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三节 普鲁塔克的教育思想（第1页）

第三节普鲁塔克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著述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18），罗马帝国时期传记作家、伦理学家和教育家，对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普鲁塔克出生于希腊中部维奥提亚地区的凯罗涅亚镇一个富裕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有很深的哲学造诣。由于父亲的影响和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熏染，普鲁塔克幼年时即对学问充满了热切的兴趣，渴求知识，孜孜不倦。青年时代，普鲁塔克游学于雅典，师从逍遥派哲学家阿摩尼奥斯（Am-monius），学习哲学、数学，兼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各派学说之精华，同时涉足医药学和历史学。他喜爱游历，希腊本土的名城胜地、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埃及、意大利等地，莫不留下了普鲁塔克的足迹。每到一处，他都广泛收集历史文献资料和口碑传说。这些努力为其史学著作的撰写奠定了丰实的基础。广泛学习和四处游历的经历，使普鲁塔克受益匪浅，为其在文学、历史和教育等方面的成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不但博闻强记，而且关心世道人心，热心公益事业，是一位学问渊博且富有人道精神的哲人。

普鲁塔克生活的时期，正值罗马帝政时代的初期。此时希腊地区并入罗马帝国已有两百余年，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希腊—罗马文化。普鲁塔克既是希腊的硕学通才，又是罗马的公民。在他身上，体现着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相融合的结果。

普鲁塔克曾在罗马讲授哲学，其间结识许多名人。据说，普鲁塔克曾经先后为罗马两朝皇帝——图拉真和哈德良讲过课，博得赞赏并被擢居高位，担任过执政官和希腊总督。普鲁塔克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家乡凯罗涅亚度过。他一方面潜心著述，另一方面担任地方的首席行政长官。他还做过希腊圣地德尔斐阿波罗神托所的终身祭司。他曾在家乡开办了一所学校，自己担任多门学科的讲授，但以哲学和伦理学为主。

普鲁塔克是古代多产作家之一，著作等身，计有两百余种，可惜大多数早以散佚。流传下来的著述由后人编辑成两集。一是《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Lives），二为《道德论丛》（Morialia）。前者意在说明古希腊罗马在行动领域的成就，后者意在说明古希腊罗马在思想领域的目标。二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其中，传诵较广的是《希腊罗马名人传》。该传记1990年被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相传，这是普鲁塔克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这是一部融历史、文学、教育和人生哲学为一体的鸿篇巨制，是西方古典文库中的瑰宝。在外国古代文学传记中，《希腊罗马名人传》堪称最负盛名，最有影响。《希腊罗马名人传》主要以古希腊罗马广阔的历史舞台为背景，将希腊和罗马伟人中品行事业相类似者加以并列，对照叙述，然后给予评价，塑造了希腊罗马历史上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表明了两种民族伟大、光荣的历史。正是由于它的流传，我们才得以回到希腊、罗马时代，才能体会到与当时的代表人物接触的喜悦。这部《希腊罗马名人传》现存仅仅50篇，有23对，46篇采用对比写法的名人传，希腊、罗马各占一半，另外还有4篇单人传记。但后人为了方便，把原著中各组相比较的人物按年代顺序重新进行了排列。普鲁塔克文笔流畅清晰，瑰丽多姿，人物刻画细致入微，栩栩如生，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启人遐思。奇闻逸事和名言隽语穿插其间。《希腊罗马名人传》开创了传记体史学著作的先河，后世多仿效该书笔法进行写作。但是，普鲁塔克主要是一位伦理道德学家，再现历史并不是他撰写传记的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是发挥和宣扬自己的伦理理想。书写传记是实现其教育目的的手段。《来库古传》是《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主要涉及斯巴达文化教育的一篇，同时提供了大量斯巴达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材料，是后世史学家研究斯巴达各方面情况的重要资料来源。普鲁塔克在为来库古树碑立传的过程中，以美饰和赞同的笔法，叙述了斯巴达的教育概况。其中，普鲁塔克非常推崇斯巴达教育的某些实践活动。比如，重视军事体育训练及优生的问题，少年可与宠爱他们的男性长辈交往的问题，语言训练的问题，热爱智慧等，都可以在普鲁塔克《论儿童教育》（TheEduof）中发现相对应的似曾相识的理论。

《道德论丛》则由六七十篇杂著组成。以苏格拉底式宣讲，柏拉图式对话或辩论，以及家庭聚会中的非正式谈话为主要形式，颇有后世“席间漫谈”“炉边闲话”的风味，质朴、自然，以训世为主要目的。内容涉及教育、哲学、伦理、宗教、政治、科学、文艺等。《论儿童教育》是其中关于儿童教育的专论，详细论证了如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儿童。普鲁塔克注重良好教养、好习惯的养成及全面的人文训练的教育，目的是为特权家庭培养年轻绅士。他自己的经历也说明，只有良好的教育才能成就有哲学智慧、优雅风度、英雄气概、政治谋略的人。

在哲学上，普鲁塔克是一个折中主义者。他以柏拉图学说为核心，融毕达哥拉斯学派、斯多葛学说、亚里士多德学派为一体。他的伦理道德思想主要来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至上”和“哲人治国”等理论。他认为人生应当受理性的节制，以道德为准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恬淡寡欲，崇尚朴素谦和，不慕名利，忠于职守，造福人群，顺乎人情，而反对放纵情欲，奢侈过激，贪婪残忍等行为。他尤其注重道德实践，这种主张对他的教育思想有重要影响。

普鲁塔克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从唯心史观的宿命论出发，原始的宗教迷信色彩较浓厚，以善恶分明、因果报应的伦理思想为基本原则。首先，他尊崇神性，信奉天意。同时，他深信生命无常，灵魂不朽，晚年又增添了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提倡灵魂转世和生命轮回的学说。他认为，在神与人之间存在一种中间状态，他称之为“精灵”“魔障”或“亚神”。人在世上，如果一生树德行善，摒弃邪恶，死后就会荣升为精灵，犹如他心目中的“护法神”苏格拉底先师一样。之后，如果继续发扬光大其美德，则升天变为真神；如作恶失去光洁，则堕入红尘，轮回转世。精灵有恶有善，有强有弱，有幸与不幸，因而神谕有时应验，有时失灵。《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英雄人物的建功立业，功败垂成，都与神谕有关，处处脱不开精灵或魔障的法力。[48]

他主张在人的灵魂中要努力使非理性服从于理性。幸福来自于德行，而德行在于遵守宇宙法则的根本教义。在政治上，普鲁塔克倾向于开明的君主制，对雅典的民主制持怀疑态度。

二、论公共教育

在《来库古传》中，普鲁塔克详细介绍了斯巴达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这是现在人们研究斯巴达教育的主要资料来源。

斯巴达的教育属于非常古老的早期人类教育类型，其生活有着明显的原始生活习俗的痕迹。拉哥尼亚平原东、西、北三面环山，唯一临海的南岸由于海岸线平直而缺少良港，使斯巴达成为保守封闭的农业国家，墨守着原始部落时代的一些古老的生活方式。斯巴达的教育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斯巴达人的教育生活化，寓教育于生活，把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与品德的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二是注重军事体育。教育的任务是使斯巴达人在长期严肃训练中成为坚忍不拔的战士和绝对服从的公民。

在斯巴达的政治、法律生活中，来库古做出的重要贡献在于他的立法，而立法又是与教育紧密关联的。立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成员内部在政治、经济、法律活动中的平等权利。竭力防止两极分化，使所有公民既不穷也不富，“使一切人生活方式上都平等一律”。

来库古的立法主要有三项内容：①创建长老议会。由28人组成。长老议会同国王们在最重要的事务上有同样的决定权，从而给国家大事的协商带来了稳定和节制。②重新分配土地；分配斯巴达人的流动财产；取消不必要的、多余的技艺。重新分配土地，可以杜绝当时斯巴达骇人听闻的不平等，使人们彼此在划一的、生计上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在一起。分配流动财产的方法是用易碎的、币值很小的铁币替代所有的金银货币。同时，因为没有销路，大部分技艺也随着旧的货币一同消失了。这样，再不存在与外国的买卖，传播异邦思想，教唆邪恶的修辞学教师和占卜者也被拒之门外，蓄妓的风气和金银匠人也不复存在，“于是，奢侈就这样渐渐地失去了刺激它、支持它的因素，自然消亡了”[49]。③建立公共食堂制度。目的是进一步打击奢侈风尚和铲除致富的欲念。这是来库古精心构思的政治措施。在公共食堂里，人们相互结伴，吃饮同样的食物，而不是在家里，倚靠着华贵的睡椅，坐在华贵的桌前，让人侍候，吃得脑满肠肥，屈服于每一种贪欲和各种饕餮之徒的恶习。普鲁塔克认为这一切不仅毁了他们的性格，而且败坏了他们的身体。通过共同居住和简单饮食，财富不再成为人们渴求的对象，成为“非财富”。普鲁塔克称赞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而且是一个更加伟大的成就”[50]。公共食堂不仅是斯巴达人餐饮之处，还是青少年男子接受教育的场所，是培养共同行为规范的学校。男孩子们出入公共食堂，就像到正经学校里去上学一样。他们在那里倾听政治辩论，领受开拓心胸的有益的教育典范。要练习容忍揶揄。要申请成为食堂的会员，还得得到原有成员的投票通过。因为共同进步的人要保证志趣相投、好恶一致。在食堂饮酒要适度，进餐后在夜色中回家不得拿火把，以培养他们勇敢无畏的品德。

普鲁塔克认为，来库古的这三项措施在整体范围内涵育了斯巴达人的民族品德和性格：稳妥和节制，坚定和平等，俭朴和实用，反对奢侈，遵守公共习惯，友爱，志趣相投，好恶一致等。斯巴达的每一个公民都只属于国家。来库古的目的是不使他们有独立生活的愿望和能力，使每个人成为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来库古领导下的斯巴达教育完完全全承担了立法的功能。以教育代替立法，把民众教化与立法紧密结合。来库古制定的法律并未形成文字。他认为：“倘若那些促进城邦的繁荣与美德的最主要和最有约束力的原则，深深地在公民的习惯和训练当中扎下了根，它们就会经久不变和牢固可靠，因为通过教育使青年人民明确坚定不移的目的，要比强制更具有约束力量。”[51]

元老院议员的补缺要选最德高望重的人，这是对美德的奖励。议员竞选是对全体公民的一次教育和感召。丧葬方面，来库古主张破除迷信恐惧，不用陪葬，除战死的男人或殉葬圣职的妇女，不准刻写墓碑，使得丧葬也成为英雄和美德的表征。普鲁塔克评价道：“来库古将对德行的颂扬或对罪恶的谴责同生活中一切必要的细节融合在一起了。”

来库古认为，优秀的典范不断出现，必然对沿荣誉大道迈步的人产生支配性和决定性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来库古反对斯巴达人吸收外邦未受过训练的，在不同政体下的人们的生活习俗，并拒绝外邦人，以杜绝外邦人的信仰和教唆的腐蚀。来库古认为：“防杜腐败的风习侵袭和充塞斯巴达比防止瘟疫更有必要。”[52]

普鲁塔克认为，正是由于来库古通过以上训练和教育斯巴达人的方法，将他的法律灌输到他们的性格里去，培养他们对政体的爱，使来库古保障了其法律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斯巴达人后来对来库古教诲的稍离，导致他们丧失了对希腊的控制权，濒于毁灭。普鲁塔克认为，这也是从反面证明了来库古的英明和功绩。

三、论遗传的作用

普鲁塔克关注赋予儿童生命的父母的出身，主张如果父母想把其子培养为达官显贵，就要对与之同居的妇女进行选择。要克己自省，远离下流的妇女，如妓女和妾婢。因为父母之中无论哪一方出身不高尚，则天性卑鄙低劣，即使终其一生也不能根除。人人可以斥之，辱之。这样的父母所生育的儿童，是得不到幸福的。另外，为了避免父亲将恶习遗传给孩子，那么父亲在与其妻亲近之时，不得饮酒或浅尝辄止。普鲁塔克相信，如果父亲在醉酒的情况下使其妻受孕生子，则其子必钟情于杯中之物。他甚至借第欧根尼之口，对神智不正常的青年人断言：“你父亲在养育你的时候一定喝了酒。”[53]

普鲁塔克认为，品行的善恶取决于三个重要因素，即本性、理性和习惯。只有这三个因素同时具备，才会有正常、良好的行为。人的本性拜遗传所赐，理性经学习所得，习惯通过实践而养成。人在自然禀赋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而获得进步，通过不断重复而使其善行得以巩固。只有三者的结合，才会使人的品行趋于完善，缺一不可。因为“没有经过学习的本性，是盲目的；没有本性的学习，是不完整的；既没有本性又不学习的实践，是无效果的”。这就好比种田一样，首先要田肥地沃，其次要求农夫技艺高超，最后是选用良种。培养儿童也同此理。禀赋之如土地，教师之如农人，语言教化之如种子。柏拉图、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这些出类拔萃、享有盛名的人物身上，正体现了这三种素质的完美结合。

普鲁塔克的优生论与来库古的教育实践保持一致。来库古把教育看作立法者最伟大、最崇高的任务，并且追根溯源，着手调整婚姻与生育状况。来库古深信，婚姻的目的是生育。斯巴达的年轻姑娘的婚嫁习俗与她们接受的教育一致。来库古只是在她们完全成熟并热望结合时，才让她们做新娘。成熟产生的相互渴望使男女产生体贴入微的爱情，这时的新娘也强健有力，足以应付怀孕和生育的紧张劳累。斯巴达实行抢婚制。新郎在夜间和妻子短暂约会后仍回到原来的住处，与其他青年男子共居一处，直到做了父亲才可在白天看望自己的妻子。目的是锻炼克制和节制的美德，并且由于节欲，使双方身体内部充满创造力，并保持情爱的高涨与新鲜。

来库古抵制丈夫对妻子的独占欲和妒忌。他主张为了得到气度不凡、高贵典雅的孩子，妇女可以与比自己丈夫优秀的青年同居生子。因为儿子是国家的公共财富，而非父亲的私有财产。他嘲笑当时法律中的愚蠢之处：“他们繁育犬马时反倒坚持要得到最佳的雄性良种，不惜金钱或利用私人友谊；但是，他们将自己的妻子锁在深宅内院，让她们只给自己生儿育女，哪怕他们自己是些笨伯，或是孱头，或是病夫。”[54]因为婚姻关系的目的只是得到健壮的体魄和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总之，普鲁塔克的教育思想中已出现了优生学的萌芽。他重视遗传的作用，强调父母要有良好素质才能养育正常儿童，并且把人的天赋列为决定健全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他又肯定了教育的重要作用。

四、论智育

（一）哲学素质的培养

普鲁塔克赋予哲学至高无上的学科地位。他说，自由民的孩子，必须要熟稔文雅教育中的每一学科，但是，只要求他们随机学习，只需了解而不必深究。而哲学应是一切教育的核心，最为重要，最有价值。正如旅游时可以观光许多城市，但要定居，则须选择其中最好的才会使儿童们享受到裨益。

知识可以分别医治身体和心灵的疾病和创伤。在身体方面，医学知识可以保证人的健康，体操知识可以使人强壮。而对心灵方面的疾病和烦忧，只有哲学才能医治。普鲁塔克指出哲学有三个主要的作用：①使人能分辨何者为荣誉，何者为羞耻；何者为公正，何者为不公正。即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②可帮助确定人与神，与父母，与长辈，与法律，与朋友，与权贵，与妇女，与孩童之间的关系。尊敬神明，孝敬父母，尊让长辈，服从法律，顺服权贵，爱护朋友，礼敬妇女，悌爱儿童，不恃傲于奴仆。③不因得而过喜，不因失而过悲，不放纵声色，不蛮横粗暴。这些都仰仗哲学知识的指引。

普鲁塔克主张，哲学要与生活实际相联系，应重视哲学的实用性。他认为生活方式有三种：世俗的生活；思索的生活；享乐的生活。享乐的生活即纵情声色，耽于情欲的生活，卑下低级，不应仿效。思索的生活不应脱离实际，一旦脱离实际，就会成为空乏无益的生活。世俗的生活如果缺乏哲学的成分，就会枯燥无味，没有文化气息，没有修养价值，这样的生活也不能带给人幸福。可见，生活离不开哲学，哲学也不应该脱节于生活。在这方面已经给人们树立了典范的是那些把政治才华与哲学智慧适当地结合于一身的伟大人物。他们于社会，于公共事业，于个人有益，又达到了潜心研究哲学的最高精神境界。在现实生活中，伯里克利、阿克斯特等人就是把政治和哲学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的典型。

（二）阅读、语言、音乐、诗歌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