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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18世纪美国的国民教育思想（第1页）

第三节18世纪美国的国民教育思想

18世纪美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是指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涌现出来的诸多思想家们根据美国建国的独特背景对国民教育进行的思考。美国教育史学家在谈到美国建国时期的教育时是这样说的：1778年独立革命后的前20年，教育思想发生了如此变化，即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计划，以满足新共和国社会的需要。杰斐逊在1779年提出的“进一步普及知识”法案仅限于一个独立的州，这与18世纪70年代的“邦联”政治体系相一致，但是，出于民族紧密联合的需要导致宪法争论，使80年代的教育计划开始寻求教育要促进更加一致的民族精神；但人们仍然没有建立一种国家控制的教育体系的构想；到了90年代末，伴随着联邦政权的政治争论，得到广泛传播的教育计划明确要求统一的公共国民教育体系，以培养民族精神。[33]这里主要针对杰斐逊、华盛顿和韦伯斯特三位思想家的国民教育思想进行研究。杰斐逊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从教育现代化的角度来认识；而华盛顿的思想是从联邦主义政治哲学视角来考察；韦伯斯特由于其思想的独特性，主要研究他的语言文化民族主义关照下的教育与民族统一性的思想。

一、杰斐逊的国民教育思想

美国开国三元勋之一的杰斐逊（ThomasJefferson，1743—1826）的国民教育思想与同时代思想相比，以及对美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是值得研究的。[34]首先，从杰斐逊和汉密尔顿（Alexaon，1757—1804）之间的美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之争中，我们注意到杰斐逊民主道德制度的理想农业社会。其次，就教育现代性思想而言，杰斐逊的思想可以理解为是他那个时代最突出的。他确立了教育与政府目标之间的现代关系，提出了普遍追求的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他建构了一体化的现代化教育制度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国家化、法制化和世俗化的教育现代性思想彰显出来。他所强调的教育均等的思想贯穿于美国整个教育现代化的历程，甚至于20世纪90年代依然是美国后现代教育中的最基本的二元教育价值取向。他所创立的奖学金制度思想，也许是那个时代的最有先见性、最有创造性的教育现代性思想。本书试图以他的社会、政治理论和人性学说为前提，来阐释他的国民教育思想。

（一）杰斐逊国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1。杰斐逊的理想农业社会理论

美国首届联邦政府围绕早期现代化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现代化道路之争主要在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与以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人之间进行。[35]杰斐逊表达了美国农业理想主义，即为了实现他在《独立宣言》中所提出的“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崇高理想。杰斐逊期望“使社会的每一成员容易地获得土地，以便提高获得平等机会、自由与公众德行的前景。而财富的积累将鼓励贵族制（与共和制相对立）”[36]。他认为，工业社会是腐败的和不可取的，而农业社会则不会产生腐败。他说：“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只要仍然是农业的，在数百年内都会保持美德……一旦他们像在欧洲一样互相拥挤在大城市里，那就会变得像欧洲政府一样腐败……（相反，）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曾在耕种者中产生过道德败坏现象。”[37]由此看来，杰斐逊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民主制度的、道德纯洁的农业社会。而汉密尔顿推行工业化计划，其核心是发展制造业。他更多地看到了美国所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认为工业化不仅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也是美国改变现状、维护民族独立的唯一出路。在汉密尔顿看来，应仿效正在发展新兴制造业的英国，在北美再造一个工商业繁荣的新国家；而杰斐逊所追求的理想却是打破欧洲的旧制度，把工业留给欧洲走独立自耕农的农业发展道路，在美洲建立和平、安宁的世外桃源的生活。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在政治上共和党打败联邦党人；在思想上杰斐逊的激进民主主义战胜了汉密尔顿的保守集权主义。但在经济上，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大辩论以汉密尔顿的主张获得胜利而宣告结束。因为汉密尔顿的工业化计划被历史证明是必需的和正确的，杰斐逊的政府也继承了汉密尔顿的大部分政策，甚至走得更远。例如，通过了比汉密尔顿时期更高的关税，成立第二合众国银行，开创了美国保护制度，大力发展制造业，并且推行了广泛的领土扩张政策。“这实质上是执行了没有汉密尔顿的汉密尔顿路线。”[38]美国建国初期面临一系列国内、国际复杂形势，迫使杰斐逊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尤其是拿破仑战争与1812年对英战争而造成的严峻形势，使杰斐逊的农业立国的梦想破灭，使他认识到追求独立的经济发展与建立大工业的必要性，从而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本文认为，早期美国现代化道路之争反映了美国现代化的不同的价值趋向。杰斐逊强调自由、民主和道德，汉密尔顿注重私有财产；而杰斐逊的教育现代化思想则更多地反映了他的民主、自由和道德的价值观。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有关政治理论、人性学说中领略到。

2。杰斐逊的政治社会理论——共和政体理论

在杰斐逊的观念中，存在着酷似古希腊城邦的“小型共和国”，“意指一种由全体公民按照多数确立的规则、直接而亲自进行治理的政体；而且其他各种政体依其在构成上或多或少地包含这种由公民直接治理的成分的程度，也多少具有相应的共和性质”。[39]他说：“因此每一个分区本身都是一个小型共和体，而且其中的每个人在共同治理中都成了起作用的一员，亲自行使或履行它的很大一部分法权和职责；这些法权和职责实际上被置于从属位置，同时也很重要，而且完全属于他能力所及的范围。人的智慧无法为一个自由、持久和管理良好的共和国设计一种比这更稳固的基础。”[40]所以杰斐逊把县划分为分区的规模，县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分区使每个公民在被召唤时都能参加并亲自行动。他们的治理的范围包括“照应他们中的穷人，管理他们的道路、治安和选举活动，陪审员提名，轻微案件的裁判，民兵的基本训练，（以及）所有那些如果由他们照应会比更大范围的县或州共和国管理得要好的事务”[41]。通过使每个公民成为治理过程中都起作用的一员，担任适合于他的职位，那么国家的独立、国家的共和宪法将会得到爱护。杰斐逊构想的这种“小型共和国”的政体限于非常狭窄的空间范围和非常有限的人口数量，因此对美国这样规模的国家，他又设想了一种代议民主制，它是分区共和政体的一个自然延伸。他说：“我应该认为它是通向一种完完全全的共和政体的最便捷的途径。它在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情况下，是切实可行的。”[42]谢尔登认为，这种以代议制的形式使地方的分享民主制适合于一个大国的设想是一种完全原创的思想。

在他的理想的“共和政体”中实行直接的民主，任何一种管理形式都可以是共和制的管理形式，只要它包含由公民“直接”参加的政治行为这种组成内容。在一个国家组织里，人人都应享有平等权利。杰斐逊的分区政治社会理论成为他构建学校教育制度的基础；人民直接参与共和政体的管理思想成为他的教育普及化思想的基础。

3。杰斐逊的“人性”学说——道德意识论

杰斐逊声称，人是“一种注定要在社会中生活的动物”，因为“造物主……意图使人成为一种社会动物”。杰斐逊进一步把这种社会本性归因于一种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它由三种独特而相关的品质所构成：（1）人的道德选择能力，或者对善与恶的认识以及在选择善的过程中基于这种认识的行动自由；（2）一种对他人的与生俱来的认同，一种对他人的忧虑和痛苦的同情感，以及一种在他人解除痛苦和获得幸福时的愉快；（3）由这两种品质（道德选择的能力和一种对他人幸福的与生俱来的同情心）结合而来的一种天生的正义感。[43]杰斐逊进一步指出，人是为了社会交往而被创造的，但是没有一种正义感，社会交往就无法得到维持；因此人必定带着一种正义感而被创造。他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社会交往”意味着一种固有的社会本性，它以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为条件。正义感是人的一种普遍特征，而道德感、道德意识在个人中间的分布是非均衡的，道德感在一些人身上是缺乏或不完善的。因而杰斐逊认为，在道德意识存在缺陷的地方，如同视觉和听觉可以经训练变得精确而敏锐一样，可以被指导和培育。他对人通过道德教育而获得发展的能力抱有信心，像知道善并选择善、同情他人遭受的苦难、关心整个社会幸福等道德意识可以通过训练来强化，这就要诉诸教育。谢尔登认为，杰斐逊把培养个人的道德能力的责任交给了哲学家、牧师和立法者；培养公民的道德情感是立法者的事，道德意识既要求在政治生活中加以培养，又要求在其中加以实践。杰斐逊既带有柏拉图的某种思想印迹，也有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的思想痕迹。

（二）杰斐逊的国家教育体系及教育现代性思想

杰斐逊在1779年提出了“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精心设计了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他提议把每一个县划分为有足够面积和人口的“分区”（5～6平方英里[44]和100个公民），每个区建立一所小学。凡居住在分区中的儿童都就近入学，小学督学由县法院和本地居民推选，他们必须是民俗居民。小学学习期限为3年，用公费向所有的儿童传授阅读、写作和算术等必须掌握的知识，同时还进行历史（古代的和近代的）教学。在县级设立普通中学的公共教育形式，它是由县办或几个县联合办的。全州设20个中学区及相应的20所普通中学，传授拉丁语、希腊语、英语、地理学和高等数学知识。每一年都将对小学毕业的儿童举行“公正的考试”，以便决定在“才华和品行最优秀、最有前途的孩子”中间，哪一些将享受公费进入古典式的普通中学学习。此后，每年要从每一个县的普通中学的班级中选出一名最优秀的学生，继续接受另外四年的公费教育。于是杰斐逊的教育体系中培养出了一个精英群体，他们当中将有百分之五十的更出类拔萃的人才进入大学学习，而继续由公费资助。在大学三年里，他们将学习“所有有用的学科知识”（从物理学到哲学、伦理学和经济学）。大学由州办，建在州的中心地区。有关大学的一切法规由州议会和立法部门颁布。州立大学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大学视察委员会”，其成员由州议会推选任命的民俗人士担任，负责选聘校长、教师，决定学校发展方向，监督大学日常事务，选拔考评新生。此委员会还负责州公共教育的发展的规划和大政方针的制定，它必须对州议会和本州公民负责并接受监督。

杰斐逊已经构建了一个美国现代化的公共教育体系，它是由小学、普通中学、大学三级一体化的线性结构体系组成。从这个体系中反映出最显现的教育现代性：①国家性、法制性和世俗性；②免费性；③均等性；④优异性。

1。国家性、法制性和世俗性

在杰斐逊的现代化教育思想中，强调“教育是国家的事务”，要通过立法来办教育。他曾经提醒华盛顿：“只有当我们的自由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中，掌握在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人民手中，才会安全可靠。”杰斐逊多次呼吁修改宪法以支持公共教育，呼吁各州颁布“改进民众教育的法律”。杰斐逊作为一名律师先后起草了《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关于改革威廉—玛丽学院宪章和法案》《建立公立小学制度的法案》《关于建立弗吉尼亚大学的法案》《弗吉尼亚大学章程》《弗吉尼亚大学的目标与课程规程》《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和《公共图书馆法案》等与教育有关的法案和其他法规文件。而《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不仅为美国各州和欧洲各国提供了一个周密而完善、合理而可行的公共教育制度的法制蓝图和理论指导，而且作为“美国公共教育的第一个宪章”载入史册。他还认为，公共教育必须是世俗教育，必须与宗教相脱离。杰斐逊亲自起草了在北美各州产生深远影响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他宣称，教育与宗教的决裂是政教分离的必然结果；公共教育与宗教决裂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排除了新共和国的政体像欧洲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一样利用宗教进行统治的企图，铲除独立战争前英国国王、贵族和教会三位一体的国家教会对13个殖民地的政治思想统治。杰斐逊坚持主张宗教信仰纯粹是个人事务，国家无须去支持任何一种宗教；强迫人们去接受某种宗教就是剥夺人的信仰自由的权利。因此他提出，公共教育必须适合所有人，在学校不应设宗教课程。另外，教会和神职人员不得参与各级学校的管理，公款不得用以支持教会学校，不得用以资助牧师的说教活动。

2。免费性

杰斐逊的现代化的公共教育体系中，所有教育都是免费的，由国家提供教育经费。从他的教育均等思想出发，为了解决实际上大多数家庭因为贫穷而无力供养子女接受教育的问题，他提出应该用公款向所有儿童提供“三年的免费教育”。再从贫苦儿童中发现和选择天资聪颖、操行优良、有培养前途的学生，继续由社会供养，让他们免费上中学和大学。于是，杰斐逊提出了他的公共教育经费筹措的思想。为了保证公共教育有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他先后提出了三种途径：第一是必须建立教育税收。他针对当时富人贵族对公共教育漠不关心、不愿为公众出资办学的状况，提出“要使我们的同胞都懂得，为改善人民的教育而纳税是非常必要的。再则，这税收与被国王、贵族和僧侣掠夺去的财富相比，仅仅是千分之一”。第二是从社会公共财产中拨出一定比例的经费作为教育费用，建议各县、各社区都通过立法规定若干条款，将本地区的一部分公有财产、土地和收入用于支持教育。第三是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公共教育事业。弗吉尼亚州在1818年创立了“文教基金”，每年筹款4500美元，弗吉尼亚大学就是以这个基金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而筹建起来的。

3。均等性

杰斐逊的现代化的政治思想决定了他的现代化的教育思想。《独立宣言》中宣布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成为他的教育均等思想的出发点。他主张教育全体公民，教育每一个人、每一个儿童，也就是人人都应该有机会受到教育，不论贫富、性别、种族、阶级都应接受教育。在《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中特别强调，应该让所有儿童，不论男女都接受三年免费教育。他指出，为了使女孩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成为能在艰苦条件下承担起公民母亲的职责，她们都应该受到扎实的基础教育。为此，杰斐逊还为女子设计了包括读写算、历史、地理等基础教育课程和家政、体操、舞蹈、绘画、音乐等科目的教育方案。他的教育均等思想要求教育不分种族。他认为应该给儿童和青少年教育和职业训练，使他们能独立生活甚至在西部创建他们自己的家园。这种均等性的教育思想是由他的培养公民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教育目标决定的。

培养公民是西方早期教育现代化普遍追求的目标，也是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普遍需要。[45]在这个问题上，杰斐逊从他的人性理论出发，阐述了教育培养公民的美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目标理论。他认为，教育具有启迪人的心智和“改进人”的功能，“教育是启迪人们心智的最好工具”，也就能“使人成为有理性、有道德的社会的人”。他明确提出，公共教育的宗旨在于：“改进每个公民的道德和学识，使每个人都懂得他对邻居和国家应尽的责任；了解自己享有的权力，维护秩序和正义……学会按自己的意愿选举自己信任的人进代表机构；学会聪明又正直地观察自己身处其中的所有社会关系。”总之，公共教育“要使每个公民都懂得自己的权力、利益和职责”。培养公民决定了美国教育现代化的均等性。

4。优异性

杰斐逊从时代的需要出发，以他的“人为贵族”和“天然贵族”理论为前提提出了美国教育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即为国家和社会培养统治人才。于是他的教育现代性思想又体现了另一个特征：优异性。[46]

杰斐逊并不否认人当中有贵族存在，但应区分天然贵族和人为贵族。天然贵族以德行和才能为依据；人为贵族以财产和门第为依据。在他看来，天然贵族是“大自然最珍贵的礼物”[47]，对于教育和统治社会极有用处。他甚至说：“哪种政体能用最有效的方法将这些天然贵族吸收进政府机关，这种政体就是最好的。”[48]相反，以财产和门第为依据的“人为贵族”则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既然“天然贵族”以德行和才能为依据，那么天然贵族的造就，就离不开教育。他说：“凡天赋高、品德好的人，应使他们受到与之相称的充分教育，从而使他们能够维护本国国民所享有的神圣权利和自由，而且还应委托他们以这种职责，而不考虑其财产、出身或其他非本质的情况和境遇，这样才会有利于促进公众的幸福；然而，大多数人的贫困使他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供给自己子女中那些资质好、有希望成为社会有用人才的子女受到上述教育。应当设法发现这样的人才，由全社会共同供他们受教育，这样做比全社会的幸福由平庸或邪恶的人所左右要好。”[49]实质上，从他的“贵族”划分学说中，可以看到杰斐逊一方面竭力废除弗吉尼亚土地世袭贵族的最后特权和威望；另一方面又致力于使农业共和国里的另一种贵族——德行和才能的贵族得到承认，使它成为一个进行治理和立法的统治阶级。杰斐逊追求的农业共和国是一个有道德、充满民主精神、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杰斐逊民主观念的显著特征是它与当时农业的社会秩序的密切有机联系。可以说他认为一个有教养、有知识并且有自由的体制的农民的国家是最适合的民主共和国……他认为没有一种其他形式的社会保证维持一个共和制政府。”[50]然而，理想社会的大权不该交给人为贵族，应操在自然贵族之手。在杰斐逊看来，欧洲各国的政治动**，美国独立后政府官员的种种丑闻以及一些人鼓吹“君主立宪制”的叫嚣，使他强烈地感受到，国家政权的稳固、社会的长治久安、公众的自由幸福不仅需要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公民，而且需要一代代德才兼备、廉洁自律的政治领袖、统治人才。他遵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思想指出：“一般来说，真实的情况是：法律好，而且执行得好，人民才会幸福；而法律制定得好，执行得好，要取决于制定及执行法律的人是否聪明、正直。”[51]他以“贵族理论”为依据对统治人才的来源和培养途径提出了最具现代化的教育思想。他坚决摈弃狭隘的阶级偏见，指出：“我们决不能容忍让公众的福祉听凭于财产和出身等偶然条件的摆布”，以财富和世袭地位为条件的“人为贵族”没有特权。他认为应“把散布于各个阶层的德才兼备的”自然贵族挖掘出来，使他们不至于被湮没，使他们有可能成为社会利益的捍卫者。杰斐逊同时认为，自然贵族虽然具备了特有天赋，但必须通过“充分的教育”和训练才能成为统治人才、政治领袖，于是他建构了最具特色的现代化的教育体系，通过筛选的机制把均等和优异巧妙地结合起来，显示了他的“最天才的设想”。

（三）最具特色的国民教育思想——奖学金制度思想

杰斐逊从他的“贵族”划分学说出发，阐述了他的奖学金制度思想。在他看来，人的心智、体形、道德观念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父子相传，但他更相信，除了仅凭财富和出身进入社会最高层的“人为贵族”之外，“人类中有自然的贵族”。杰斐逊用一贯的思维方式，用《独立宣言》中的“造物主”观念，论证造物主是公平的，造物主并没有让所有的“自然贵族”都出身于富有家庭。相反，平民百姓、贫穷人家也完全有机会出现德才兼备的“自然贵族”。他坚信，“自然的贵族是大自然赋予人类、赋予教育、赋予政府和社会最宝贵的礼物”。因此他呼吁政府有责任不论贫富、不计出身地尽力地去发现他们，并使所有的“自然贵族”都受到适合他们禀赋的教育培养。但同时，杰斐逊从教育与政体的关系出发，认为仅凭天赋的德行和智慧，“自然贵族”还不足以担当保卫政权、保卫人民自由福祉的重任，政府就必须“向他们提供适合他们禀赋的、有助于他们担负社会使命的自由教育”。又由于这些人是人民福祉、国家政体的捍卫者，作为“公众的工具”来培养，在他们的家庭没有能力承担教育费用的时候，就应该向他们提供经济资助，让他们在完成了所有人都享有的三年免费教育以后，能够继续依靠公共资金的资助，完成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杰斐逊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时从“人生而平等”和巩固政权的两个视角提出了向贫困学生提供经济资助的制度，他规划了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公立教育系统和大学生资助方案。因此，他的这种教育现代化思想与他的政治理论密切相关。杰斐逊认为，人民的福祉和政权的巩固不能寄托在仅凭血统、富有或者权势和地位显赫者的身上，更不能攥在卑鄙者和邪恶者手中。他说：“为了促进公众幸福，应该使那些被自然赋予天才和道德的人们通过自由教育成为有资格去接受、有能力去保卫他们同辈公民们的神圣权利和自由的人，他们应当被委以这一责任，而不论他们的财富、出身或其他偶然的条件或环境如何。然而，更多的人因为贫困无法自费让他们子女中那些具有合适的天赋足以成为公众有用之材的人受到这样的教育，所以发现这些人，并且由全体人民共同承担费用去教育他们，要比把全体人民的幸福托付给无能的或品德败坏的人更好。”[52]

美国早期教育现代性的思想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富兰克林从清教主义原则出发，代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提出了功利主义教育现代性思想；华盛顿从文化同一性的角度倡议建立“联邦大学”，实质上反映了某种程度上的民族主义教育现代性思想，而这种民族主义教育现代性思想在韦伯斯特的教育思想中就更加突出了。韦伯斯特从文化独立论视角强**育对于美国文化脱离宗主国，甚至脱离欧洲文化的重要性；这种思想还在富兰克林关于宾夕法尼亚州德裔移民的教育中表现出来。从上文中可以看出杰斐逊的思想就其时代而言是较为完备的。在他预设的民主的、道德的农业理想社会中，民主和教育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点上，杰斐逊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美国思想家，而且比法国启蒙思想家更有前瞻性，更具有现代化的特征。《杰斐逊评传》的作者希纳尔认为，杰斐逊的教育现代化的结构体系理论比法国的理论提出要早得多，甚至判断法国大革命的计划尤其是孔多塞的公共教育计划都深受杰斐逊思想的影响。显然，杰斐逊的教育现代性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源性和原创性的特征。同时，就高等教育思想而言，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的“大学计划”受到法国拿破仑的青睐，但拿破仑从他的“革命”需要出发，忽视了均等而重视优异；德国的洪堡等创建的柏林大学虽然对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似乎缺少杰斐逊对均等和优异之间协衡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