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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智者的教育思想（第4页）

古代希腊人所说的修辞学，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关于语法和用词的修辞理论，而是指如何使用语言的技艺。它包括如何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发表演说和进行论辩的才能。和现代所说的“口才”“辩才”比较接近。

早在荷马时代，希腊人就将善于辞令、能说会道当作一种值得羡慕的能力加以赞扬。公元前8世纪城邦制度形成以后，在公民大会和议事会上发表演说，成为重要的政治活动。谁的口才好，便能制服政敌、取悦民心。以后，由于城邦间的纠纷，特别是在希波战争中城邦之间出于结盟的需要，各城邦出现了使者。使者们大多能言善辩，以语言为武器。有名望的智者差不多都担任过这样的使者。到公元前5世纪，民主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城邦间交往的增多，直接推动了修辞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的提高。修辞学日益成为一门重要的技艺和学问，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为适应社会对讲演、雄辩的广泛需要，为了使年青一代具有政治技艺和政治才能，智者把修辞学的教学作为一项基本的教育内容。修辞学的教育，是智者活动的重要内容。

在修辞学方面，最有建树和影响的智者是高尔吉亚。高尔吉亚的修辞理论，目前已无任何资料，但他的两篇修辞学范文《为帕拉墨得斯辩护》和《海伦颂》保存了下来。这两篇文章对于了解当时希腊修辞学教学的情况很有意义。在《海伦颂》中，高尔吉亚通过多方面的论证，从道德上为海伦的行为进行辩护，力图改变希腊人的传统偏见。但它的主要作用是表现语言、雄辩的力量。

高尔吉亚的另一篇修辞学范文《为帕拉墨得斯辩护》，则是为帕拉墨得斯写的辩护词。帕拉墨得斯原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统帅奥德赛诬陷他私通特洛伊国王，并将他处死。这是一件历史冤案。高尔吉亚以此为题，从法律角度考虑，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第一人称的口吻为帕拉墨得斯做了申辩。申辩一环紧接一环，环环相扣，生动有力，反映了当时希腊人在公民大会或法庭上典型的辩护方式。

2。文法

智者们在研究修辞学同时，也开始重视用各种文法规则来规范自己的语言。他们研究了写作中的语法问题及正确使用名称问题。

在文法方面最有建树的是普罗塔哥拉。他第一个提出应按照词所代表的事物的性质来规定词性，主张严格地将词性定为三种：阳性、阴性、中性。他主张采取严格的措施来纠正希腊文中的词性的惯用法。例如，他认为希腊字“愤怒”“斧”原系阴性，按其性质应改为阳性。阿里斯托芬在其《云》剧中，用戏剧的手法记录下普罗塔哥拉在矫正词性中做出的贡献，例如，希腊字“和面盆”的原字本是阴性，但这字的尾部是阳性的字母，因此，应把它的字尾改为阳性。

为了在演讲和辩论中正确、有效地使用语言，揭露对方用词不当的错误，智者们又深入研究了正确使用名称的问题，即“正名”。

“正名”是由普罗塔哥拉首创的，但成就最大、影响最大的是智者普罗狄科。在《普罗塔哥拉篇》中，普罗狄科说：“参加讨论的人应该是不偏不倚，却不应是‘同等的’，这二者是不同的。他们必须同样注意听，但不是给予同等的评价。对于比较聪明的人应给予较高的评价，反之则给予较低的评价，这就是不偏不倚。”“你们的讨论应该是争论而不是争吵，争论发生在朋友之间，心怀善意，而争吵是发生在不和与敌对的人们之间。采用这种方式，我们的会议必将取得巨大成功，你们这些发言人也将得到我们这些听众的很大的尊敬，是尊敬而不是恭维。因为尊敬发自于听者的心灵，是真的而不是假的，但恭维通常是恭维者所说的一种违背心意的话。如能这样，我们这些听众也将因此而能够得到极大的喜悦，但不是享乐。因为说一个人得到喜悦，是说他学到了一些东西，并能在他心中得到一种切实的理解；而说他是享受的，则是说他吃了某些东西或是他得到了其他身体上的享乐。”[59]

3。论辩术

智者们所教的论辩术，就是对某些具体观点加以论证，提出正面理由和反面理由来辩难，使弱的论证变为强有力的论证。在智者以前，希腊哲学家通常只注意揭示认识对象中所包含的矛盾，而智者则进一步探索人的思维本身以及表达思维的语言中的矛盾。这对人的思维和语言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辩的盛行，在古希腊由来已久。但由于长时间内希腊并没有形式逻辑，人们不懂得矛盾关系中两个判断既不能同时肯定，也不能同时否定。智者们从感觉论和相对主义出发，认为知识就是感觉、看法、见解。一件事情，你说对的，我可以说错的；你说好，我说不好；你说美德是不能传授的，我说是可以传授的。两个命题是对立的，在他们看来却并不矛盾，二者可以同真，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真假关系。相反的两个命题都是真的，然而，它们并不是等值的，其中有一个好一个不好，或者说一个强些另一个弱些，论辩的取胜关键在于能不能建立起比论敌更强有力的说服命题，或者说使不利命题的有利观点突出出来，将不利观点掩盖下去。这种以个人愿望、有用、有利为原则的论辩术，也可以被人用来为任何不正当的行为辩护，可以为恶行找到理由。一切东西只要符合自己的愿望就是真的，这显然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性。有无道理，不在于是否与事实相符合，也不在于是否经得起群众的检验，而在于雄辩的力量，在于语言和修辞的力量，这也是后来智者成为诡辩者，遭人反感的主要原因，也是智者运动衰落的根本原因。

4。自然科学

智者的教学科目还包括自然科学。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反映了智者研究并教授自然科学的情况。智者观察天象，“观察月亮的循环轨道”，用空气、云的运动来说明下雨、打雷、闪电的原因。

智者中教授自然科学最为有名的是希庇阿。《普罗塔哥拉篇》中说他曾回答了一些关于物理学和天文学的问题。普洛克罗在其《欧几里得几何学注疏》中说，希庇阿发明了一种曲线规，能用来解答三等分一个角的问题和等于圆的正方形的问题，向高等几何作图迈出了第一步。

此外，智者们还在音乐方面加以施教。《云》记述了他们教人学习“音量”“音律”，教人“三步音”“四步音”的诗行。他们认为音律“能使人在交际场中显得风雅”，还能够使人知道什么是“战舞节奏”，什么是长短节奏，等等。

（五）智者的教学形式

智者们摆脱了早期哲学家只在狭小范围内传授本派哲学，批评别家思想的做法，他们既在本地施教，也将学生带到雅典求学，有的还四处讲学，发表演说。普罗塔哥拉曾往返于阿布德拉、雅典、西西里等地讲学、演说；高尔吉亚则从西西里到雅典，又到帖撒利、玻俄提亚等处活动。高尔吉亚和希庇阿等人还常在奥林匹亚赛会上穿上节日紫袍，发表自己最新著作并回答各种问题。他们对学生有时只做一次或几次讲座，有时则进行长期系统的教学。他们既有事先准备的书面发言，又有临时即席讲话。他们的讲授方式也很灵活，有个别传授、集体讨论、允许随意提问等方式。《普罗塔哥拉篇》讲到三位智者的不同方式：体弱多病的普罗狄科穿着睡衣，披着羊皮袄躺在**，周围坐着聚精会神听讲的青年；走廊对面坐着希庇阿，学生将他团团围住，聆听他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普罗塔哥拉则在走廊上边走边讲，听众们分列两行，并有秩序地跟着普罗塔哥拉来回走动。这体现了智者们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

四、智者运动的历史贡献

在历史上，由于智者们大多收费授徒，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指责。由于黑格尔的影响，人们才开始较为客观地评价智者的历史贡献。其实，智者并不是柏拉图等人所批评的那样是貌似有智慧，而是确实有智慧。智者是那种将自己的智慧用作达到实用目的手段，教人学会在民主政治中获取胜利的人。这与以往以智慧为追求目标的哲学家大不相同。智者并不注重传授具体的知识，而是把自己拥有的智慧如修辞学、论辩术传授给学生，着重培养学生演说、论辩的实际能力，而不是让学生去寻求真理。这种思想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追求绝对真理的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思想观念的不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对智者们横加指责。

就智者未看到事物本质而言，柏拉图等人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若完全否认智者的智慧，否认智者观点的正确性一面，则是错误的。在当时，智者教人以实用知识，是一大进步，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此外，大多数智者是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开始授徒讲学的。如果没有大智大慧，智者，尤其是早期智者是不可能来到外邦授徒讲学的，别人也不会愿意向他们学习、求教的。从希腊文化史的角度看，许多新知识领域最初是由智者开始探讨的。与此相关的是，智者们常被指责狂妄自大，原因是他们自诩能够教人智慧。事实上，智者们以教学为专门职业，教给人们水平更高的修辞学、演说和论辩的技巧，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少数人具有的智慧。而智者们之所以受到责难，主要是长期以来希腊人一直认为神最有智慧，只有神才能教导人、指导人，给人以智慧。从历史的观点看，恰恰是在这方面，智者真正适应了当时在雅典出现的新的思想观念变革的趋势。

智者收费也是当时为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这一点同样反映了希腊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在传统上，希腊人的教师是游吟诗人，他们的教育面向公众，并且是不收费的。到公元前5世纪，由于雅典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财富观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凭借自己的手艺、智慧获得钱财，在当时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而且由于智者大多来自外邦，并无其他谋生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谋生，应当说是很自然的。因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的指责，事实上也有强人所难之嫌。

对于智者收费问题，伊索克拉底曾做过申辩。伊索克拉底年轻时曾是智者高尔吉亚、普罗狄科的学生，后来又跟随苏格拉底。他说，许多智者教人修辞、演说、诉讼，以及天文、几何知识，他们不是像有人想的那样危害城邦、获取钱财，而是教有益于城邦、有益于学生的知识。伊索克拉底指出，虽然有些智者过于好辩和过于追求金钱，但大部分智者认为对他们最好的报酬是看到自己的学生变得更聪明、更值得尊敬。虽然收费授徒，但没有一个智者积聚了大量金钱。通常认为高尔吉亚很富有，其实他是因为没有固定场所，无须承担公共福利费用，再加上他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因而显得富裕一些。即使这样，他去世时，也只留下很少的钱。伊索克拉底的申辩旨在说明，智者收费是正常的，他们并没有如柏拉图所指责的那样积累了大量的金钱，也不是将智慧当作商品出售，获得高额报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反对智者以智慧换取报酬是一种保守思想的体现，他们难以接受这种新事物的出现。

智者运动在历史上有着多方面的贡献。从哲学上看，智者运动标志着古希腊旧的自然哲学的终结，哲学从对外在的自然现象的研究转向了对人本身的探索，开始着重探讨有关公民的现实生活的种种问题。哲学由此突破了以往学派的圈子，走向公众，成为公众的事务，成为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思想活动。

在政治上，智者适应了奴隶主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以前三艺（文法、修辞学和辩证法）教导青年，培养他们雄辩的才能与政治知识，这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教育上，智者是最早的职业教师。由于他们是以收费而不是以门第为标准授徒，因而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从而促进了希腊社会的流动。他们把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和政治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更新和扩展了希腊的教学内容，确立了新的教育方式。所有这些，都为希腊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智者们研究社会起源和社会现象时，持有感觉主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态度，破坏了追求确定知识的哲学思辨，也就没有比较稳定的教育思想，这对哲学、教育的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同时，他们在对传统哲学、教育进行批判时，又太重修辞、论辩，以致后期智者把“人是万物的尺度”变成了为所欲为的借口，使得智者成为以诡辩术来骗取钱财的人，这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败坏负有部分责任。智者运动的不足中又蕴含了很大的能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正是看到了他们的缺陷才认识到自己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因此可以说，智者学说在希腊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