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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西尔维乌斯的教育思想（第1页）

第六节西尔维乌斯的教育思想

有一种误解，认为人文主义与天主教是水火不容的，认为人文主义者与教皇是势不两立的。实际上，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都是非常平和的，教会和教皇并未将人文主义视为洪水猛兽。非但如此，一些教皇还是人文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到了15世纪中叶，文艺复兴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意大利，其光辉所到之处，连罗马教廷也和各个国家一样，无不为之眼花缭乱……文艺复兴的光辉是如此炫目夺人，使教皇对其他理想[81]全都视而不见，把罗马教廷领入了一个世俗的荣誉和艺术的光辉使宗教信仰黯然失色的发展过程”，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也未燃起基督教世界东征的热情，罗马教廷似乎已专心致志于尘世的光荣。尼古拉五世（Nicholas，1449年即教皇位）是梵蒂冈图书馆的创办人，也是一位一流的学者，被称为第一个“文艺复兴教皇”[82]，而后来的庇护二世（PiusⅡ，1458—1464年在位）在其当教皇前是一个很有造诣的人文主义者，他被视为“人文主义教皇的完美典型”[83]，“他以后直到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前的历任教皇，都是文学、艺术和大建筑的保护人，他们把罗马修饰一新，深受文艺复兴的推动”[84]。这位庇护二世就是本节所要论说的西尔维乌斯。

一、生平与活动

西尔维乌斯（AeneasSylviusPiini，1405—1464年）出生于意大利名门望族之一的皮科洛米尼家族（thePiily），在人文主义的熏陶下长大。他参加过巴塞尔宗教会议（thecilofBasel），1442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秘书，1446年担任牧师，次年被提升为主教，1455年被选为教皇，称作庇护二世。

西方教育史家伍德沃德（WilliamHarrisonWoodward）认为，西尔维乌斯不是合格意义上的学者，他的拉丁文很流利但不够优雅，况且他基本上不懂希腊语。不过翻译过来的古希腊著作已能满足他了解古希腊文化的需要。西尔维乌斯生性活跃，喜好参与社会活动而非关在小屋子里潜心于学术，富于务实精神，头脑清醒，对时事有较强的洞察力。[85]的确，西尔维乌斯不是学究，人文主义的本质精神也不是使人钻在故纸堆中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求人在社会生活中展示人之为人的精神风貌。从此意义上看，西尔维乌斯同彼特拉克、布鲁尼等人一样，都是当时人文主义者中的精英人物，西尔维乌斯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实际影响远超出其他一些人文主义者。伍德沃德认为西尔维乌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这种评价有些低，实际上西尔维乌斯既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有大量的文学著作留给后人，从这些著作中可看到他具有较强的深思明辨能力。他擅长外交事务，在外交方面审慎周密而又能审时度势，他之所以能被选为教皇，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出类拔萃的才能。正因如此，一些西方史家认为“他在我们心目中是中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教皇”[86]。

西尔维乌斯兴趣广泛，对古代的东西、对现实的社会和自然都充满探索的热情。他曾仔细研究了意大利各地方的古迹，“他的天性显然倾向于探索自然，搜奇访古，热心于不朽的作品和对于人类生活做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在任教皇的最后几年，他虽然受着痛风症的折磨，但仍然很高兴地坐着轿舆翻山越岭，到塔斯库路姆、阿尔巴、蒂布尔、奥斯蒂亚、法雷利和奥克里库路姆等地并把他所看到的不论什么东西都记载下来。他沿着罗马公路和引水道的线路前进，试图确定居住在这个城市周围的古代部族的疆界”，他痴迷于古代的遗迹、作品，“像这样的教皇要求教廷的布令官以古典的拉丁风格来写作，自然是一件预料得到的事情”。[87]西尔维乌斯对自然的认识更表明他有过人之处，“十五世纪中叶，除在意大利外，能从哪里找到像在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即西尔维乌斯——引者注）的著作里边那种地理学、统计学和历史学知识的综合呢？不仅在他的伟大地理著作中，而且在他的书信和评述文章中，只要他用得上自己的观察或人家的见闻时，他写风景，写城市，写风俗习惯、商业和物产、政治情况和政治制度等都同样出色……尤其关于苏格兰的描写，也都没有漏掉任何关于人们生活的叙述，并且表现了一种不偏不倚的观察比较的能力和方法，而这是除了哥伦布的受过古人熏陶的同乡外，任何人都不能做到的。千万人都看到过并且部分地知道他所看到和知道的那些东西，但是他们内心里却没感到有对它做一番描写的必要，而且也没有意识到世人希望有这种描写”[88]。也许现在看来，西尔维乌斯当时对自然的认识是肤浅的，但在当时，却是可贵的，尤其是他的作为预示着人与自然的一种新关系，人类更加外向，自然成为人探索和认识的对象。

就其影响地域看，西尔维乌斯的影响不仅限于意大利，即便在他未当选为教皇前，他就为德意志人文主义的发生发展做出了贡献。正如历史学家巴伦所指出的：“在十五世纪上半叶，由于召开康斯坦茨和巴塞尔两次会议，有一大批担任秘书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莱茵河上游地区逗留数年。十五世纪最有成就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一度在帝国办公厅任秘书的埃内亚·西尔维奥·皮克洛未尼（后来为教皇庇护二世）（即西尔维乌斯——引者），这时候在传播新学术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十五世纪中期以前，德意志群众不仅从他的笔下得到大量的拉丁文通信以及研究人文主义学术和人文主义人生哲学的详尽计划，而且得到一部开风气之先的心理描写小说和可作为典范的关于德意志地理和历史的描述。一些把拉丁文学译成德文的翻译家们，受到这样的熏陶不久就对十五世纪初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发生了兴趣，在这些著作中首先提出关于人的研究和开化、人类天性、妇女的作用、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新思想。这些到十五世纪七十年代已经译成德文的先驱作品，法国、勃艮第和英国的读者们在十五世纪几乎得不到其中任何一种译本。”[89]德国较早受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影响，与西尔维乌斯在德国传播人文主义是分不开的。

西尔维乌斯于1450年写了一篇题为《论自由教育》（DeLiberorumEdue）的论文，是为年轻的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斯（Ladislas）而写的。拉迪斯拉斯的父亲艾伯特二世（AlbertⅡ）死于1439年，而拉迪斯拉斯在其父死后才出生。对年幼的国王的监护就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的一个重要职责。拉迪斯拉斯就生活在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皇宫里，一直到1452年才脱离监护。西尔维乌斯做过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秘书，1447年任主教后也常常出入皇宫，故与拉迪斯拉斯相熟，并对他产生了兴趣。当拉迪斯拉斯10岁时，西尔维乌斯专门为拉迪斯拉斯的教育问题而写了《论自由教育》，阐述了他的人文主义教育观，但西尔维乌斯本人并非拉迪斯拉斯的私人教师。

在篇幅上，西尔维乌斯的《论自由教育》较布鲁尼的《学习与文学》要长得多，与弗吉里奥的《论绅士教育》相差无几，几乎一样长。

二、论教育的使命

西尔维乌斯认为：“人由精神和身体两部分构成，人的精神和身体应一并得到发展。”[90]西尔维乌斯意在培养身心俱健的人，他要求通过体育、军事训练和合理饮食以强健身体，要求通过文学、哲学和文艺的学习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使人拥有信仰、美德、知识和智慧。

西尔维乌斯认为，精神是人所有的资质中最宝贵的部分，身世、财富、名声、健康和漂亮等都无法与之相比。这些东西也受人青睐，但它们都是偶发的，来去无常并不恒久，随着时间和命运的变化，富贵可变为贫穷，健康会变为衰老，漂亮会变为丑陋，“然而精神财富却是一笔恒久的财富，命运、诽谤或时间等因素都无损于它”[91]。他人可掠走一个人的物质财富，但却不能抢走一个人的精神财富。性格（character）是人的精神的集中体现。西尔维乌斯认为，我们真正的财富是性格。人的命运会因时因地而变，有时变得非常突然，有时甚至变化很大，令人猝不及防，难以躲避。但健全的精神、坚定的性格、真正的智慧却能使人笑傲人生的诸多变故，直面人生的种种困苦。明智者不以个人的优秀品质换取金钱，因为金钱易于耗尽，而优秀品质则伴人终生。真正的智慧能使人忍受命运的各种变化。西尔维乌斯认为精神健全对当权者尤为重要，他说，没有人会比一个掌握千百万人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更需要有智慧和美德。所罗门正确地借助于智慧治理国家。西尔维乌斯认识到智慧地道德地使用权力会造福于民，而独断地邪恶地运用权力则会祸国殃民，因而应通过教育使当权者尤其是国王和王子拥有美德和智慧。他认为，学问是国王的必备之物，博学有智慧者才能当国王。产生此种认识，想必他既有历史的佐证又有亲身的体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几乎都十分关心对王侯的教育，想必均与此有关，他们想通过提高统治者的素质来改造现实社会。

西尔维乌斯强调人应有宗教信仰，他列了一系列宗教教义要求学习者学习。他说：“我们的精神要有信仰，在其迫切性上任何世俗利益都无法与之相比。如果我们的天赋精神不是为我们进入天国做准备，就不必对之做出评价……的确，文学一直为我们传达‘上帝高于一切’的信条。况且作为一个王侯，你的整个生活和人格都应对上帝充满感激之情，感激他赐予你的并非由于你的优点而带来的各种好处，应对上帝饱含敬畏之心，认真对待宗教仪式，虔诚信仰上帝并尊奉教会的权威。”[92]

西尔维乌斯也重视人的品德发展问题。他认为哲学是探寻善的本质的一门学问，是人所特别需要的。他要求拉迪斯拉斯在择友时要慎重从事，应择好榜样为友，与坦率、真诚、言行光明磊落、举止谦虚、性情温和的人为伍。他还要求人具有自尊、自信、节制等美德。

西尔维乌斯认为天赋、训练和实践是教育的三要素。讨论教育问题首先要看教育对象是否具有可教性，是否有可塑的天然条件。天赋是天生的而非后天获得的。西尔维乌斯对人之天性持乐观肯定的态度，他引用昆体良的话：如果说飞翔是鸟的天性，奔跑是马的天性，那么热情向上则是孩子的天性。西尔维乌斯认为，儿童的内在的精神需通过有条理的有组织的教育去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而教育儿童正是教师的职责。

择师是件大事，应择良师，若选错了教师则贻害甚大。一个教师若对其已有的知识自满而不求上进，不仅有碍于其能力的进一步提高，而且也说明其在品格方面自律不严。坏榜样使人形成坏习惯，积习难返，日后欲改难之又难。教师应为学生树立好榜样，“因此，教师应睿智、真诚，并有丰富的经验，具有高尚的品德”[93]。教师对学生既不应过于严酷，也不应过于亲昵。对孩子不应诉诸棍棒，不能像对待奴隶那样去驱使其受教，而应借助于真诚的语言去说服他。教师应尊重学生，不能侮辱学生，否则会使学生对教师、对教学产生憎恨之心。教师对学生既应友善又应有权威，教师对学生的责任如同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师生之情应如同亲子之情，若师生关系达不到这一步，教师还应努力。西尔维乌斯看到了教师在学生精神发展中的作用，看到了师生交往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交流。西尔维乌斯强**师的作用的根本点在于更好地构建学生的精神世界，以更好地完成教育的使命。

三、论身体的发展

西尔维乌斯从身体训练、军事训练、饮食、饮酒等方面讨论了身体的发展与养育问题。

身体训练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养成使其终身受益的习惯。应使学生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磨炼，克服贪睡和懒散的陋习。耽于安适与享受会削弱人身体的和精神的力量。西尔维乌斯还赋予身体训练以审美的追求。认为人的举止不应随意，应恰如其分，不论是站是坐都应保持优雅的风度。身体训练既求身体之健，亦求身体之美。

军事训练是教育的一部分，接受军事训练是履行圣战义务所必需的，与异教徒土耳其人的战争需要掌握军事技能。应教会学生使用弓箭、拋投石器、使用长矛，还应使学生学会驾车、骑马和游泳。学生还应参加各种游戏如球类游戏，应使游戏成为学生每日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可有调剂之效，使学生对学习免生厌恶情绪。西尔维乌斯要求游戏应包含技巧的成分，不应是粗糙不堪的。西尔维乌斯认为人应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工作后的休息是继续工作的必要条件，并认为这是人类生活的一条法则，教师应对之予以特别的关注。

在饮食方面要遵循适度原则，否则暴饮暴食不仅会加重消化的负担，而且会有损于脑力活动。不可习惯性地过分放纵胃口，这样会带来疾病并导致体能衰退。追求吃喝等方面的感官享受是粗鄙不雅的，是与低等动物处于同一水平上的。吃喝只是生活的手段，不是生活的主要追求和最终目的。在饮食上应节制，不暴饮暴食，也不挑三拣四，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体质，使人充满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