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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论教育（第1页）

第五节论教育

培根并未留下论述教育问题的专著，但他对于复兴科学的热情以及对人类伦理问题的关注，必然导向对教育的重视。在培根诸多的作品中，论及天性、习惯与教育的关系问题、道德教育问题以及知识的传授等，从中反映了他的教育观点。

一、论天性、习惯与教育

培根在《培根论说文集》中的《论人的天性》《论习惯与教育》和《论学术的进展》等作品中都论及人的天性与教育等关系问题。

何谓“天性”？培根认为，那是一种“天然的倾向”，即指人的天然特质和心理的性癖。在这个方面，培根深受当时流行的星相学的影响。他相信人的爱恬静、爱活动、爱胜利，或是爱尊容、爱享乐、爱艺术和爱变化等，都与人们的星座相关。在培根看来，天性有善亦有恶。在有些人的本性之中，有一种向善的心理趋向，则另一些人则有一种“天生的恶性”，其天性不关心他人的福利。培根热情地赞美“性善”是“一切德性及精神的品格中最伟大的”，因为它是上帝的特性，缺乏这种德性，“人就成为一种忙忙碌碌的，为害的，卑贱不堪的东西。比一种虫豸好不了许多”。[57]他相信，“向善的倾向是在人性中印得很深的；怎样深法？就是如果这种倾向不发向人类，也要及于别的生物的”[58]。而那些性恶者，即所谓“恨世者”，则是靠别人的灾难而繁荣的，并且是落井下石的，“这样的心性正是人性的溃疡，然而他们却正是造大政客的材料；他们就如同曲木一样，造船最好，船是无疑要颠簸的，但是这种木材却不适于造房屋，房屋是要站得牢的”[59]3。

培根把天性和命运看成“人的能力以外”的东西。除人的天然特质和心理的性癖以外，所谓“外力”还包括自然给予人的特质，如性别、年龄、地带、健康和疾病、美丽和残缺等，以及身外的运数，即统治权、尊贵、卑贱、富贵和穷乏等。在培根看来，在上述诸方面，人们都是不能随意支配的，只能以忍受来支配一切。但他所说的“忍受”并非消极的，而是极力调剂它、适应它。至于“人的能力以内的”方面，培根列举了许多方面，例如，习俗、游艺、习惯、教育、榜样、模仿、竞争、团体、朋友、称赞、惩责、劝导、名誉、法律和书籍等。他认为，在一定范围内，这些方面都是可以支配心理、影响意志和欲望、改变人性的。

培根着重阐述了习惯和教育等在改变人性方面的力量。他充分肯定了习惯的重要性，称“习惯是人生的主宰”[60]。他认为，人们的思想多依从着他们的愿望，他们的谈论和言语多依从着他们的学问和从外面得来的见解，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依从着他们平日的习惯。在培根看来，“天性的力量和言语的动人，若无习惯的增援，都是不可靠的”[61]。习惯真能变化气质，约束天性。他指出：“既然习惯是人生的主宰，人们就应当努力求得好习惯。习惯如果是在幼年就起始的，那就是最完美的习惯，这是一定的，这个我们叫作教育。教育其实是一种从早年就起始的习惯。”[62]培根把习惯又进一步分为“个人的习惯”和“团体的习惯”，并认为团体的习惯大于个人的习惯。因为在团体中，人们彼此激励模仿，习惯的力量便因此得到提高和增强，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他更进一步认为，秩序井然和纪律良好的社会是有助于天性中美德的繁殖的。

培根并未像后来的洛克那样倾向于教育万能。虽然他重视由教育和环境所养成的习惯，但在他看来，“天性常常是隐而不露的，有时可以压伏，而很少能完全熄灭的。压力之于天性，使它在压力减退之时更烈于前”[63]。培根把天性比喻为《伊索寓言》中的猫变的女子。她端端正正地坐在餐桌的一头，可是一旦有一只小鼠在她面前跑过时，她就按捺不住了。因此，人们应当或者躲避这种机会，或者常常与这种机会接触以便少被牵动。培根重视练习的作用，相信通过所获得的习惯可以改变天性。但他又认为，一个人不可强加给自己一种不断的继续的习惯，而应当稍有间歇。一则因为这种休息或间歇对于新的尝试不无裨益；二则对于一个德行不完全的人来说，如果不断继续练习的话，他不仅练习了他的优点，连谬误也一定要练习了，并且使优点与谬误将同具一种习惯。除了用合适的间歇和休止，这种情形没有别的补救之策。

天性亦与学问的获得相关。培根认为，凡天性与职业适合的人是有福之人。在学问方面，一个人对于与他的天性不合而勉强去学的学科，应当有固定的时间。但凡与天性相合的学科，那就不必有什么规定的时间，因为他的思想会自行做主，飞到那方面去。只要别的事情或学科所剩下来的时间足够研究这些学问就行。总之，在培根看来，一个人的天性不长成药草，就长成莠草，所以，他应当灌溉前者而芟去后者。

综上所述，培根关于天性和人性学说的缺陷是明显的。首先表现在其迷信的、宿命论的色彩。他把人的天然倾向和命运都看成是与人的星座相关的。[64]其次，他谈论的是抽象的人性。由于阶级与时代的局限，他还不可能理解人性的重要特征是阶级性。但培根关于人性的思想有其深刻的内涵，由此涉及的教育观念亦富有启发意义。第一，他已认识到人性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习俗、教育、习惯、团体、社会、法律和榜样等。第二，培根重视主观努力在人的形成中的巨大作用。他强调练习的作用，鼓励人们征服自己的天性。培根理论的实践性格在这里再次显现出来。他反对空洞的口头说教，认为通过练习养成的习惯更有力量，这是与他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相联系的。后来，洛克继承和发展了培根的有关思想，不仅为习惯培养的重要性奠定了心理学的基础，还更为详细地研究了习惯的意义及养成问题。

二、教学思想

（一）功利主义学问观

培根明确地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学问。他指出：“读书为学的用途是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识。”[65]在他看来，从娱乐上说，学问的主要用途是幽居养静；在装饰上，学问的用处是辞令；而在长才上，学问的用处是对于事物的判断和处理。培根重视学问，认为虽然“富于经验的人善于实行，也许能够对个别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加以判断；但是最好的关于大体的议论和对事务的计划与布置，乃是从有学问的人来的”[66]。另外，培根反对过于依赖学问，认为完全依学问上的规则来断事是书生的怪癖。他说：“学问锻炼天性，而其本身又受经验的锻炼；盖人的天赋有如野生的花草，他们需要学问的修剪；而学问本身，若不受经验的限制，则其所指示的未免过于笼统。”[67]在培根看来，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应当学会如何运用学问。多诈的人藐视学问，愚鲁的人羡慕学问，聪明的人运用学问；因为学问本身并不教人如何用它们；这种运用之道乃是学问以外和学问以上的一种智能，是由观察体会才能得到的。读书是为了权衡轻重，审察事理。因此，不应为了辩驳、为了信仰与盲从、为了言谈与议论去读书。

培根进一步认为，“精神上的缺陷没有一种是不能由相当的学问来补救的，就如同肉体上各种的疾患都有适当的运动来治疗似的”。“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68]在培根看来，如果一个人心智不专，他最好研究数学。因为在数学的证理之中，如果他的精神稍有不专，他就非从头来做不可。如果他的精神不善于辨别异同，那么他最好研究经院学派的著作，因为这一派的学者是条分缕析的人。如果他不善于推此知彼，旁征博引，他最好去研究律师们的案卷。如此看来，人的精神上的各种缺陷都可以有一种专门的补救之方了。

培根对如何读书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书可以分为四类：①只要读读它们的一部分就够了；②可以全读，但是不必过于细心地读；③此类书（只有不多的几部）则应当全读、勤读，而且用心地读，咀嚼消化；④可以请代表去读，并且由别人替我们作出节要来，但这种办法只适宜于次要的议论和次要的书籍。培根指出：“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写作与笔记使人精确。”[69]

（二）论知识的传授

在《论学术的进展》的第二卷中，培根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探讨知识的传授方法。他认为，这个问题已在当代人中引起了争论，但由于人们只顾互相争执，而没有去深入研究，所以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还太粗陋。培根论述了研究知识传授方法的意义。他认为：“这种传授方法不只在知识的运用一方面是重要的，即在知识的发展上讲，亦一样重要；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同精力，既然不能达到完全的知识，所以传授的妙处，即在于使学者得到线索，以求发扬光大。”[70]培根主张系统地研究有关传授的学问。他仔细考察了当时流行的各种传授知识的方法，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关于知识传授方法的许多新见解。他实际上把知识传授的方法分为两个部分：一曰“传授法”，适用于成人或大学生；二曰“讲解法”，适用于年青一代的基础教学。

关于知识传授的方法方面，培根有以下主张：①最好按照发明时的方法，把知识传递出来。他批评当时知识传授的方法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者使人易于信从，学者只希望当下的满足，双方都不希望精到的考察和耐心的研究。教师不肯暴露自己的弱点，学徒由于懒惰也不求知道教师的根据。在培根看来，“如果我们要把知识当作一条线，传授给人，让人继续纺绩，那么顶好是按照发明时的方法，把知识传递出来。由归纳所得的知识，确系可以如此传授的”[71]。②培根认为：“以格言或论文来传授知识；这种方法效果很为重要。”[72]但两相比较，他认为格言式的著述更好，其有许多妙处，是论文式的著述所不及的。在培根看来，除那些可笑的格言而外，所有格言都是从科学的精髓、科学的中心才能得出来的，并且格言只是零碎的知识，其好处在于能使人继续研究。相比之下，论文的缺陷是它们只宜于赢得人的信仰，不宜于指点人的行动，因为它们只是循环论证，各部分互相阐明、互相解说的。此外，论文好像体系完整，使人觉得心满意足，以为已经到达最远的地步了。③培根主张“依照所传授的题材，来变化其传授法。因为各种题材既然不同，传授法当然亦是不同的”。[73]例如，数学是极其抽象的知识，政治学是极其具体的知识。如用单纯方法千篇一律地去处理复杂事物，则对于学问是不相称的，因为这种方法只会把学问归类成一些空洞荒芜的总概念了，只把科学的糟粕或躯壳留下，而以那种方法的“拷打榨压”以后，科学的精华却**然无存了。④培根主张新旧知识的传授方法应有所不同。他认为，那些囿于常见的人对人讲起话来只需要证明和争辩，而传授新见解的人则要费双重的力气。他们既要让人了解他们的意见，又要加以证明和解说。因此，他们还必须用“比喻”和“翻译”的方法。

除了上述各种方法以外，培根表示他也很赞成世俗通用的分析法和综合法等。“虽然我曾经论说过别人所不曾研究、不曾观察的方法。而我所以提到它们，亦正是企图对于传授的学问，建立一套完整的研究，因为那种研究，在我看来，是阙略了的。”[74]培根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思想，是强调在传授知识时考虑其“经度和纬度”。他所谓“经度”是指一门科学和其他科学之间的联系；而“纬度”指一门科学自身内部的程序或体系。培根不仅认为在传授知识时应考虑该门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更主张重视某门科学的“特殊的情节”。他认为，应从实际问题研究起，而不能满足于渺茫浮泛的总括概念，这样才能有助于实用、有助于人生。

根据培根的论述来看，上述各种方法是针对成年人的，而适用于年青一代的知识传授方法，他称之为“讲解式的知识传授法”。在此方面，培根亦提出了在他看来非常重要的几个问题：①要划分知识的传授时期。例如，在初学时应以什么教儿童？在某个时期内，应当使他们免除哪一种学习？等等。②要研究何处是最容易的地方，以便循序渐进，达到繁难的程度。或者是要研究如何可以强学繁难的地方，从而把它们转换成比较容易的。③要按照学生的心理特性，教以适当的学问。如前所述，培根似乎有某种程度的“形式训练说”和能力“迁移说”的倾向，认为不同的学科在能力训练上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在这里他进一步肯定，在智能方面无论有什么缺陷，好像都可以在一些学问中找到它的治法。例如，一个儿童不能集中注意力，则可以用数学治疗他的这种毛病。但是，培根也注意到儿童在智能方面存在着个别差异。他指出：“各种科学对于人心机能，固然有特别救药的力量，但是个人的心智才力，亦有时特别宜于某几种科学，学起来，又容易精通，又容易进步，因此，要研究：某种心理特别适合于某种科学，乃是一种极聪明的办法。”[75]④课程的排列亦关系极大，有损有益，全看人的运用而定。因为人们在运用自己的才能时，如果不经人指导，则不免运用了自己的错误，而所养成的习惯，亦是优劣兼有的。因此，我们在用功时，要特别研究应该继续多久、休息多久。在培根看来，这一类的研究，从表面上来看虽属琐屑，但实际上却有重要功效。“因为种子或幼小植物，将来能否发荣滋长，全看它们现在所受的培育陶冶，作用虽然隐微难见，究其实亦是大莫于此的。后来虽有长期的努力，亦是不能根除的。”[76]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培根关于知识的传授方法的思想是与他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相一致的，是为其发展服务的。他主张务实，提倡脚踏实地的具体研究，反对局限于空泛的概念。与此相联系，他要求考虑一门科学的特殊需要，并主张将归纳方法运用于知识的传授。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学习面不能太窄，应考虑到一门科学与其他相关科学的联系而适当扩大知识面。培根的这些思想是与当时科学发展的状况相适应的。

在培根生活的时代，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的学校教育已有显著的发展，在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如何在吸取前人有关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情况对这些经验加以总结，使其上升为理论的形式，进一步推动学校教育的发展，已成为教育理论发展有待解决的课题。培根敏锐地把握了时代发展的需要，非常重视教学方法的研究，有关建立系统理论的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从实验科学发展的需要出发，也考虑到年青一代心理发展的一般特征和个别差异，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议，为建立科学的教学方法理论体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他的影响下，配第和拉特克等人在此方面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在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三、论道德教育

培根在《论学术的进展》中对于道德及其教育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与前面关于知识的传授方法的问题一样，他是在他的知识体系新结构中来进行有关讨论的。在培根看来，伦理道德问题是他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