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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兴奋（第1页）

第九章兴奋

引言

我们把城市说成是建设和重建的场所，它提供了新旧之间不断发生伦理冲突的景象，这种景象充满活力地体现在困扰城市日常生活的无常性幽灵之中。现在，我们必须对作为一个欲望系统的城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而这个系统是围绕对经验及其持续不确定性的探索而组织起来的。这让我们把城市当作一个爱欲的场所来考察，这种场所体现在人口稠密与城市居民的创造性的联系中，致力于在实施过程与其永久性剩余物之间的空间中解决这个问题。

兴奋与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质及其所释放的模仿性歪风有关，特别是通过企业的概念，旨在通过各种即兴艺术和举措保持每一代人的活力，激活城市涉及的所有人口阶层的欲望，企业的尊严掩盖了基本的、多样化和不断变化的忙碌形态。一个城市越大或者越是富有创造力，就越能够通过个人提升的伦理社会化增强忙碌与自我完整性之间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忙碌是通过把自己设想为自我形成的必要性，设想为现代人创新能力的一个标志而被社会化的。这种想法是，他们需要冒险被定义为责无旁贷的人和令人兴奋的人。既然每一种真正的风险都预示着失败的可能性，那么忙碌的兴奋就同时仰赖于这种希望和恐惧的前景而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始终保持的成功本身是在持续不断的期待中被保持的，为了避免崩溃必须再生产这种期待。用企业的惯用语来说，即使成功胜于失败，也仍然是一种容易毁灭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随时都可以收回的拥有或在场。这种存在于企业最深处的丧失感，以寻常的方式生动地表现出来，甚至比有关集体记忆的话语所揭示的东西更加生动，这始终意味着任何一种成就的兴奋性质为何在某种程度上都来自无法取决于它的成就。

我们如何才能把城市说成是令人兴奋和让人疏远的，通过探索围绕这个问题产生的一些话语参数，一种传统上与闲逛者相关的话语，这种话语对一系列声音和其他各种利益都有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将重新阐述关于闲逛者的看法，一半是强化它，一半是指出某些局限性，即通过在一个更大的有关城市兴奋的对话中重新确定它的地位。在另一种意义上，通常被称为城市艺术的东西，为何只有在博物馆和音乐厅里才被无关紧要地发现，而最富有活力的东西则是在构成其节奏的空间和时间的运动中以及各种不同的混合体中被边缘性地发现的。因此，如果说城市经常被认为与兴奋有关，那么，我将开始通过美、冒险和行动等概念来追溯这种联系，可以认为它们是一种爱欲领域景观的一部分。我会提出一个问题，“城市的色情地带有什么特别之处?”尽管在我看来，城市提供这样一个许诺是无可置疑的——色情地带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记住卢梭的问题，即这样的供给是不是资产阶级装模作样的伪装的一部分。我会努力把这个问题与具体城市的细节联系起来，这样，或许就可以通过让其爱欲问题能够观察到的方式理解城市的独特性质。我将通过重新思考城市作为一个行动场所与机会主义冒险之间的引人注目的联系，探讨城市色情地带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机会主义并不是指**裸的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而是指现代自爱的独特形态，这种自爱希望使当下变得让人难以忘怀，就像人类处理有限性本身的自我反省方式一样，资产阶级释放和“克服”走向虚无主义的**，他们忍受所有当下的痛苦，不断地完善日常生活的艺术。

为了让城市的色情地带呈现出来，我们需要把匿名性（ano-nymity）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看待。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抵制所有过于容易的**，不能简单地批评匿名性，因为这种**会忽视其辩证的细微差别。当本雅明在提出运用语言对抗自身的策略时，他暗示了这样一种辩证法的方向（Buck-Morss，1986，108-109），或者，用鲍德里亚的习用语来说，“要把真实置于现场”（Baudrillard，1984，43）。因此，我们希望把匿名性置于现场，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方式就是考察闲逛者（flaneur）的用法。但是这几乎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宽慰，因为这种评论往往要么把闲逛者赞美为一个代用的观察者，要么把闲逛者批评为一个资本主义逻辑的受害者，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倾向于消灭这种现象。

沃尔特·本雅明，不管评论者如何，都可以把他看作一个试图恢复匿名性声音的人，并且暗示了快乐、孤独和拥挤之间的联系，这是把主体化表现为同性恋（homoludens）的一个实例。匿名性声音的恢复常常被批评所压制，这种批评只能从闲逛者的脚步声中听出私人化和消费主义。

即便涂尔干也是在匿名性中认识到这种作用的。匿名性本质上的模糊性使他把社会道德沦丧和各种自私自利建构为解决优柔寡断性质的途径和方法，以便从经验上准确地说明任何一种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所具有的局限性。涂尔干的《自杀》让我们开始把匿名性理解为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形态的话语，而这些话语只在极端状态中才表现为过度的私人化，但总是可以想象它们是由一种比例感或主要是由它集中发挥的作用激发出来的。

当本雅明的作品被解读成是主体在资本主义下色情堕落的见证时，我们就失去了理解城市居民即兴表演的途径，由于在城市生活环境中重新创造了丧失和更新性格的机会，因此，这是他“把他的存在方式置于问题之中”的一种方式（Bataille，1986，17，31）。如此看来，用本雅明的惯用语来说，闲逛者就被看作“一个决定论者的稻草人”（Benjamin，1998，307）。

在对闲逛者的赞扬和批评中（以及含蓄地体现在对本雅明的评论中），似乎没有得到充分论述的是，作为城市情人的闲逛者的概念以及本雅明计划为城市居民书写的“情人话语”的概念。如果对闲逛者的赞扬不接受对它的批评，那么它就采取了肯定这个人物就是观察者的形式，一个不屈不挠地植根于各种城市和环境中的“侦探”。这就把城市居民的敏感性降低到独立观察的“高尚”工作。请注意，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关于闲逛者的产物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与那种把闲逛者驳斥为非生产性的、颓废的和无所事事的闲逛者的做法进行了对比：“除了一种深沉的严肃性之外，他们还会背叛什么呢?”（Jenks，1995，152）

这种虔诚的赞扬是由于作者不满意对闲逛者的拒绝以及闲逛者与快乐、懒惰、休闲的联系所造成的，似乎只有通过把闲逛主义引入自然主义观察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万神殿，才能界定人物的“目标严肃性”。闲逛者由于被解释为临床观察者而被解救，他力图洞悉和理解那种具有重要性的表面现象背后的生命，这种重要性意味着匿名性是孤注一掷而并非夸大其词。相比之下，请注意评论家的说法：“一种新形式的受薪员工……为了在资本主义下生存，他书写他看到的东西并出售了一种产品”（Buck-Morss，1986，113，111）。

无论被赞扬还是被批评，也无论被视为独立的和反思性的，还是被看作一种受欺骗的虚假意识的样本，闲逛者的匿名性都被看作一种分离的手段，一方面是增强他的观察新技能（一个萌芽的社会学家），另一方面被看作资本主义市场价值所产生的一个被疏远的“温顺的身体”。在这两种情况下，劳动的人（homofa-ber）和游戏的人（homoludens）之间的辩证法都受到了压制。这是因为，假如赞美想要重申闲逛者工作的“严肃性”，那么批评就只能通过把无所事事贬低为“想入非非”的极端而对立的姿态，从而否认这种严肃性。然而，匿名性的声音处于这些极端、这些对立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要求我们反思黑格尔的扬弃（aufhebung）公式——消除对立，保留它们的差异性（Hegel，1904）。在某种程度上，闲逛者的严肃性和幻想性都需要加入城市居民的想象性结构的表现之中，在赋予匿名性以公正的同时，想象性结构从这种结合中获取养分。正是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才能开始听到本雅明的声音，（城市）情人话语的萌芽。

城市情人

在某种程度上，情人的声音表达了被城市**的欲望，用巴塔耶的话说，这是质疑一个人的存在的一种机会。在巴塔耶看来，这种对性欲的唤起就具体化在人们参与的活动中，集中体现了自我形成的浓缩轨迹——抑制、丧失和更新——成为对同一和他者、一致性和相异性的回忆，期待着通过当下某种重大事件的允诺而得到复兴。可以说，这种想象性的马赛克在任何时候都构成了色情地带，这也是城市里的匿名性允诺的一部分。在有关匿名性的话语中，这种允诺的形象总是被批评的悲叹以及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复活的企图抹杀，“资本主义有两种处理休闲的方法，一种是在失业的意识形态中污蔑它，另一种是利用它来为自己赚钱”（Buck-Morss，1986，113）。

休闲衍生的匿名性，是用一种毫无乐趣的资本主义工作标准衡量的——要么是仿真的生产性，要么是逃避约束。匿名性被降低到被迫失业的无所事事状态，或者是当作一种利用闲暇谋利的机会。这种被删节了的反思机械地认为，资本主义的声音就是给匿名性的声音授权——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简化把研究变成了匿名性本身。正如闲逛者屈服于批评一样，批评家也无法逃避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及其强制性的可理解性。

在这些观点看来，城市居民是真正的“决定论者的稻草人”，是一个没有任何力量的被压迫的主体，他们的行为只能符合资本主义市场价值的设计。因此，无论是对于作为理论家的行为者（闲逛者）还是作为行为者的理论家（批评家），绝望都压倒了这个主体，即匿名性只能被视为被生存或被利用，而不是被看作**的机会体验。用维特根斯坦的惯用语来表达，客体（匿名性）因为毫不相关而退出。简单地说资本主义从闲暇中“占有”利润，就是在掩盖令人兴奋的资本主义在越界的机会中提供了什么的问题，以及资本主义与令人兴奋之间的联盟是什么的问题（这种联盟暗示着城市的想象性结构——每一个城市的想象性结构）。

最初，往往是由于流动和拥挤给城市赋予了一种令人兴奋的性质。通常这种兴奋和匿名性的感觉并存，把城市表现为一个粒子循环的强烈漩涡。假如说，在城市生活中，拥挤是一股强大的力量，那么，它的意义就在于人流、身体在空间上的移动和分散，以及在街道和城市地区调节这种轨迹的社会性组织的方式和方法。在象征性互动的研究中，特别是在戈夫曼和洛夫兰的作品（Goffman，1967;Lofland，1985）中，都市的公共空间被理解为陌生人之间相遇的场所。除了这些研究的材料之外，相互影响的秩序被人们当作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被阐述、被质疑和被修改。根据戈夫曼的说法，人们流动的仪式性质由于异质性人群对城市空间的不同使用而有不同的影响。通过与他们相关的人，通过他们的行为场景和环境，区域和地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明它们是可以辨认的，而且借助于这样的标记，通过它们的吸引和排斥力诱导人们的流动。因此，城市空间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来区分的，在这个过程中，使用这些空间的人对空间进行相互识别，从而使它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地方，也就是那种场所。这种相互作用的秩序，不断被城市居民重新塑造和重新使用，从而把城市转变成一种组织人们流动的空间集合。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通过诱使他们去想象与安全、危险、兴奋、探索和打发时间有关的可以辨认的具有不同意义的场所。

对于城市来说，步行和使用把街道生活变成一个共同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由成员解决和协商的问题。它似乎是城市的合法性秩序的一部分，不仅体现在交通管制、产权划分和行人流动的政策和法规中，而且体现在闲逛、无家可归、集会示威和侵犯财产等越轨行为中，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对干预和执法的呼吁。城市的安全机构以公共和私人化的治安形式，在标志着街道的合法秩序和使用空间的人之间进行调解。最初，城市居民的生活往往被看作处理这种相互影响的秩序的方式、重塑秩序、处理违规行为和临时解决办法。在某种程度上，这项工作包括由不同的群体占有的不同街道，并且出于不同目的把各种身份指派给街道。此外，在不断颠覆街道生活的法律秩序的过程中，城市居民把边界、地区和行动的权威性概念多样化了，并且挑战了这些概念。

步行

我们要理解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城市，就必须考虑街道的生活，还要考虑步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提出，把街道解释为一种互动秩序的惯例所隐含的缺失现象学。街道的生活和步行不仅重新肯定了城市与运动的联系——步行者路过的运动形象和作为一种运动形象的步行者——而且重新肯定了城市与公众的联系。城市里的步行被德赛尔当作一个问题重新提出来，他问道：“阅读这样一个宇宙的狂喜究竟属于什么样的知识爱欲?”（deCer-teau，1984，92）。无论是从摩天大楼的顶部俯瞰曼哈顿，还是在米兰大教堂最高部分的视线水平高度，从紧邻其中一个侧面的酒馆餐厅的阳台上观看，这些场所的景观都只能突出把观看与被观看分离开来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被观看总是消除人们的怀疑，并且激动人心。如果德赛尔对“太阳之眼就像上帝一样俯瞰”的描述唤起了一种掌控的感觉，那么同样的场所也会与康德的崇高概念及其对人类有限性认识的含义产生共鸣。如果人们通过这种壮观视线可以从修辞上获得这种匿名性，那么这种匿名性会通过行走在城市里的活动和实践体验到的分离乐趣得到强化。正如德赛尔所说，我们“使城市的某些部分消失并夸大其他部分，扭曲它，分裂它，并使之偏离它固定的秩序”（deCerteau，1984，102）。

在活动中存在，在大街上存在，是城市公共生活意义的一部分。这就要求我们理解隐私究竟是如何与家庭、家庭生活以及工作和生产性相适应的。街道不只是一个空间，而且是家庭生活与工作、无所事事与家庭安全以及生产性的合理化与规训性之间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两个极端维持了时间和空间的正规化，以及那些对具有可靠知识的人来说的熟悉性或封闭性，而在街上则消除了这种规训性及其相应的可靠性。

在使街道生活理性化的尝试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差异性，就像在寻找道路的模式一样（ArthurandPassini，1992），这种模式把街道看作在解决到达目的地问题时进行协商的一个迷宫。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似乎把街道视为正规或私人化以外的其他领域的旅游文学，即使把街道看作不同于家庭生活或工作的领域，也会把街道规定为以有限的理性方式到达目的地或观看场所的途径。这样的行人总是被看作实际的行为者，承担着把城市当作一个可识别的空间区域掌握的任务。

为了便于实际的掌握，尽管所有的项目都把城市的街道理性化为一个空间系统，但是街道仍然是一个可以抵制目标的正规化和工具性关系的场所，是一种邀请或挑衅，刺激了一种旨在质疑家庭和工作的自我抑制的参与，有助于颠覆围绕有限经济组织起来的欲望，因为这种经济是工具性的，并且斤斤计较于利益得失。

街道以带有暴力色彩的方式，竭尽全力让城市居民摆脱一种被限制的欲望经济及其特有的循规蹈矩。街头的**与这种风险有关，与这样一种**有关。由于街道使主体回归成了问题，因此总是威胁家庭生活和生产性的神圣性。家庭生活和生产性都害怕街道对所**的那些人产生影响，被召唤到街上的人永远都不会回家，永远不会回到生产性上，即会永远留在大街上，或者回来后就会成为一个新的人，为街道而魂不守舍，他在家庭或工作场所的出现只会表现为一种怪异的存在。

对街道就是懒惰或者**、不忠、颓废和漫无目的栖息地的责难，只能通过把街道想象为这样的情况才能保持。即要么把街道想象为一种达到实际目的的手段，如到达目的地或者专业活动场所的位置；要么是另一个极端，把街道想象为一种逃避家庭生活和生产性规训的静观、娱乐和休闲的景观或者环境网络。

这些极端的情形——以城市为手段和景观——只把约束（家庭生活、生产性）及逃避（娱乐、休息）想象为城市生活的支配性选择。这些看法发挥了街道话语和有限经济用途的一部分作用，而它的公共生活概念则必须始终与之进行斗争。在这一话语中，行人一方面是通勤者，另一方面是游客或郊区居民。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掌控作为识别和协商地理范围的能力就成为城市知识的必要条件。

由于把城市知识等同于解释其活动地点的能力，又以用作参照和行动依据的标志为基础，因此，找路（wayfinding）的概念就把这种地理知识理想化了。假如行人想从害怕迷路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步行就被认为是没有方向的生存问题，因此，知识的标准是对迷宫的掌握。找路掩盖了步行不可思议的性质以及打发时间是某种生存以外的东西的问题，类似于通过丧失运动的根本偶然性而参与到匿名**中的行为。与找路形成对比，我们可以开始认为步行就是即兴表演，因为步行和即兴表演都在街头的集体表现中扮演角色。

开始在城市居民这幅图景中出现的，是居住在匿名性的空间里的人，闲逛者所强调的破碎体验本身就是一种愉快与其他居住形象的最初对立。无论是场所（景点）的游客消费者（如徒步旅行的参与者），还是试图在城市空间中导航的寻路人，就像一个新来者致力于完成一项实际的任务一样（ArthurandPassini，1992），闲逛者一开始就表现为夸张地参与到城市文本性的角色。

我们必须问一问，在城市漫步的实践中瞥见的匿名性快乐，与游人的迂腐嬉戏或者寻路者的生存策略，甚至与乡村步行的“孤独散步”（Rousseau，1979）究竟有何不同?我们可能会认为，这种快感与过往场景的流动性及其每一幅图景的易变性有关。这种图景的流动性提出了一个人与他们相遇的完整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使步行者作为一个他者形象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