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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论教育（第2页）

（一）论善的本质

与强调实践和人生实用的哲学思想相联系，培根认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要给人们提供应该遵行的规范和准则，更要提供如何控制自己的意志和情欲以达到符合这些规范、规则的途径。因此，伦理学不仅要研究善及其本源，还应为人们描述善的楷模，为人们提供行为的规范；也应研究如何培植善，亦即向人们指明达到善的途径。培根批评从事伦理学著述的人“只作出一些良好的规范，美丽的样本，把善行、德行、责任、幸福等等的草本同图样指给人看；并且把它们解释成人类意志同欲望的真正目的。但是要说到如何达到这些美满的目的，如何可以支使人的意志、降服人的意志，以求合乎真道、以求适应这些企图，他们是完全不提的，纵然提到，亦是粗疏忽略，不能有助于人的”[77]。培根强调伦理学应“能指导人生行为”，应能告诉人们处理日常事务的良善方法。

培根认为，所谓“善”就是利人、爱人的意思，和宗教道德所讲的“仁爱”是相通的、一致的。后来，他进一步拓宽了“善”的观念的内涵，而把一切事物的源于自然属性的自爱也包括进去了。他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自爱”的。由于自爱而产生了三种欲望，进而也相应地产生了三种善，即由促进和发展自身的欲望，就产生个人积极的善；由保存维持自身的欲望，则产生个人消极的善；而为了保存和维持一个普遍的、体现和包括了人类天性的全部形式的欲望，则产生社会的善。

在关于个人的善方面，培根把维持生命的食、色等视为消极的善，而把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求得才能和事业上的发展与进步，视为积极的善。培根反对禁欲主义，认为它违反人性；但他不主张恣情纵欲，并认为积极的善要优于消极的善。在培根看来，各种生物皆有两重天性，一种是要保持自身、维系自身，另一种是要扩展自身、繁殖自身。后一种天性比前一种天性更为有价值。因为“一切生物的快乐，在生殖方面，亦比在求食方面，强烈的多”。“即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心理亦都很强烈，都愿意达到心中的希望，而不愿安于肉欲的享受；我们如果再想到人生的无常，幸运的变化，则更能感到积极的善优越实多。”“由此看来，我们只应当希望一些可以垂之永久，不受时间影响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正是自己的行为和工作。”[78]培根认为，将个人的善与社会的善相比，后者是更高层次的、更伟大和更有价值的善。在培根看来，个人的善与社会的善一般是可以相一致的，但有时也会发生矛盾。因为扩张自身的善，其目的往往在于自己的权利和光荣，在于提高自己的荣誉和地位，因而它与社会的善也常发生矛盾，甚至远离社会的善。

培根的伦理观是以他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其哲学依据的。他把道德问题置于现实社会中加以考察，反映了那个时代道德观念进一步世俗化的趋势，并为日后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伦理道德观念奠定了基础。

（二）论善的培植

在培植善亦即道德教育的方法或途径方面，培根着重阐述了培养良好的习惯、掌握真理和确立善的人生目标这三个方面的巨大作用。

第一，培根认为对习惯加以很好的指导和训练，是培养良好德行的一条重要途径。培根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所确立的事物是不能借习惯加以改变的观点，而认为其论断只适用于自然完全独断的事物里，而在自然允许的事物里则是不适用的。培根举例说：“一副狭窄的手套，用得久了，亦可以上下自如；一条竿子，用得久了，亦可以比它长就的样子，变得弯曲些；我们常用高声说话，可以说得洪亮些；常常忍受寒热，亦可以变得耐心一点。此外还有许多例子，亦是举不胜举的。”[79]培根进一步讨论了教人以养成习惯的方法，认为关于心理练习的途径，前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聪明的“教条”。培根总结了以下几条：①我们的调子不可以太高或太低。“如果太高了，则在犹疑成性的人，固然会遭沮丧，而在自信过强的人，又会浮躁用事，因轻生懒；而且在一般人，亦都会期望太过，结局终于不能满足。如果调子太低了，则你亦不能希望人们成功任何大事，胜任任何大事。”[80]②要在两个不同的时期来练习各种事情。一是在心理最爱工作的时候，二是在心理最恶工作的时候。培根认为，用前一种方法你可以得到很大的进步；而用后一种方法，你可以战胜心理的阻力和困难，使你在中间状况时，感觉到畅快容易。③如果我们照着天性相反的一个极端来行事，就如逆流而驶，或者背着竿子屈曲的方向，强迫它归于正直一样。④如果你的企图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则比较容易改良自己的心理，并觉得清快自如，乐意有加。因为人心是天然憎恶那种毁灭自由的“必然”和“约束”的。“总而言之，我们的习惯若有适当的指导，诚然可以变成第二天性；但是如果只受机遇的控制，则势必变成仿效自然的猿猴，而产生出许多支离虚伪的现象。”[81]

第二，培根将知与德密切联系起来，认为善德来自真理。在培根看来，通过学习掌握真理，这是达到善行的重要途径。他认为，一切善德都来自真理，而一切恶行则都来自谬误。他指出：“真理同善的区别，就如印章同印纹的区别一样，因为真理能够印出善德，而谬误却正如乌云给人降下**和纷扰的暴风雨。”[82]培根坚信，知识学问对于人心的一切弊病的治疗都有帮助。它可以打开心灵的阻碍，帮助领悟，增加心灵的欲望，愈合心灵的伤痕。一句话，知识学问可以使人不会停滞在已有的缺憾里，而会使之不断地改良和完善。与此相反，没有知识学问则会使人轻佻、犷悍、傲慢不知考察，反省自身，不会感到自己每天的进步而快乐。

第三，培根强调德育的最简明、最有效而又最高尚的方法是使人献身于良善的目标。他说：“我们如果能假定两件事，假定人不但志在忠实良善的目的，而且能一往不懈，忠实于这个目的，那么结果他一定会立刻使他自己就范于一切德性。这种工夫，正好像自然的工作；至于其余的途径，正好像人为的工作。”[83]在培根看来，所谓“人工”，就如一个雕刻塑像的人，用力到什么部分，就造成了那个部分。在雕刻脸的时候，将来做身的地方，在动手以前，仍不过是一块粗糙的石头。但是所谓“自然”则不同，它在创造一个生物的时候，同时就把一切部分的雏形造就。“因此，人们要只以习惯来获得德性，则虽实行节欲，克制刚毅，终究亦无甚补益；但是他如果能献身于良善的鹄的，你看，他在追求寻获那些目的的时候，需要什么德性，他就能先立乎其大，以使自己从容不迫地拍合于那些德性。”[84]那么，究竟什么是“良善的目标”呢？培根认为是“仁慈”。在他看来，虽然别的优点亦可以助进人性，但是他们却是容易流于过度的地步的。“只有仁慈，是不会过度的。”[85]培根认为它是“神圣的基督教在人的灵魂上所印入的”，它是“众善的锁链”，“可以融合众德，统摄诸善的”。由此可见，培根在以人性取代神性方面已前进了一大步，但仍保留了浓厚的宗教道德的痕迹。

四、论体育与养生

培根重视人的健康。在他看来，所谓“健康”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即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应是指那些最能忍受变故和困苦的身体而言的；心理健康则指那些能抵挡住极端**和纷扰的心理而言的。否则，一生不做任何事情，专来保持自己的健康，像这样的人，其健康是不值得祝贺的。培根实际上指明了获得健康的目的是积极进取地生活。因此，那种冲破障碍和排除纷扰的生活才是值得称道的。

对于养生之道，培根亦有研究。在他看来，“养生之道，非医学的规律所能尽。一个人自己的观察，他对于何者有益、何者有害于自己的知识，乃是最好的保健药物”[86]。

第一，在吃饭、睡觉和运动的时候，心中坦然，精神愉快，乃是长寿的秘诀之一。心中的情感及思想，应避免嫉妒、焦虑、愤怒、悲哀和放纵。涉及对人们健康有益的事情，应当长存着的是愉快，而非狂欢；应变换不同的乐事，而非过餍的乐事；应保持好奇与仰慕，以保持新鲜的情绪；应努力以光辉灿烂的事物充满人心的学问，例如，历史、寓言和自然研究等。

第二，培根反对过分依赖药物，而代之以食疗和活动。他指出，如果一个人在健康的时候完全摈弃医药，则在生病时会感到医药对于自己的身体过于生疏不习惯。但另一个极端，即平日过于惯用医药，则疾病来时，医药将不生奇效。在培根看来，与其常服药饵，不如按季节变更食物，除非服药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因为那些不同的食物是可以变更体气而不扰乱它的。此外，培根认为，对于身体上任何新的症候都不可小视，需要向人求教。在病中，主要的是注意健康，在健康的时候，主要的是注意活动。因为那平日使自己的身体习于劳动的人在大多数不很厉害的疾病中只要调节饮食、多调养，就可以了。

第三，培根认为：“教人养生长寿之道，重要的一端就是一个人应当把各种相反的习惯都变换着练习练习。”[87]但应注意方式方法。例如，禁食和饱食都应当练习，但是宁可稍重饱食；警醒与睡眠都应当练习，但是宁可偏重睡眠；安坐与运动都应当练习，但是宁可着重运动，等等。在饮食的重要部分上不可骤然变更，以便配合得宜。“因为在自然的事体和国家的事务上都有一种秘诀，就是变一事不如变多事安全。”[88]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一个人平日饮食、睡眠、运动、衣服等习惯自省一下，把其中有害的习惯试行逐渐戒绝。但一个人若由于这种变更而感觉不适时，就应当回到原来的习惯。因为把一般认为有益卫生的习惯和于个人有益、于自己的身体适合的习惯分别开来是不容易的。

五、对大学教育的若干意见

在《论学术的进展》第二卷中，培根考察了历代统治者推进学问、培植学问所采取的方法和步骤，认为“推进学术的工作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建筑学术的处所，一种是印行学术的书籍，一种是提高学者的待遇”[89]。①关于培植学问的处所，可分为四项工作，一是建筑屋宇，二是给予经费，三是享受特权，四是厘定章程。“四者都意在使人安享寂静闲逸的生活，免除世虑烦嚣的纷扰。”[90]②关于学术的媒介即书籍，应有两件工作，其一，建立图书馆，以保存贮藏各种书籍；其二，要印行古书，不但要有正确的印本、更信实的翻译，而且还要有更清晰的解说、更详细的注释。③关于学者的待遇方面，除了普遍的升擢奖励而外，还需做两种重要的工作，一是奖励或任命那些能讲授已经发明、已经通行的科学的人，二是奖励和任命能论说尚未精到的学问的人。在这里，培根实际上是较系统地提出了学术发展的外在条件。他极力主张提高大学教授的地位，首先是经济地位。在他看来，许多地方，不论在学术方面或职业方面，对于教授们的薪金报酬规定得太低微，“因为要想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专事暂时的实用，讲授的人们，一定要天才卓越，能力出众，才能使科学有所发明，有所进展。但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才智之士一定要有安逸的生活状况，丰厚的生活费用，才能竭其精力，尽其一生，专心从事学术的探讨，学术的培植；所以他们的薪俸，必须要抵得住普通职业操作的人们所得的平均报酬”[91]。培根把提高教授经济待遇看作使各种科学得以繁荣的重要条件。

培根又从大学内部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若干意见。

第一，应处理好专业知识和基础知识的关系。培根虽然主张学以致用，但并非目光短浅。他批评当时欧洲人把许多学术机关都专心着意用来培植职业人才，而不用以研究一般的艺术和科学。培根主张重视哲学和基础学科的研究，认为其他职业都要取材于哲学，否则会阻碍学问的进步。因此，“要是把建筑同学款专用于准备职业的学问上，那不但对于科学的进步，发生一种不吉的征兆同影响，而且对于国家同政府亦是很不利的。因为，教育机关要是不能容纳高等的文艺，要是不能让各人按上自己的性之所长，或研究历史，或研究近代语言，或研究政治学说，或研究其他有关国务的学说，君主们在政治方面，一定会感受到人才的缺乏的”[92]。

第二，培根认为，要想对于各种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医学进行有效果的研究，则不仅需要书籍，还需要实验设备，如浑天仪、观象仪和地图等工具。他指出：“概括地说来，要想发现自然的秘密，只有筹拨巨款，实地试验，才能有极大的进步。”在他看来，无论是化学、物理或其他科学，“离了实验，都是不成功的”[93]。

第三，培根主张对大学的制度和章程进行改良。培根认为，一个国家的学术的进展是靠着大学的条规和制度的，但在他看来，当时大学的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即“一般管理大学的人们，不勤于考求，一般君主们或名人们，忽略于巡视；他们都懒于甄别研究从古相传的读法课程以及关于学问的其他习惯规划得是否完美，是否合时，是否需要改良，需要修正”。他指出：“现代大学中的惯例同条规，大部分既然都是从古传来的，所以都应当重新受一次考验。”[94]例如，有一种错误就表现在一般大学生身上：不到成熟时期，就躐等地来学习论理和修辞学。培根认为，这种学问只宜于毕业生，而不宜于儿童和初学者。因为这些学科只是教人如何铺陈材料、如何排列内容。所以，当学生的心理仍处在空虚无物的时候，只能堕落成儿童的诡辩和可笑的做作。培根对大学中那种把机警和记忆分开的辩论竞赛不以为然，认为那种做法或则事先准备，无须机警，或则立时登台，不事记忆，所以不能有完善的效果。因为在人生实际行动中，单凭事先预想，或专恃临机应付，都是不中用的；必须一面才具敏捷，一面记忆准确，成竹在胸，然后交互为用，接近于实际的人生；否则所谓练习，只是颠倒心理的功能，不堪发展智慧的作用。

第四，培根主张学术研究不应有国别之分，而应实现跨国交流。他认为，既然许多团体和社会能不分国别地互定条约、互存友谊、互通信息，甚至还可以有属员、有领袖，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学问上、智识之光上，本着一脉相传的宗旨，互定友好呢？

第五，培根指出，那些尚未精确、尚未完善的知识，政府一向没有指定专家来进行研究。因此，人们最好是预先细心考察一下，学问的哪些部分已经完成，哪些部分尚告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