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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康帕内拉的教育思想（第1页）

第一节康帕内拉的教育思想

托马斯·康帕内拉（Tommasoella，1568—1639）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的思想家和爱国者，同时又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代表；康帕内拉的名著《太阳城》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以和莫尔的《乌托邦》相提并论，并在17～18世纪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太阳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组成部分的教育思想同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生平活动和著作

康帕内拉（原名为吉奥凡·伦米尼哥·康帕内拉，出家为僧后改为此名字），1568年9月5日出生于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区斯提罗城附近斯坚亚诺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是鞋匠。他的家乡当时正处在西班牙入侵者的残暴统治下，劳动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悲惨。康帕内拉身历其境，从小就憎恨侵略者，并燃起了爱国主义的火焰。

康帕内拉自小就显示出惊人的记忆力和不平凡的才能。15岁进入修道院，当了僧侣。在修道院的七八年时间里，他广泛地阅读了古希腊的各种名著、中世纪经院主义哲学以及当时的著作，从而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成为一个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人。为了受完教育，康帕内拉被派到圣·吉奥吉阿去。在那里，发生了一件成为他生活中转折点的事件。科森察的圣芳济派僧侣挑起一场教义辩论，年轻的康帕内拉被临时派去参加，但他却出色地反驳了他的敌手。辩论的成功引起康帕内拉思想上很大的变化，他开始对那些统治修道院的中世纪权威表示不满，并对中世纪注释家间接介绍的亚里士多德及其学说产生怀疑。

1591年，他发表了《感官哲学》（PhilosophiaSea）一书，批判经院哲学。1591—1597年，康帕内拉因批判经院哲学，提倡经验认识，号召研究自然，发表反对教会束缚和压迫的言论而几次遭宗教裁判所逮捕，被判为严重的异教嫌疑分子，几次坐牢又几次释放。1597年，康帕内拉借口因流浪生活而患病和疲劳，回到故乡斯提罗城。他回到家乡之后，目睹祖国土地被西班牙人**，人民遭受灾难，于是产生了打击侵略者、解放祖国的思想。他向群众宣传反对西班牙统治、统一意大利的思想，并组织和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因叛徒告密，在起义前几天，即1599年9月6日被西班牙统治者逮捕，囚禁在那不勒斯的努奥沃城堡监狱。

由于康帕内拉拒不向西班牙统治者和反动的宗教势力屈服，他被西班牙统治者关押了28年，直到1626年。在狱中，康帕内拉遭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刑讯逼供。康帕内拉曾在他的诗篇和《太阳城》里谈过有关情况。他说：“有一位他们最敬仰的哲学家，尽管受敌人最残酷的刑讯达40小时之久，但由于始终坚持沉默而没有说出敌人要他承认的半个字，所以，那些从远方慢慢地起作用的星辰，并不能迫使我们违反我们的决定。”[1]康帕内拉终于以他坚强的意志顶住了西班牙当局的残酷刑法，并巧妙地运用了斗争策略和智慧阻挠了法庭对他的死刑判决。同时，他以惊人的毅力在牢狱中坚持著述。康帕内拉在写《太阳城》时，因受“维里亚”的刑讯而造成的青紫肿胀的僵直的胳膊和手指不能动笔，就忍着疼痛，叫他的弟弟搓揉他的胳膊和手指，他终于能强使手指拿住笔杆写起来了，但每写一个字都要付出超人的努力。就这样，想着为解放劳苦群众而设计社会方案，他顽强地写着《太阳城》。大约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到1602年年初（一说1601年），康帕内拉终于用意大利文写成了《太阳城》。这是用对话体写成的一部重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也是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著作。康帕内拉用那一双遭到迫害而致残的手，在狱吏严密监视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偷偷写成的《太阳城》，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作出巨大的贡献，强烈地激励着后人为之继续探索和奋斗。《太阳城》脱稿后很快就有手抄本流传。为了使《太阳城》能在国外出版，1613年，他亲自把它译成拉丁文，1623年在法兰克福出版，后来此书被译成多种文字。

康帕内拉一生先后坐过50处监狱，受过7次严刑拷打，一共在世俗监狱和宗教裁判所坐了33年牢。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说出敌人要他承认的半个字。他用无与伦比的坚强意志和丰富的知识、巧妙的方法与敌人进行斗争。康帕内拉本是坚持唯物主义观点，敌视宗教的，但为了迷惑敌人，他有时也在著作中赞扬天主教和教皇宫廷；他虽然仇视西班牙统治者，也完全知道西班牙君主制度才是最反动的势力，但他好像又是君主制度的热心的拥护者。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跟凶恶的敌人斗争的一种机智，借以迷惑敌人，使敌人丧失警惕性，同时，可以利用谎言把真理告诉人们。正因为这样，在他的著作中，存在着不少矛盾的观点。一些不了解他的处境的人认为他是“伪善者”，这是不公正的。正因为他采取了巧妙机智的斗争手法，他才可能在非人的环境里刻苦钻研，并秘密写出大量著作。他的著作除《太阳城》外，主要还有《感官哲学》《论物的意义》《伟大的结论》《形而上学》《辩证法》《唯理论哲学》《哲学复兴的先驱》《实在哲学》《论最好的国家》等。他还写过不少诗，汇编为诗集。

1634年，由于有人向西班牙当局控告他又在密谋反对西班牙，他被迫逃往法国巴黎。在巴黎，他着手收集、整理自己的著作，准备出版全集。但全集只出了前几卷，他便于1639年5月21日逝世。

二、哲学观

康帕内拉坚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但其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并不彻底。16世纪，意大利唯物主义哲学家特列佐（B。Telesio，又译特勒肖，16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最有煽动性、影响最大的敌手之一）对康帕内拉的哲学观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读了特列佐的《依照物体自身的原则论物体的本性》之后，康帕内拉接受了这样的唯物主义观点：直接研究自然界的“活法典”是认识外在世界的源泉。他肯定地说，要靠感觉经验和感觉来认识世界。他的《感官哲学》的问世就是为了维护特列佐的思想，并说谁“再站出来反对特列佐，他就再写本书加以反驳”[2]。同时，他发展了特列佐的原理：“宇宙是把无穷的智慧纳入自己固有的思维哲学的一本书。”以此批判了亚里士多德主义，批判了经院哲学，认为对自然的解释应以经验的揭示为依据，而不应当以过去的权威人士的先验为推断的依据，斥责那些把精神锁在这种“活天书”坏抄本上的人。

康帕内拉的唯物主义哲学又是不彻底的，他的哲学实则对经院哲学持否定态度，又是感性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同基督教神秘主义、占星术和中世纪犹太神秘哲学的传统的统合。因此，他还具有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和泛神论思想。他认为，精神的自我认识，人们对包括“微观世界”（小宇宙）的自己的实质的研究，是洞察宇宙奥秘的途径。他甚至认为：“一切世界知识的根源都在于人的自我认识。”[3]曾在笛卡儿之前就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认识基本原理，以为感情在传达事物的形式时令人受迷惑，故为了使人不做感情的俘虏，人们获得了使他们超越尘世的理智。

康帕内拉认为，宇宙和它的各个部分都是有灵性的。一切都生存着，一切组成了生命的统一体，宇宙是具有一切存在特性（威力、智慧和爱）的有生命的东西。存在的本原是神。但康帕内拉所理解的神和基督教中的上帝不同，他的这种泛神论实则是自然神论的倾向。神就是一切，自然界是神“雕塑的形象”或神的流出体。有时，康帕内拉干脆把神和自然界等量齐观。神领导着世界，太阳对地上的生物实现了神的意志。他说：“宗教是与贯穿着认识、意志和爱的神结合起来的统一体。宗教不是捏造出来的，它是自然的规律。”[4]可见，康帕内拉的宗教思想也接近“自然宗教”的思想，他所承认和理解的“神的启示”既指教会教义，又包括“自然”本源。

康帕内拉的哲学是先进和落后的思想结合起来的哲学。就他所处的时代来说，他的某些思想是先进的，因为这些思想符合在封建制度内逐渐成熟的新社会制度和非宗教的、合理的新的世界观；另外，他也有落后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并没有根除陈腐的、宗教的和神秘主义的世界观传统，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由教会来统治国家的思想，即由作为教会首脑的教皇来统治世界君主制度的思想。然而，不管怎么样，《太阳城》能长时期地保持它的意义，因为其中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的设计和对人类正义目标的向往，也正是千百年来人类苦苦追寻的彼岸。

三、对封建制度和私有制罪恶的批判

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一书中，对当时的封建制度和私有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到处都是抢劫、杀人、暴行、**，以及懒惰、狂暴、撒谎，还有贫富的严重对立。贫穷的人民由于过度劳动而损坏了身体，缩短了寿命。而那些富人显贵，却因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骄奢**逸败坏了社会。他说：

这些人由于逐日从事力所不及的不间断的工作而精疲力竭，或濒于死亡。至于其余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却因无所事事、悭吝、疾病、**佚**、高利盘剥等等在危害着自己。那些在贫困的压迫下不幸沦为奴仆的多数人也被他们所败坏，沾染上他们主人的各种恶习。[5]

因此，康帕内拉认为，贫富对立是当时社会制度的主要缺陷和巨大灾难。他在《太阳城》中写道：“极端贫困使人们卑贱、狡猾、圆滑、盗窃、阴险、无权、虚伪和作假等等；财富则使人们傲慢、自负、无知、背信。”[6]“贫与富是国家制度的主要缺点。”[7]

在对待自私和利己主义的看法上，康帕内拉用唯物主义哲学观揭露了利己主义的本质，批驳了自私是人的本性的思想观念，认为私有制才是利己主义和万恶之源。这是因为在私有制制度里，一切都受着自私自利的思想支配，从而产生诡辩、伪善和残暴行为。他说：“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的住房、自己的妻子和儿女，自利自私就是由此产生的。”“因为人们都想使自己的儿子得到很多财富和光荣地位，都想把大批的遗产留给自己的后代；我们当中的每个人为了想成为富人或显贵，总是不顾一切地掠夺国家的财产；而在他还没有势力和财产的时候，还没有成为显贵的时候，都是吝啬鬼、叛徒和伪君子”。[8]可见，康帕内拉认为一切人类之恶皆由私有制而起。由于人们在私有制基础上萌生的私有观念，人们总是渴望拥有财富，并以此侵犯别的权利，从而使社会出现不平等、物欲横流、道义沦丧等种种罪恶。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康帕内拉第一次把私己主义和私有制联系起来，看到了人类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的关系，把私有制看作私己主义泛滥的根源，从而有力地抨击私有制和私己主义，把握了私有观念存在的实质和来源，对后来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康帕内拉对当时封建社会的统治深恶痛绝，并入木三分地加以剖析和批判。他指出意大利统治阶级的肮脏和虚伪的本质，认为掌握国家统治权的国王、贤者功臣、显贵、圣者其实都不学无术，名不副实，是一群恶人，他们之所以能窃据国家高位，“只是因为他们出身于统治阶级，或者他们是由统治集团中选出来的而已”[9]。这些人本性专横残忍，他们仗势愚弄劳动者，欺压老百姓。他们是伪君子，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过着“一种毫无意义的、装饰门面的生活，因为实际上既不存在国王、贤者，也不存在苦行者和圣者”[10]。因此，这个世界不是最好的世界，现存制度是不好的制度，而恰恰是一种倒错的社会。因为它“并没有根据真正的最高目的来行动；应受尊敬的人受着痛苦，得不到人们的重视，而且受恶人的统治”[11]。那些不劳而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却高高在上。这个社会“鄙视工匠，反而尊崇那些不懂任何手艺，游手好闲，役使大批奴仆过寄生和腐化生活的人”[12]。这样的上下颠倒、黑白不分的罪恶社会，其实质就是“一所培养罪恶的学校，培养出那样多的懒汉和恶棍”[13]。

康帕内拉还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整个封建制度，他说：“极端的腐败现象已经笼罩整个世界。”[14]他指出封建制度是罪恶的制度，是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他告诉人们：“现代世界各国都陷入灾难中。”[15]世界大转变时期已经来临，“黄金时代”快要到来。他指出，只有在全世界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贫与富的差别和对立，一切恶习才会消亡，一切善的美德才会蔚然成风。

四、《太阳城》中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在猛烈地抨击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后，康帕内拉在他的《太阳城》中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方案。16～18世纪的一切乌托邦主义者几乎都受古希腊、古罗马和早期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前者是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和关于黄金时代的传说，后者是基督教公社的“共产主义”。康帕内拉在设计他的共产主义社会方案时，也无一例外地受到上述两方面传统的影响。在《太阳城》中，康帕内拉常常把柏拉图看成自己的先驱者来引用他的话。有人就认为此书乃“立足于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基础之上”[16]。他肯定地说，柏拉图所描述的国家，如果人们都无罪过，是可以很好地存在的，只是人们造孽的本性阻碍了它的存在。他专谈婚姻关系的那一部分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受柏拉图的影响很深。他说：“柏拉图认为配偶的结合应该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以便使那些得不到漂亮妻子的人，不会因嫉妒和愤怒而反抗政府。”[17]我们还可以看到早期基督教作家，即所谓“教会之父”对康帕内拉的影响。《太阳城》中引用了克里门特、德尔图良（Q。S。F。Tertullianus）、奥古斯丁等人所说的话。他不仅把“教会之父”，而且也把稍后的中世纪神学者（直至托马斯·阿奎那（T。Aquinas））崇拜为公社原则的捍卫者。他深信早期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也深信公有制不仅符合理智，而且也符合神的启示和耶稣的教训。他肯定地说，耶稣的使徒们使我们重新获得天赋人权。

另外，还可以看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还深受莫尔的《乌托邦》和杜里（J。Dury）著作的影响。然而，康帕内拉绝没有照抄前人和他人的主张，而是独创地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意见。

在《太阳城》中，作者规定了十分明确的共产主义原则，即取消私有财产，大家从事义务劳动，由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对公民进行劳动教育——这就是康帕内拉社会思想的总体。正是这些思想使《太阳城》超凡脱俗，使它能拥有很多的读者和景仰者。太阳城的经济、政治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一）取消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

在太阳城，一切财富和产品，从土地、房屋到日常生活用品皆为公有。康帕内拉说：“太阳城的居民却在一切公有的基础上采用这种制度。一切产品和财富都由公职人员来进行分配……谁也不会把任何东西攫为己有。”[18]太阳城的人甚至反对有“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观念，主张“生育后代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问题”。[19]他们藐视私有财产，也根除了贫富的根本对立。于是，“公社制度使大家都成为富人，同时又都是穷人。他们是富人，因为大家共同占有一切；他们都是穷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因此，不是他们为一切东西服务，而是一切东西为他们服务”[20]。

所以，太阳城的全体公民都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对祖国是那样难以想象的热爱。”这种热爱，实则是对公有制的向往和对私有制的厌恶。

由于实行公有制，在《太阳城》，康帕内拉继莫尔之后，还进一步表述了由国家、社会组织管理整个社会经济的思想。从生产、分配、消费到外贸，都是有计划地进行的。由此看出，康帕内拉已经预见到未来理想社会国家职能的变化，从阶级专政的工具、镇压的机器变为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机构。

（二）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