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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无常性02（第2页）

在大多数的升级中，不管暴力事件如何，当下与过去之间关254系的一些踪迹都得以持续。有些升级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所取代的结构，既没有确定性区域，也没有独特的功能，它们都把先前的状态确定为相对无形式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升级是一种大规模的干预，与过去场所的新颖性和难以识别的联系，目的是证明自己成为城市中心地位的合理性。尽管这些超级市场的置换和升级之间的界限很小，但还是值得进行单独讨论。

位移

多伦多一个古老的运动场被撤空（MapleLeafGardens，b。1931），这是把功能转移到另一个地点和一个新结构过程的一部分，这个结构被设计成一个最时新的“艺术状态”多用途设施（加拿大航空中心）。当地媒体报道称，这个新的设施“对天际线贡献并不大，但是对这个城市的贡献却是巨大的”（Hume，1999，S2）。在天际线和城市之间，这种区别是值得追求的，这也许是对“纯粹”的表象与某种更“真实”的东西之间的对比，或者，是对外在的东西与内在的东西、表面的东西与深度的东西之间对比的一种思考。至少提出了这种区分对表面的东西与灵魂的东西之间这个关系本身的问题（Simmel，1959），这意味着，至少在这些词语里，在这个城市中，与某种真实的贡献进行比较时，或许就把天际线贬低成了装饰性的东西。

对于这次干预的不同评论，为这个新设施提供了几个方面的正当理由，所有评论都强调了新建筑通过开辟新的未使用空间扩展多伦多市中心的都市性方式。这个新的设施通过一种探索性修辞组织起来，仿佛建筑举措就是对未知领域的洞悉，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种吞并的姿态。据说，加拿大航空中心是，①征用废弃的土地；②让城市延伸到离湖边更近的地方；③把这个地点与市中心火车站连接起来更便于郊区通勤者使用，从而振兴公共交通；④要求进一步开发，因为通过未使用土地的路径有望在其举措启动后为进一步的发展开辟道路。

所有的人，特别是市长，他是这个项目的啦啦队队长，都说这个新场所“改善”了这个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具有激发进一步发展前景的能力，但是，作为这个城市一个新的中心枢纽的自我赋权，也是作为一种创造性影响的自我赋权，与任何装饰性的创新相比，都更为重要。对于旧事物来说，这种新事物的创造性基于开拓未被使用空间的需要，并且以这种方式发起进一步的拓展努力来效仿它。对于大都市地区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和渴望来说，这能够更有效地回应进入该地点的郊区居民。这个项目是同时具有繁殖性和社会性的典范，使贫瘠的空间变得肥沃，通过新的行动和活动来填充它，从而使它发挥作用，使那些已经离开或选择反对城市的郊区居民重新融入社会，由于按照他们的规格对这个城市进行了重新设计，从而使它变得更富有吸引力，更容易接近，更有效率，因此，他们想回迁到这儿。

改进的另一个理由是，建筑师宣称新的场所将会成为“一个体育和娱乐剧场而不是一个竞技场”，一个集中了许多目的和功能的场所，能够引导人们认为这会是“可以早来和迟走的一个场所”（Hume，1999，S2）。请注意，通过位移所改变的是运动场以及设施的观众和使用者的想法，在某种方面与体育本身是相关的。也就是说，体育和观众（“粉丝”）的意义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对城市体育的表现和意义会产生影响。

对于体育来说，这种含义并不是唯一的，是由这种结果暗示的，即位移危及在环境中发生的任何艺术或活动的形式，但是在方式上始终按照最时新的或者“进步的”活动限制来判断合理性。成为一个观众，成为一个空间使用者的条件变化，与艺术或活动本身的形式相互作用，空间的使用者与行为的相遇，始终是以挑战行为完整性的方式提出疑问的。

因为这是城市核心不断发展的一个借口，所以位移便以几乎无可争辩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合理性。它舍弃了在更当代的眼光看来那些已经过时的行动形式，迎合了大都市地区的新需求，开辟了新的空间，在开放新空间和创造新途径的过程中，为大多数城市人口提供了“便利”的方式。它把行为建构为一种能够被欣赏的娱乐活动，而不需要任何特殊的鉴别能力。

在多伦多这个案例中，曾经的竞技场和其原来的所在地都被舍弃了，理由是它们的生存能力被限制在这个城市历史的一个阶段，而这个阶段如今已经成为过去。只有在一个拥有与这项运动密切相关的同质性人口的单一体育城市中，枫叶花园才是可行的。现在，一个没有这种责任历史的新的多元文化人口和一个对体育在城市娱乐矩阵中的地位有不同期望的郊区人口结合在一256起，给体育本身的重新定义及其与城市里的自由时间、休闲和有组织社会性系列活动的关系施加了压力。

加拿大航空中心的景观可以在内部设计中观察到。活动领域的设施被当作一种技术肯定，通过在这个区域的不同角度设置一个巨大电视屏幕网络和遍布整个场所以及盥洗间及公共空间的电视监视器，保证各种行动都将持续地受到监视，永远都不会在视线之外。即时的重放允许观众恢复错过的瞬间，相机定位创造了多个角度，人们从多个角度观看游戏，监视器通过所有的终端和转移使各种行为保持在视野之中。该设施的设计者声称“今天的大多数粉丝都期待这种质量”，表明这项技术是为了“增强粉丝的体验”（Brown，1999，S2）。然而，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粉丝正在“需要”的究竟是技术还是体育，以及为什么应该假设两者是相同的而不是对立的需求。既然粉丝最“需要”的可能是技术而不是环境中发生的某种行为形式，那么，设计师可能无意中指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加拿大航空中心体现了观众希望通过技术上的专注完全掌握视觉效果的愿望，希望消除置身于这个情境中的任何观众在座位、注意力、视角和时间性上的不平等。这样，该设施的全视景技术梦想，基于观众追求质量的形象，实际上构成了通过限制离经叛道和不正当行为控制身体的一种规训，因为这些行为可能会破坏一种不被打扰的安宁。

请注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新设施以这样一种方式集中了各种功能，即对场所及其所在地与整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总是从被废弃的场所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居住在那里的往往是市中心的用户。位移只能出现在游乐、休闲、自由时间、体育的语境中，边缘与城市空间中心位置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重新思考。位移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①采取举措的时机是什么，那就是做出暴力行为的理由吗?②这种改变是如何得到认可和受到抵制的?③在新的和被遗弃的空间中，这种改变对未来和过去有什么影响?④对于重新定义发生在这个场所和观众或使用者的建设中的行为，这种改变有什么影响?在伴随干预而来的，并且标志着其事件是城市的一个关键时刻的富有争议的解释和行动的话语中，每一次位移都对我们和城市本身提出这样的问题。

超级商店

所谓的超级商店都汇集了许多这样的问题，因为它声称，通过把它转化为景观来创造一种环境，从而提升局限于环境的行动。这个问题总是提出这样的关切，即新的东西如何与旧的东西妥协，或者“用户方便性”如何以重新界定其中的行为方式来发挥作用?假如我们考虑要把一个电影院改造成一座影视城综合体，那么，纯粹性和进步之间的张力就会变得更加清晰（Adelman，1998，Dl，12）。

扩大后的电影和多功能影院把各种电影和不同类型的电影观众结合起来，往往是要积极解决单一化的电影观众的孤立性和审美集中性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在一个具有差异性活动的环境中引入新的用户群体，它便在同一个屋檐下以某种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功能集中性，主动地把看电影重新定义为一种集体性的体验。在这种情况下，看电影就不得不重新审视它在其他功能方面的地位，比如吃快餐，因为男男女女与多功能的结合把电影观看转变成了一系列没有特殊优先性的活动之一。

新电影院同时播放许多电影，并因此用一种旨在使选择最大化的方式混合着各种观众。高分贝的声级强化了体验。同样，影视城给环境添加了许多功能，诸如视频游戏和交互媒体等，这样，观众就不会在等待期间受到任何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美食可以成为观众的主要活动，更舒适的座椅有望让观众把室内当作家庭的延伸，好像看电视时那样舒舒服服地边吃边聊。还有，私密性房间是为观看电影时的单独观看和社交活动（“尽情欢乐”）而设计的。很明显，新的设置有助于以一种符合新型空间用户而设计的方式对电影进行重新界定。除了那些被认为是“正统主义者”的人之外，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些干预措施是为了重塑常规性的城市生活艺术，重塑看电影、购物、浏览的艺术。因此，在“新”事物的压力下“旧”事物受到了质疑。同样，新杂货店、新书店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设施在城市中所发挥的作用，不仅是增加规模和服务集中度的例子，而且是在空间用户与空间里的各种行动形式之间的相遇中观察暴力干预的场所，无论是去看电影、购买杂货还是去书店看书。这种“建成环境”，通过把原有的和古风式的功能（电影、杂货、书籍）用作一种托辞创造和维持对客体的欲望。它们经常被赞美为新的公共空间。在展示不同的功能安排时，它们不仅为每个人提供了某种东西，而且成功地肯定了它们自身的功能集中是一种增强集体力量的景观。在一个场所中能够满足不同兴趣的东西就是景观，这是一种工程学的胜利。它的魅力在于，有能力消除对品质和歧视的痴迷，而这种痴迷在过去有可能阻碍大多数人参与这些行动。

公共空间

纽约时代广场的重建，提出了改造与所谓的翻修之间的差异性问题（Sussman，1998，42）。尽管这个空间一直是一个旅游区，但据说现在被赋予了一种“几乎完全是视觉性的”消费模式（Rossi，1998，43-44）。因此，不仅仅是商业主义改变了这个地区，而且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方式，从而使这个地区能够通过表现过去展示自己。例如，据说时代广场和位于新波茨坦广场遗址的前信息箱（InfoBox）都通过展示和导游改写了历史，通过景观抹去了对这个地方的真实记忆，而这些景象所迎合的是它作为一种具有极大吸引力的视觉客体**（Rossi，1998）。用萨斯曼的惯用语来表达，就是与场所生活的过度整合被重构为“安全过度”，即被重构为没有推斥力的景点。在关于传统市场效仿的辩论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时代广场的重建过程中，它表现在广告和标牌上，这些广告和标牌只是指向时代广场本身作为景观的客体（Sussman，1998）。媒介就是信息，因为这些展示本身就是有魅力的客体。据说与场所的这种“视觉”关系，是为了协调与整合该场所的过度设计，并且把景观的过度设计再生产为主导性的集体记忆。假如这是真的，那么便意味着，把场所表现为一种客体的东西就是过度设计本身。新的公共空间就是作为工程或设计景观的自我指涉，通过精湛技巧，把它们自身的过度协调表现为“一种全民盛宴”。

我们可以理解对这样翻新举措的批评，因为在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创造一种景观的时候，这种自我指涉的展示总是有失去与体现该场所历史细节之间联系的风险。通常，建筑或设计举措都把其行为表现为一种破坏传统的集体联系的舍弃，无论是历史故事还是对建设和建构的“过时”看法。对这种举措的抵制往往被看作是“过时的”，无论是应对企业或公司裁员，还是应对蔑视“叙事”的计算机专家的技术狂热，抑或是应对某位政客提出的“格格不入”的措施。翻修的暴力行为加剧了集体的不安，使人们（或可能应该）看到了这种形式本身的主题。

在这一举措中，翻新有把这个场所的故事简单化的危险，在时代广场的例子中，这个地方就是百老汇的故事，是“这个社会成功和失败的极端”的混合体，体现了特定职业、夜猫子、小贩、艺人和失败者、流浪者、恶棍等的多样性（Sussman，1998）。所有重要的场所都成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就像百老汇是曼哈顿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样，在艺术中，它通常被表现为一种集体情感的持久聚集地。对场所的这种记忆与其历史重建之间的差异性可能就在于，一方面，它的过度表现为人口稠密的惊人多样性——与极端状况的不稳定性共存；另一方面，在它的设计和方法上又展现为一幅壮丽景象（Grenzer，2002）。在这里，由于在城市中赋予场景以意义的需要释放出来的这种伦理冲突，是由构想场所的不同方式所导致的，这些不同的方式都把场所看作一种再生产“全民盛宴”的机会。然而，大多数用户通常对它提供的变化和机会感到满意，明显不同于少数被认为每一次建筑修缮都是反对者的正统主义者。围绕城市公共空间质量问题的冲突，对于把场所更新为集体本身（在“topos”的最初意义上，即场所）这个话题的难题产生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总是预先假定这样的问题，即场景如何有效地把它们的性质表现为一种社会交往的场合，因而，它们的多样性的拥挤或设计如何调动这个主题的魅力?这种冲突继续表明，在关键时刻，城市必然会被这种问题一解决方式所持续困扰。

作为一种客观性文化成就的“建成环境”

这种建筑争论已经解决了场所的“主要”和“次要”功能之间的区分，重申了这样的认识，即不应该再假定解释优先于无数用途的场所概念，优先于它的多变性，它作为一个客体的象征性价值，它作为一个符号的性质的概念。正如我们自始至终所认为的，作为一种符号，建筑环境是一种“客观文化”的成就，既是美的，又是“功能性的”;既是一件艺术品，也是一种商品。我们需要探索的正是建成环境的这种事件性，这种体现在不确定性用途中以及在城市空间问题上的伦理冲突中的事件性。

建筑本身作为一门艺术的无情破坏性，必然与（建筑物、博物馆、酒店、购物中心、电影院）风格的破坏和更新同步前行，因为它既是旧事物的丧失，也是新事物的开始。通过把人们带到前所未有的数量、组合以及被认为是新的和解放的娱乐场所扩展交流领域的承诺，把建成环境中的每一个物品都表现为一个新的消费和社交场所，目的是增强和拓展交流与联系的领域，增强信息流通的潜力以及让陌生人聚集在一起。城市中的建设和重建是否是卢梭曾经指出的资产阶级装模作样伪装的又一个例子，打着仁慈的幌子，声称重塑城市对于城市有益呢?“新的公共空间”的理念所传递的信息，就是把空间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需要考察这种说法。

在这些条件下，必须重新审视场所的主要功能和次要功能的概念，不是把活动的“内容”与作为一种符号的事件性或特征进行对比，而是从公共空间作为陌生人的“事件性”共在的“基本”概念开始。我们不禁要问，在城市的集体生活中，这种混合体究竟有什么作用?真正基本的东西就是设计和工程的吸引力及其技术景观。建成环境通过对自然的控制肯定对动**不安状态的征服，技术则声称要在工程和设计的壮举中表现这种对自然的控制。这体现了现代的进步特征，体现了当地资产阶级的协商品质、权力和能力，也就说，如何在当下创造出另一种客观性文化成就的领域范围。建成环境赞赏“我们”及独特的解决当前不安状态的仪式性方案，这是所有人都会为它的生产性景观着迷的一种仪式。

结论

我们强调了如何通过干预城市的社会景观不断质疑集体作用的意识，这些干预生动地唤起了城市的日常生活，城市的根本无常性，城市本身的脆弱性。这种无常性通过让人忧伤的人造物的丧失、补充的伴随物以及不断消失的面貌所产生的痛苦后果体现出来，在沃尔特·本杰明的孤独形象中，这些东西被当作流动的理想化主题得到了集中体现（Benjamin，1998and1999）。人造物、人、空间和生活方式的永不停息的循环，无止境地证明了在任何时候过去的东西都已经不复存在，而现在的东西也都终将逝去。更有甚者，无常性的氛围，由于统治的持续性而加剧（W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