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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1页）

五、余论

所谓天下转为国家，其中既有政治生活、制度安排之变，也有社会空间的生成。城市日益成为新的社会重心，知识精英从体制走向社会，政治、文化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因此被更改和再分配。与此同时，中西对抗的事实和优胜劣汰进化观念的导入，使得中国知识人的气质变得峻急而激进，由此而衍生诸多矛盾、对抗，这种峻急此后长期如影相随。

言论纷纷扬扬，新的意识形态竞逐，让不同的政治认同重构各种新共同体，精英群体时常发生言论甚至行动上的冲突。言论游离于官方，报人对政权的疏离感日渐显露。事实上早至戊戌变法之前的《时务报》，当时已不能不说是一份激进报纸。严复、梁启超等一批人在此发表大胆批评，让该报支持者张之洞大为不满，在几次干涉未果后，下令不再支持官方阅读此报。走出体制的报人与政府对时局的感应不再有昔日的一体感，以上海为核心的租界和以日本为主的海外空间，则提供了物理、心理上的庇护。新政、立宪政治改革给予“舆论政治”一种开明的社会氛围。相关新闻法规的出台没有压制住言论空间，反而在相当程度上将民间舆论的“生产”合法化，为其提供一个法律框架，这无疑有利于言论抗议的展开。

新旧政治体制过渡之中的晚清主政者，新旧思想杂陈，交杂着专制手段和部分民主治理。新闻立法和报刊管理也具有这种特征。现代政治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启动，对民族现代国家的塑造也在进行。[143]但此过程并非一个从上至下的主动行为，而是各方合力所致，中央政府的满洲权贵阶层对改革的心态可谓半迎半拒，持一定的政治现实主义。推动改革的主导力量日趋从国家转向社会，从中央转向半官方的士绅（咨议局）和体制外精英，以及更为庞大的民众（如城市商民、新军）。在此背景下，报人不断发出不满与抗议言论，而官方管控则相对滞后，加之传统权威的沦丧，使得反对者的声音日渐正当化，拥有了更多听众，这反过来刺激更多抗议的生成。这一点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状态不无相似，即革命没有发生在最为专制时，而激发于改革对社会束缚放开之际。“面对公众舆论这一前所未有的事物，当时的法国国王既不知其厉害也不知道如何管理它。因此公众舆论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为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为法国革命的产生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144]

大异于传统的批评和建议，更多表达反对和不满。体制外抗议借助大众传媒，放大现实问题，抗议者凭借抗争姿态生成新的政治资本。这种局面在革命宣传鼓噪下，更加具有破坏力。当清政府的改革力度难以满足期待，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报人与官方逐渐疏离，革命舆论则日益得到同情、支持，包括《时报》这样的稳健报人群体立场已悄然转变。革命甫一爆发，《时报》发出《哀哉制造革命之政府》社论，认为“革命为专制政治下之产儿”[145]，公开同情、支持革命。

[1]参见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第39～40页。

[2]参见任剑涛：《从社会抗议、社会理论到社会批判——社会思想的三种类型及其递进关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3]徐复观：《中国的治道——读〈陆宣公传集〉书后》，《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徐复观卷》，第23页。

[4]〔美〕约瑟夫·熊彼特著，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236页。

[5]任峰：《公共话语的演变与危机》，《社会》，2014年第3期。

[6]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第62页。

[7]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37～138页。

[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31页。

[9]方平：《从“耳目”、“喉舌”到“向导”、“政监”——略论清末报人的办报理念与公众舆论的话语伦理》，《学海》，2007年2月。

[10]科举制废除前考试内容已发生不少变化，洋务、科技和西学已逐渐增多。

[11]邵志择：《近代中国报刊思想的起源与转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6～117页。

[12]〔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刘北城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21页。不过哈贝马斯认为，那些帮助大众更好进入公共领域的报刊，到了19世纪末由于“黄色办报作风”（报刊图片化），致使出现以销售量为主导的“唯利是图”结果，报刊的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功能被牺牲。

[13]许纪霖：《近代中国城市的公共领域——以上海为例》，《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5～82页。

[14]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1页。

[15]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徐复观卷》，第9页。

[16]参见克里斯蒂安·巴伊：《公民不服从》，《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

[17]尽管其中的个人的动机，存在狭隘冲动、追求私利的一面。同时这种不服从“鉴于多种历史及心理原因”，也并不排除暴力。（参见克里斯蒂安·巴伊：《公民不服从》，《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第206～207页）

[18]何怀宏编著：《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第10页。另参见〔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71～380页。

[19]《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194页。

[20]《英国抗议》，《清议报》，1901年第75期。

[21]《德官抗议》，《新民丛报》，1902年第3号。

[22]《俄人抗议》，《申报》，1904年1月11日。

[23]《新任驻华俄使璞科第履历》，《申报》，1905年5月24日。

[24]璞科第1905—1908年任俄国驻北京公使，此前曾任华俄道胜银行驻北京分行经理人，俄国财政部驻北京代表等。

[25]《本馆接到中政府抗议满洲撤兵事件》，《申报》，1905年9月27日。

[26]如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的胡惟德和陆征祥等，胡惟德1902年即出任驻俄大使，陆征祥也迅速成为晚清、民国的风云外交官。

[27]《外部婉覆柔公使禁阻抵制华工禁约之请》，《申报》，1905年6月14日。

[28]秦晖：《传统十论》，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322页。

[29]《粤汉铁路缓定办法》，《申报》，1905年11月16日。

[30]《中国在西洋留学界之风潮》，《申报》，1905年11月30日。

[31]比如，一个报道称“有营勇聚众抗议”，实际上这种士兵与军官因为军饷等发生的矛盾冲突在军营中素有传统，士兵主观上未必具有多少现代抗争意识。（参见《派员监督四标兵房工程》，《申报》，1906年4月13日）

[32]抗议、疏离和退隐，可谓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和社会所采取的主要态度。（参见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