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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时间空间02（第2页）

萨森的观点力图借助于描述通过项目在行动中实施的方式进107一步推进这个循环过程。集体化的概念仅仅限于企业的举措和战略，仿佛这些利益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们开始定义城市的文化。城市与其集体目标的关系要么被视为数量上不可及的，要么被看作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不能被格式化为一种“效用”，或者极有可能的是，认为在问题一解决的前景中已经变得精疲力竭，而这一前景似乎是由适应全球市场的地方性表现的需要所决定的。所有有趣的区别和概念，都不会被怀疑为是建构和典型化一种社会世界的成问题的方式，这种社会世界与被认为如此有效的那些世界有着共同的联系。市场概念、社会行为经济的概念、地方和全球经济的概念，在缺乏任何持续拷问的情况下，都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实际理解，却没有得到系统的阐述，而这些拷问把话语暴露和激化为一种争议性声音的差异性混战。自始至终，对调查声音的掌握仍然是一种固定的资源，没有表现出把自身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当作更具有挑战性的出发点的意愿，而不仅是一种自信的结论或主张。如果城市的地方性的细微差别总是在日常生活中作为顽固的踪迹而存在的话，那么一个一般性的概念就被当作一种解释性资源来建构和表现，因为这些资源与全球市场因素具有共同关系，从而使不同的城市看起来似乎是相同的。

然而，城市的集体化包括围绕各种兴趣而组织起来的各种社会形式，如节庆、嘉年华、社区举措、新的建设和改造、变动的联合和联盟、示威和抗议、国际网络的地方表现，以及用特定方式把地块显示为地方性的各种项目领域。正如秦安娜所说：

经由民粹主义者和企业、科学和文化、被排斥的边缘和新兴的中心糅合的各种项目，似乎都完全沉浸于同样充满活力的运动之中。（Tsing，2000，332）

假如城市以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集体化活力为标志，那么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可能就是以日常生活项目和集中性的可见方式传播集体的目标。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作为一种力量的集体目标被封锁、被挫败、被分散，甚至被剥夺，或相反地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那么它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得到集中或分配，是否仅限于一个或另一个集团或派别。相比之下，我们这里正在考察的工作类型是，首先，通过将集体化限制在企业行动上（通过一种它认为涉及“因果”关系的主要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刺激—反应模型），还原性地考虑集体化的问题，然后，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入其章程的组织合理性和形式（Meyer，1977），因此只能将企业行为的制定看作是“战略性的”，仅此而已。

这项工作提出了把城市的声音聚集起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主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竞争，都是为了控制把城市解释为文明生活中的一个想象性客体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开始认识到，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即城市中似乎最为明显或“富有戏剧性”的东西的消解，主要不是区域或地理关系，而是关于集体生活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差异性问题的一种隐含辩证法。这是一种确定其根本形式的辩证法，在参与问题的争论中，在这种形式中，集体的“各部分”使集体化成为中心焦点。对参与的关注，意味着集体与其自身集体化之间的关系出现在商品与善之间、数量差异与社会多样性之间，以及在为自己争取解释手段而斗争中所处的立场之间的张力之中。在支配性声音与边缘化声音（正式非正式、官方非官方、高文雅文化大众文化）之间的竞争关系中，城市的表现性经济作为一种重要而基本的力量得到了维持，这种声音不断地提出，城市是一个在实质性上有差异而不是程度上有差异的问题。关于城市的中心是什么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作为一个控制机构的城市化、多样性或战略定位的问题，不如说是作为一个场所焦点的问题，在那里，中心性与边缘性的问题在实践中被当作安置的“矛盾”进行争论，而这种“矛盾”不断地表现为一个隐含的先验焦点。

在城市中，差异性的消解与参与问题的剧增相适应，为争取对城市解释手段的控制、其集体目标和共同情境而进行的斗争都集中在冲突领域。这种差异性的消解与“谁在以及什么是城市的中心和（或）边缘”的问题有关，因为这个问题是在日常生活的伦理冲突中表现出来的。

因此，这种显而易见的集中化和公司权力的集中化在城市就是这种辩证法的形象，既释放对立的能量，也释放机械的同意或顺从，但是这些能量仍然取决于中心与边缘的差异性问题。真正的中心就是使城市成为中心而不是边缘的这种中心阵地（意义问题），就是遭遇这个问题的戏剧性场所。这就是说，因为城市通过为资产阶级提供空间而提出了究竟谁是中心和什么是中心这个问题，把中心与边缘的问题戏剧化了。因此，城市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而成为了这个场所的中心：反全球化的抗议、少数群体权利要求的回潮、审美化波希米亚的商品化、地下和非正式经济的繁荣、对“解放主义者”的颂扬以及各种自我肯定的“姿态”，还有各种相关的异类声音与其企业文化和下层社会一样，也成为了城市集中性的一部分。

这就好像城市知道，其文明的中心地位取决于它愿意牺牲自己的意愿解决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差异性问题，愿意成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主人或者愿意为这个问题提供庇护，城市总是释放出怨恨和暴力。为了成为文明的中心，城市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与“自然的”**作斗争，扩展并进一步完善它作为市场价值中心的权力。正是关于城市作为一个中心的意义问题，作为中心而不是边缘的意义问题的冲突，界定了此时此刻城市在空间中的存在。

当下时刻

城市的环境充满着时间性，因为它把当下时刻看作一种永无止境的行动机会，未来的生存在这种机会中成败攸关。当下经常被解释为无所作为就会产生未来损失的关键时刻：“它的长远眼光是群体享有优越道德地位权利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的法律存在是永恒的，能够以未出生的世代的名义提出要求”（DouglasandIsherwood，1979，37）。《芝加哥论坛》系列在千禧时刻对于芝加哥的问题展示了这样一幅形象。这些文章建议，这个城市要努力通过一系列行动来维护它的集体身份，维持它作为一个特色城市的濒临危险的完整性。

这种变化被看作一种自上而下的变化，它呼吁政治和经济精英要谨慎地运用各种举措，把芝加哥的振兴带入21世纪。据推测，有信息表明芝加哥在世界经济中所具有的地位——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工业中心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就意味着它减少了匿名性，也就是说，它只是在全球竞争者市场中的另一个城市。

损失和衰落的氛围以一种哀叹芝加哥独特性逐渐消失的方式110弥漫于这个系列的声音之中。芝加哥昔日的风光不再，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也不确定。当代形态的“全球化”文明进展势不可当，冷酷无情，就好像毫无人情味的冷漠无情的自然力量一样，只有迅速而强大的力量才能生存下来。这篇文章认为，“现实不等人!”，也就是说，真实的环境不会等待任何一个城市。“全球思考，地方行动”这一句格言，意味着要关注真实的环境（全球思考），如果你想让城市生存下去，相应地就要规划你的城市（地方行动）。

芝加哥与郊区、腹地、国家和世界的关系，被人们理解为是由于经济和技术变化而引起的，这些变化已经改变了芝加哥的面貌。这种令人恐慌的叙事暗示，芝加哥行将失去它的身份，即将变得一无所有，将在城市中成为一个非实体，这旨在提醒芝加哥人思考当地的生存、永续性和延续性。芝加哥必须在现实世界中明确方向，也就是说，必须用弗朗西斯·培根的精神来观察世界，为了掌控它，必须服从它的命令。“成为真实的”意味着对环境的观察会产生一种预测能力，从而实现掌控的目的。这一警告所引起的反思使这些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芝加哥是否仅靠其资源维持下去，或者说，是否还有更多的东西，某些对芝加哥来说属于常量和不可缺少的东西，不受资源基础波动的影响。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但是一些决定性的行动可以解决伦理冲突。

芝加哥所面对的“去工业化”的复兴、制造业的撤离以及股票市场向虚拟系统的转变，都被表述为呼吁专业化的项目，呼吁能够确定“芝加哥做得最好”的举措，目的是在世界市场上与其他城市进行有效竞争。号召芝加哥以新的和原创的方式进行创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些方式就可能会更新它的生产性。当下的芝加哥似乎冒着失去差异性的风险，缺乏与其他城市区别开来的独特性，除非它能够组织起来迎接环境的挑战，也就是说，除非它能够发现一些可以控制和展示的特有功能。环境首先指导城市，想象它所特有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安排途径和手段，展示和传播与其他城市不同的、作为一种符号的自我表现。城市可以思考如何组织起来使自己成为一个欲望的客体。

芝加哥做得最好的事情将是找到让自己变得引人注目的东西，这样一种探索基于对环境（作为一个系统的世界）所需要的知识。芝加哥没有任何内在的东西可以借鉴，因为这个文本已经决定，它的了无个性（faess）已经注定它要从其经济衰退中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被保存的东西和被改良的东西都在经济上表现为这个城市的资源基础。

由于把城市与生命周期的不成熟阶段——童年、青春期联系起来——仿佛当下就是成年期，因而也是试金石、它的现实性时刻。关于芝加哥的系列文章的修辞学否定了它的过去。环境的现实性总是被界定为当前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当下并不是要更新过去，而是要求为未来创造一个绝对的新开端。当下是作为彼此分离的两个时刻的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过渡时刻。过去不再意味着它的影响不会延伸到当下，并且意味着它毫无价值。就任何一个当下而言，这种惊慌失措的叙事渴望把握一种城市的政策，恢复或者取代一种已经变得空洞无物的身份。

通过用这样一种方式把芝加哥置于其未来之手，这个系列肯定了历史在当下的终结。在当前的“危机”中，促使芝加哥把自我反思等同于在竞争者市场中进行优化的合理性。芝加哥的命运在于，在资源稀缺和城市间竞争的当下条件下，它可以为自己争取优势。在当下时刻，对城市的需求就是设想它的差异性——它的身份——完全只是在经济方面的，以及把“文化”看作能够在真实环境中增强自我表现的任何东西。芝加哥的自我保持将取决于创造经济专业化商机的能力。即使在这里，这种优势也被承认是困难重重的，不稳定的，好像集体化的失败会让芝加哥无计可施。

这个城市的美也同样脆弱。因为，如果芝加哥的命运被看作世界城市历史上的一个偶然时刻，那么芝加哥的面貌——象征着其独特的艺术与自然融合——很容易受到侵蚀。例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建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崩溃，只能承认这种维修的失败是一个技术问题。在这里，为了视觉上和美学上的连续性，芝加哥对自己的爱护被认为受到漠不关心和市场驱动的联合力量的威胁。最后，这种“危机”延伸到了芝加哥本身的正义，112因为损害其真理和美（芝加哥的独特性）的力量似乎保证了多样性的人口，除了作为一种资源基础或“重新开发”手段外，不能被认为是其他任何东西。并且，只能把芝加哥本身看作劳动力流动的一系列“机会结构”之一，它们无法把这个城市想象成一个发挥私有化能力的场所。

当前时刻对这个城市的这种解释是在一种危机展望的支持下进行的，这一展望是由城市资源不足的外部力量所引发的。面对这一挑战，人们认为这个城市毫无防御能力，因为它的脆弱性，这是经济决定的，只允许它做出反应，而不是发展它已经拥有的和现在所具有的东西。与当前的任何情况一样，这种恐慌的叙事渴望把握城市的政策，希望恢复或者取代一种已经变得空洞无物的身份。

结论

城市的表现是界定这个讨论的全球化话语的直接部分。作为一种语法这种话语强调流通的现实性、多样性和分裂性的限制、社会能量的零星或脆弱的爆发机会，以及当下时刻作为一场解释性参数环境的戏剧，任何一个城市都必须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地方性问题的争论，始终是与这种环境打交道的一部分，是其现实性的一种辩证遭遇。这种现实性往往以无法估量却可观察的方式反馈给它，在城市方向问题上出现伦理冲突的情况下表现为根本上含糊不清的问题。

在把当代城市辩论看作对传统形而上学有关区分与区别的对话的具体转化时，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在一些领域采取行动，带着反讽的态度去接受诸如经济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的陈词滥调，以及（甚至）是集体生活的真实而又从根本上模棱两可区分的城市。在城市的叙述过程中逐步分析这些陈词滥调的判断，不是为了摧毁或者解构它们，而是作为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想表明，它们的不确定性思想所释放出来的模糊性是集体生活中一个持续而令人烦恼的问题，是一个协调一致的能量和集体自我认同的中心。为此目的，我想把文化的概念恢复为另一种陈词滥调——一个在这种集体欲望经济中发挥作用的中介概念。因此，文化观念的创新与城市观念和社会观念的创新携手并进。然而，这些陈词113滥调的踪迹究竟是什么?以及这些陈词滥调如何暗示以社会为导向的更新做法?不是要埋葬城市和社会（因为人们认为是社会变革导致了这样的毒害）。在当今的城市里，城市和社会是如何以生动和可观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我不是用城市表明社会的终结，而是把它作为理解结构的一部分讨论它所谓的权力下放。根据这一结构，城市被想象为一个欲望的客体，是一个符号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的陈词滥调（本质上是指城市的终结）以及城市是一件艺术品的陈词滥调（从本质上说它留下的只是其诗意或历史的不纯洁的踪迹），两者都以它们的方式成为这样一种想象性结构的部分或形象。观念往往被描述为已经灭绝或者最新的东西。一种备受指责的过时观念通常指的是它的最初意图已经被耗尽，以至于它在集体生活中没有任何明显的适用性。通常情况下，意味着这一想法在过去就已经是支离破碎的，但即便是被掏空的观念也必然会留下掏空的踪迹。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不清楚这些踪迹是如何赋予它们以新的形状而发生改变的，从而可以过早地隐藏它们的密切联系。因此，观念就像齐美尔对废墟的看法一样（Simmel，1959），尽管也许注定了始终表现为消耗的修改，在集体生活中最好地具体表现为一种振兴的场所。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城市的“概念”不是从集体生活中消失了，也许更有用的做法是，看作经过改造了的概念，并因此以新的形式被保存下来。

这里有一种比它的批评者建议的更有力的标准观点，一种比这样一种区分的迷恋者建议的更深刻的“范式”转变的看法，作为一条持续和改良路线的结构性观念的概念（Rossi，1983）告诉我们，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关键点上，在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过去和现在都会作为一个放大的时机发生碰撞。也就是说，如果观念就是废墟，那么它们并不一定会被遗忘，因为它们是被翻修的场所，重建和复兴所产生的项目。城市的表现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如果我们有耐心的话，必然会有抓住想象性结构的种子的办法。当我说“结构”是隐藏的时候，意思是需要阐述它、解释它，并且使它变得具体（Hegel，1904）。我不知道最终会发生什么，但是可以直觉到在某种意义上把场所、地方性和都市性连接起来的一种轨迹。如果城市不是一个非场所，那么它的能力就是持续和延伸我们的对话，甚至是有关证实它的共同体建设的各种权114力，因此也是不言而喻地证实其安置权力的对话。城市可能就是双头怪，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既绝不是场所而同时又是场所，对于这种“非矛盾的故弄玄虚之词”（Bee，2000）需要理论化。我不是在寻找圣杯（HolyGrail），而是为了把一种可以想象的影响汇流表现为一种集体生活中的基本问题—解决情境。各种对话声音的暴露都显示了它的局限性，因为除了言说者及其诠释学定位是对话本身及其声音的永恒余韵，这种汇流的声音最终是不能被占有的。我希望表明的是，这种对话标志着一种系统性的张力——一种与模糊性的根本遭遇——可以振兴和探索从而开始理解集体生活的一些典型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