时态、词的性和格、词尾变化等问题。在演说中要慎用言词，滥用是一大忌讳。使用的字词不够风雅、不符合名家的标准用法、盲目使用未被接受的外来词、词的性和格的误用等都属于滥用。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推崇古典风格和古代名家的权威，在风格和用词上往往以古人为典范。西尔维乌斯认为，古典风格和古代权威之所以值得我们尊奉，是因为它们具有其独特的威严，令人不敢小视。然而西尔维乌斯反对泥古不化，反对对古典风格不自然的模仿，他认为演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人能理解，字词是表达意义的，内容重于形式。因此应学古而不泥古，应学古人之精髓而非皮毛，应将古人的一些过时的用法弃之不用。在选择古代的权威时，应将演说家和历史学家放在第一位而将诗人放在第二位，因为诗人要受韵律的限制，对字词的使用有时不尽规范。

在讨论毕雄辩术之后，西尔维乌斯开始讨论散文和诗歌的写作艺术。他认为，他在前面所讲的演说中所要注意的字词的用法，同样适于写作。他强调写作技巧只能靠大量阅读才能掌握，应经常大量阅读有造诣的演说家、历史学家和诗人的经典作品，既注意他们所使用的词汇的技巧，也注意他们处理素材的方法。在演说家中，西塞罗为首选人物，其作品在风格上直接坦率，易于理解。奥古斯丁、哲罗姆等人的演说风格优雅，这些人亦在西尔维乌斯的推荐之列。而与西尔维乌斯同时代的演说家中，他推荐了格里诺、波齐奥等人，认为他们的风格朴实无华，皆有学习的价值。在历史学家中，他认为李维的著作是第一流的，新旧约全书中有关历史的章节也应阅读，同时他还推荐了其他一些史家的著作。西尔维乌斯借用西塞罗的话论证历史的重要性，认为历史是过去的生动的写照，是照亮真理的明灯，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向导，西尔维乌斯要求彻底精通主要历史学家的著作，从中学习所包含的智慧。在罗马诗人中，他首推维吉尔，认为其语言似音乐般高贵，其风格多样，或简洁，或丰富，或严谨，或华贵。其声誉恒久不衰，对他的任何赞美都显得多余，任何批评都显得可笑。贺拉斯仅次于维吉尔，奥维德等人紧随在贺拉斯之后。在古希腊诗歌中，西尔维乌斯认为《荷马史诗》的崇高主题和浪漫精神使之最适合于对孩子们进行鼓励性的训练。此外，他还要求学习普拉图斯和特伦斯的挽诗，学习塞涅卡的悲剧。

可以看出，西尔维乌斯是非常尊崇古代著作的，这些古典著作都洋溢着浓厚的世俗气息。一些教会人士反对学习和研究古典著作，认为它们充满异教精神，腐朽过时，学习这些东西是浪费宝贵的时间。西尔维乌斯认为这种看法非常肤浅，只能代表少数孤陋者的意见，他的回答是：“假如这种激烈的声讨确实反映了大家的真正的意愿，我只能抖掉脚上的尘土与这片土地告别，因为这片土地被令人窒息的黑暗所笼罩。”[97]他说，甚至哲罗姆、奥古斯丁等人也毫不犹豫地从异教徒的诗中寻找到例证，西尔维乌斯进一步追问：如果我们因为古代伟大作家有瑕疵就否认他们，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神学家？他们也有瑕疵，甚至他们中间也出现过异端，能因此就完全否认他们及其作品吗？教徒保罗在异教徒中传教时是利用异教徒的作品来宣传教义的，西尔维乌斯认为记住这一点就足够了。他追问道：你贬低保罗的权威，你能让我们尊重你的权威吗？

西尔维乌斯对反人文主义者的反击是非常有力的，从中可看出其敏捷的才思和善辩的才能。他的看法颇为中肯，古典著作和神学著作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不能因噎废食，应从中吸取有价值的养分。他强调指出，并非所有的神学家的著作都适合信奉基督教的学生学习，他要求剔除其中不良的内容而只接受他们所写的赞扬正直、谴责邪恶的内容；读古典诗歌时亦然，应吸收那些充满活力的和美的东西，而舍弃那些崇拜邪神的、错误的和贪婪的东西。他指出：“这里有一条值得遵循的准则，它可以在我们读古代作家的作品时起指导作用，无论诗人、历史学家或哲学家赞颂过什么，我们只接受那些有助于铸造我们的品格的东西，这是万无一失的。”[98]可见，西尔维乌斯对待古典著作的态度并不狭隘。这对于一个未来的教皇而言，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书信的写作是学习文学（语法）时应予关注的第三项内容。对王侯而言，写信是一项重要的职责，教皇掌握写信技巧，以利于各种事务的处理和加强与各方的联系。也许一个王侯很少写信，但如果写了，就应写得清晰易读，不但内容应清晰，字迹也应清晰。整洁和准确是两项基本要求。要向古人学习写信技巧，在选择范本时要选择那些品位高的、有用的内容，如著名散文作家或诗人的道德箴言，这样在无意识之中就会形成高尚的信念。西尔维乌斯特别强调字词的拼写，用了不少篇幅论述这一问题，认为只有通过阅读名家作品和勤于练习写作才能提高使用字词的能力。

拉丁文书信的写作在当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社会交往中其地位可能仅次于演说，书信的社会作用也与现在大不相同。除了君主、官员要写信外，诗人学者也写作书信。彼特拉克擅长于书信写作，一生有大量书信行世，西尔维乌斯也给后人留下大量书信。本章所讨论的弗吉里奥、布鲁尼等人有关教育的思想也都是通过书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正如布克哈特所言，当时的好的书信“是纯洁的拉丁文法的典范。在任何情形下都保持一种完美无缺的文体是良好教育的一个准则和修养有素的结果……写信的目的很少像今天这样，报告一些写信人的情况或者其他人的消息；它毋宁被看作是一种文学著作，用来证明自己的学问和取得收信人的重视。这些书信最初是用来进行学术探讨的……在以后一个时期，书信成了优美洗练的成语的总汇，用来鼓励或屈辱部下，恭维或侮辱同侪，歌颂保护人或者向他乞求。在这一时期，西塞罗、普林尼等人的书信被人当作典范来加以勤勉地学习着。早在15世纪，关于拉丁文书信的形式和说明的著作就已经作为巨大的文法书和辞书的附录而出现了；即使我们今天在图书馆里看到这批著作的数量之巨也会感到惊讶。但是，正像这些参考书的存在引诱了许多人从事于不适合他们的工作那样，它们也鼓励了真正有能力的人写出更完美的优秀作品来，直到最后出现了波利齐亚诺和16世纪初的彼埃特罗·本波（PietroBembo）的书信。这些书信不仅在一般拉丁文体上，而且也在更特殊的书信写作艺术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杰作的地位”[99]。书信是人生的重要武器，西尔维乌斯对书信写作的强调说明他的洞察力是非常敏锐的。

可以将西尔维乌斯关于文学学习的目的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能写善辩。而能写善辩的目的是更好地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这是西尔维乌斯教育思想的核心。

五、论其他科目的学习

在文学之外，西尔维乌斯还讨论了七艺和哲学的学习。

七艺是西方传统的教学科目，西尔维乌斯赋予七艺以人文主义色彩。语法前已述及，不再重复，在此只阐述他对修辞、辩证法、音乐、几何学、算术和天文学的看法。

西尔维乌斯认为语法和修辞二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诗人，都是通过修辞来体现其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的，并且通过修辞这种形式来阐发他们对人对物的评价。修辞学对演讲也很有助益，修辞可增强演讲的魅力并利于阐明结论。学习修辞也应师从古代的权威，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体良等人。辩证法与修辞也关系密切，因为二者的目的是相同的，都在于使表达更令人信服。逻辑对于我们清楚、准确地思考和表达有直接的助益，能使我们在辩论中发现推理存在的错误步骤，除此之外，逻辑并无其他用途。有些逻辑学家仅在词语的细微之处空耗时间和才智，把逻辑看作智力的游戏而不关注其活生生的用法。人真正值得骄傲的在于“做”，有些空耗才智的琐事会浪费人的大量时间，如果将这些时间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会有更丰硕的收获。在此也许西尔维乌斯在批判经院主义的空疏无用。音乐对人的精神有抚慰、振奋之效，亦应列入教育内容之中。但西尔维乌斯认为对音乐的追求应适度，应对靡靡之音严加控制，应由性情严肃的教师来指导学生学习音乐。算术和几何学可结合在一起学习，几何学可促进知觉和推理能力的发展，是一门很有吸引力的学科，但西尔维乌斯认为它不应占用学习者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关于学习算术的价值，他没有论及。天文学展现了无尽的苍穹，揭示了天堂的秘密，学生不应对天文学一无所知，否则就不能理解古代诗歌中有关天堂的描述。

西尔维乌斯认为哲学高于七艺，它在更高的层次上给人以终极的指导。哲学探求万物之因，体现出人对智慧的追求。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认为哲学即自然科学，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尘世，认为哲学应关注伦理道德问题，柏拉图认为哲学应研究人的精神从而使哲学变得完整了。在做了这些叙述后，西尔维乌斯要求人们更多地关注道德哲学，认为它探讨行为的合理性，对于指导人的行为不可缺少。从中可更明确地学到他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知道如何虔敬上帝，如何对待父母、兄长、妻子、朋友、君主、国家和他人。道德哲学能教人追求美德，例如，教人摒弃贪婪之心、尊重妇女、爱护孩子和家庭、怜悯穷人、待人公正，还教人要自我克制、不纵容自己、成功时不得意忘形等。为达到此目的，需要学习指定的书籍。此外，西尔维乌斯还将西塞罗、塞涅卡和波伊修斯（Boethius）关于道德问题的著述也列入必读的范围。

尽管西尔维乌斯论述了有关教育的许多问题，但其最关注的还是古典文化的学习，他对演说和书信写作的论述是紧扣当时的时代需要的，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他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遗憾的是，拉迪斯拉斯18岁时就死了（死于1457年11月），生命如此短暂以致不能验证西尔维乌斯的教育目标在他身上是否能实现；可喜的是，西尔维乌斯本人就是其教育理想的生动写照，他期望的正是他实践的。正因为如此，其教育理论才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