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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不列颠的崛起（第2页）

有“血腥玛丽”之称的玛丽一世

扬眉吐气的玛丽肆无忌惮地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报在她最痛苦卑微的时候陪伴她的天主教信仰，“把英格兰这艘在大海上漂泊的大船重新舶到教皇的港口”[14]。1544年11月30日，教皇的使节波尔枢机主教接受女王与议会以谦卑的忏悔所做的祈求，“女王无声地抽泣着，议员们互相拥抱、哭泣，口中回答‘阿门！阿门！’波尔庄严地宣布赦免这个国家”。她不仅把早已被赶出英国的罗马教会势力重新引入英国，还在全国范围内大肆迫害新教徒，将数百人送上了绞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这样痛斥当时的宗教迫害：“有个怀孕的妇女在烧着的柴堆上生下了孩子。几个公民出于恻隐之心，把孩子从火中救出来了。信天主教的法官又把小孩扔进火堆。听到这样的惨无人道行为，我们究竟相信自己是活在人间，还是活在那些处于备受酷刑煎熬的深渊而拼命把人类推入其中的魔鬼之间？”[15]

她的婚姻也背离了英国人民的愿望，她嫁给了表兄查理五世的儿子、西班牙的菲利普（FelipeⅡ），而菲利普的求婚显然并非出于对年老、矮小、脾气古怪的玛丽的爱慕。英国人民感受到英格兰有沦为西班牙行省的危险。结婚后，菲利普当然并不愿意与玛丽长久生活，很快他就找借口离开了英国。1554年9月，玛丽发现自己停经还伴有晨吐，天真地以为自己怀了孕，宫廷中所有人都不敢打破玛丽天真的幻想，曲意逢迎着女王。但是，事实还是无情地证明了这是一场闹剧。失去生儿育女的希望，又受到丈夫的冷落，玛丽女王很快病倒了。

伊丽莎白公主在姐姐的阴影下艰难地度过了5年时间，玛丽女王一直对她颇有疑虑，但是，她的聪慧挽救了她。玛丽登上王位后，复兴天主教的风暴即将来临。由于伊丽莎白的母亲安妮·博琳是新教徒，伊丽莎白的信仰受到玛丽的猜忌，为了避开可能的灾祸，她选择离开宫廷这片是非之地。在离开时，为了表明自己对天主教的信仰，她耍了一个小计谋。她在启程走了10英里后故意派人到宫廷里找她的姐姐要轿舆，顺便向她的姐姐要一身斗篷式长袍和神父举行弥撒时穿的无袖长袍，这些都是举行天主教宗教仪式需要的衣物。研究伊丽莎白的学者尼尔评价说：“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计谋！”[16]

由于伊丽莎白的聪慧及其在宗教上对玛丽的曲意逢迎，她幸运地躲过了玛丽即位初期复兴天主教和迫害新教运动的危机。然而，1554年，她被怀疑参与了怀亚特叛乱[17]（Wyatt’sRebellion）。玛丽女王对伊丽莎白早有猜忌，西班牙大使雷纳为了让玛丽趁早除掉伊丽莎白，向她禀告了一件真伪难辨的事情。据说在玛丽加冕时，伊丽莎白曾向法国大使抱怨说，她戴的冠太重。法国大使的回答耐人寻味，他说：忍耐一下吧，你很快就会有另外一顶更好的。尽管玛丽对伊丽莎白的忠心非常怀疑，但正如伊丽莎白在窗台上刻下的那句话：“对我多所怀疑，无一能够证实”，谨慎聪慧的伊丽莎白没有给玛丽留下任何把柄。但是，她还是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在伦敦塔里度过了2个月困苦的时光，直到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玛丽将她释放。

玛丽女王在病榻上把伊丽莎白叫到了床前，她已经无力阻止自己的妹妹、仇人的女儿继承自己的王位，她唯一能做的是让伊丽莎白再次保证天主教信仰，虽然她并不相信她会那样做。1558年11月17日清晨，她撒手人寰了。一个在英国的西班牙人写道：“全国甚至每一个异教徒和每一个叛徒都好像从坟墓里跳出来，带着欢欣鼓舞的心情在寻找（伊丽莎白）。”伊丽莎白“身材较高，体态绰约多姿，再加上举止庄严，使她显得高贵。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略为偏红。她的橄榄色皮肤很美，眼睛动人，一双手纤细柔美”[18]。她朝气蓬勃的形象与新教信仰使她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虽然还是一位少女，但早年生涯的跌宕起伏已使她成长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她懂得适度的隐忍，懂得如何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并知道如何保住权力。

伊丽莎白统治最大的秘诀是她把自己视为初生的英吉利民族的代表和象征。与她的先辈一样，她深知“权力的基础是民族，没有民族做后盾，王朝就没有立身之处”[19]。她也在各种场合拉近自己与人民的距离。一位编年史家写道：“如果说曾有人具有一种天赋和风采能赢得民心的话，这人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她把温和与尊严结合在一起，庄严地俯身向最卑微的臣民致意。她的所有官能都在活动，而一举一动都似乎受到思想感情很好的支配：她的眼睛望着一个臣民，她的耳朵在倾听另一个臣民的声音，她心里又在对第三个人的意见作出判断，而她却正在和第四个人交谈；她的精神似乎无所不在，但又都像是全神贯注，并未分心似的。她对有的人表示同情，对有的人加以称赞，对有的人表示感谢，而对另一些人却诙谐机智地予以戏谑嘲弄。她不责备任何人，她不忽略任何礼仪，她故意向众人微笑，展示自己的优雅仪态……”[20]她还曾当众郑重地说：使她获得王位的不是菲利普，也不是英国的贵族们，而是她的臣民。连西班牙大使菲利亚也对此持肯定态度，他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写道：“她非常热爱她的臣民，她坚信臣民都站在她的一边，这的确是真的。”[21]在她对臣民的柔情攻势下，她很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也正是她这种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中的态度与感情使她一再赢得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

从亨利七世到伊丽莎白一世，英国完成了内部的统一，并获得了外部的主权，从一个分裂的封建王朝转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进而把英国推进到可以发动现代化的起点上[22]。拥有民族国家这一载体，英国很快把目光投向深蓝色的大海，参与开辟新航路的伟大事业，拉开了属于英国的海洋时代。

三、蓝色**：角逐大西洋

英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海外扩张是其国家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不过，在伊比利亚人推动近代世界海洋文明兴起之前，英国的主要对外扩张对象是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直至百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才开始真正退出在欧洲大陆的扩张，退居到不列颠岛。然而，英国人是典型的海洋民族，民族的本性使其不可能甘于蜷缩在海岛上，那么，英国的未来在哪里呢？伊丽莎白时代的探险家、诗人和政治家沃尔特·雷利（SirWalterRaleigh，1552—1618）给英国人指出了未来的方向：“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控制了世界财富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民族国家建立后，英国开始把目光投向环抱不列颠岛的大海，一场挑战旧的大西洋政治和军事格局的战斗拉开了序幕。16世纪的西班牙是无可争议的欧洲强国、大西洋上的霸主，英国对其抱有一种既羡慕又怨恨的心理[23]。从国力来说，它拥有世界上最广袤的海外殖民地，占据着新大陆的垄断权，源源不断的财富穿过大西洋被运往西班牙。从军事上说，西班牙庞大的舰队巡弋在大西洋上，掌控着大西洋的制海权。而在欧洲大陆，哈布斯堡王朝垄断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其领地从德国到尼德兰，从意大利到西班牙，遍及欧洲。此外，从美洲运来的一船船黄金、白银为这个强大的欧洲帝国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源，巩固着它的霸权。从宗教上说，西班牙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国家。在与摩尔人的斗争中，西班牙人始终把天主教作为战斗的旗帜和精神源泉，国家统一后，捍卫天主教事业仍然是其不变的宗旨。新教主义从德国兴起后，西班牙立即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反宗教改革的道路。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西班牙人对“宗教的狂热**比在对抗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中更加高涨”[24]。

野心勃勃的菲利普二世

相对于西班牙，16世纪的英国还是封闭在孤岛上的弱国。卡伯特虽然为英国开通了北美航路，但英国人却没有在北美立足；霍金斯家族和德雷克的船队虽然活跃在非洲和美洲沿岸，但他们却只能挂着海盗旗，不敢公然挑战西班牙的利益，更不敢在新大陆驻足。英国加入新教阵营后，西班牙随即针对英国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封锁。在大西洋上，西班牙垄断大西洋贸易，禁止英国人在大西洋和美洲从事任何商业活动。在欧洲大陆上，西班牙凭借其庞大的领地和来自美洲的财富，处处打击新教势力，拉拢天主教国家，阻止英国势力的扩展。西班牙的目的就是要把英国封锁在孤岛之上。此外，菲利普二世还寻找时机直接干涉英国内政，企图支持英国国内的天主教势力复辟，把英国拉回天主教阵营。

那么，对于英国来说，如何在强权当道的海洋时代里得到自己的那份利益呢？挑战西班牙主导的旧的国际秩序几乎是必然的选择。然而，挑战旧的国际秩序，就意味着让它的维系者——霸权国家让步，在那个以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为基本原则的时代，武力似乎是最快捷的选项。但是，问题在于，16世纪的英国尚不具备挑战霸权国家西班牙的实力。因而，在力量积蓄完成之前的伊丽莎白统治初期，英国争取海洋利益的主要手段是海盗行动。直到伊丽莎白统治中后期，英国人完成了力量的凝聚与储蓄，而备受英国海盗之苦的西班牙也决心教训一下英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角逐大西洋的战争似乎不可避免。

英国人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就海军本身来讲，虽然难以匹敌西班牙的庞大舰队，但是英国人除了霍华德勋爵（HowardofEffingham，1536—1624）指挥的34艘皇家军舰，还有上百艘的武装商船助战。最重要的是，英国拥有战术上的绝对优势。被誉为“英国海军之父”亨利八世率先对战舰进行了革命性的改进，即在战舰上安装射程较远的舷侧炮，这种军舰成为日后舷侧风帆战舰的雏形。[25]这种转变使海军可以进行一种新型战争，这种新型的战争是由战舰的航行能力和战舰上的重炮的射程所决定的。相比之下，此时的西班牙虽然拥有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但在1580年获得葡萄牙海军以前，它一直没有适于远洋奔袭的舰只。西班牙人惯用帆船式战舰的海战传统——接舷战，即主要是用铁锚抓住敌舰，然后强行登舰，和敌人进行一场海上的陆地战斗。这种战斗方式也决定了西班牙战舰的笨重设计及船上载满陆军士兵的模式。[26]一旦开战，在英国舰队的火炮之下，这些手提大刀、长剑的步兵除了呐喊助威，并没有实质作用。就舰队阵形来说，西班牙舰队采用横向阵形，目标太大，而且不便于发挥舷炮的威力，只能让舰首一只孤炮开火。而英国人采用纵向阵形，可以直接插入截断西班牙舰队，并且充分发挥了两舷众多火炮的威力。此外，就作战时机来看，西班牙舰队并非奔着与英国海军决战的目的而去，而是为了接应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西班牙陆军，因而，其舰队必须沿英吉利海峡北上，把上风优势白白让给了英国舰队，使英军秘密武器——火攻快船得以充分发挥作用。

就将领方面来说，1577年，传奇海盗头目约翰·霍金斯（JohnHowkins，1532—1595）被任命为海军财务总管，他大力革除海军的腐败现象，将新式海战思维传播到海军之中。西班牙最畏惧的“海上魔王”德雷克也获得了伊丽莎白女王的重用，他被任命为皇家舰队的前锋。德雷克的战略是“以攻为守”，在战争开始前一年，他就对西班牙发起了突袭。

1587年4月，德雷克率领一小队精选的舰船出发了。他们在西班牙的各个港口搜寻西班牙商船队和舰队，一方面希望阻遏西班牙舰队向里斯本聚集，因为无敌舰队要从这里出发；另一方面，尽可能地阻断西班牙人赖以支持其军事的财路。德雷克倚仗其舰队的轻巧灵便，无视西班牙人的要塞和大量战舰，直接冲入加的斯港，德雷克站在船头，宣称要“烧掉西班牙国王的胡须”。他指挥船上的远程大炮轰击西班牙船，击沉和烧毁了数千吨西班牙船舶和大批货物，而笨重的西班牙舰队竟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德雷克胡作非为后迅速逃跑。这一战给西班牙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使其财政空前吃紧，大大延缓了进攻英国的时间。袭击加的斯港后，德雷克又占领了圣维森特角，以此为基地，他不时地出没于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岸各处，袭击西班牙的舰队。有一点颇令人遗憾，德雷克将亨利王子建立的海外探险基地——圣维森特角的王子镇彻底毁坏了。在西班牙舰队准备给德雷克致命一击时，德雷克又转而去袭击西班牙商船队，他在亚速尔群岛的海面上俘获了一艘满载价值11。4万镑货物的商船。

德雷克的舰队神出鬼没，给西班牙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完全打乱了敌人的计划。甚至当他把战利品带回普利茅斯港时，西班牙舰队的司令还在广阔的大西洋上搜寻德雷克，以为他还在四处出击。J。E。尼尔评价说：“德雷克进行的这次海战可以作为一支小小的、指挥得很好的舰队……能够使处于动员状态的一支巨大海军力量瘫痪的一个最好的例证。”[27]

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还是组建完毕了。西班牙海军共计130艘舰船，载着19000人的作战部队。此外，在英吉利海峡对岸还有一支27000人组成的远征军集结待命，由久经沙场的老将帕尔玛公爵（DukeofParma）率领，准备乘西班牙舰队直接登陆英国作战。1086年威廉征服之后，时隔500年，英国再次面临来自欧洲大陆的入侵，而且这次的对手可不是几千名诺曼底骑士，而是上百艘全副武装的西班牙战舰和数万名装备齐全、征战多年的西班牙部队。

这次战争对于大西洋的命运是决定性的。正如法国著名史家布罗代尔所说：“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大西洋归属宗教改革派还是归属西班牙人，归属北欧人还是归属伊比利亚人。”[28]在这一关键的时刻，伊丽莎白女王表现出一位伟大君王的气节。她骑在一匹高大的战马上，一身戎装，手里拿着权杖，检阅她的陆军部队，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她鼓励将士们说：“我在目前这个时候来到你们中间，……决心在战斗紧急的时刻，和你们全体共存亡；为了上帝，为了我的王国，为了我的臣民，贡献我的荣誉和热血，甚至我的生命。我知道，我只有一个纤弱女人的躯体，但是我有一个君王的胸怀和意愿，一个‘英国’君主的胸怀和意愿。”[29]在女王的旗帜下，英国人的众志成城为他们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西班牙的战略是以陆军为主，“无敌舰队”奉命前往英吉利海峡对岸与帕尔玛公爵率领的军队会合，然后一道在英国登陆作战。英国舰队的任务就是要阻止西班牙舰队和帕尔玛公爵会合，不让西班牙人建立作战基地。7月21日，英西两国的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北端相遇，“无敌舰队”无心恋战，英国舰队则穷追不舍。由于航速较快，舰炮射程远，“无敌舰队”被严重削弱。27日傍晚，西班牙舰队到达加莱海面停泊休整，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但是，仅仅一天后，德雷克指挥的火攻船“地狱燃烧者”就乘夜袭来。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在赤壁上演的那一幕在地球的另一端也上演了。排列整齐，威武雄壮的“无敌舰队”却在穿梭往返的英国小船和火攻船面前败下阵来。英吉利海峡一片火光之后，不可一世的“无敌舰队”仓皇逃窜。英国舰队一面追击，一面继续炮击。至次日凌晨，无法摆脱追击袭扰的西班牙舰队只得应战，但是显然他们无法像在勒班陀海战[30]中对付土耳其人那样取得辉煌的胜利，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他们在付出巨大伤亡后，彻底失去和帕尔玛公爵会合的希望，期间大约15艘战舰被英军俘获。残余舰只被迫顺风向北逃遁，企图绕过苏格兰北部和爱尔兰西部逃回西班牙。然而，风暴再次给西班牙人带来灾难，最终逃回西班牙的舰只不足来时的一半，而且多半受损严重。

英国在大西洋海战中的胜利可以说是英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或许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独撑战局的时刻才可比拟。[31]当然，这场战役的影响并非仅仅战场上的输赢，而是根本性地撼动了16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英国一跃成为欧洲一流强国，而西班牙从强盛的顶峰开始走下坡路。此外，此役还标志着英国在挑战西班牙对海外权益垄断方面，开始从遮遮掩掩走向公开化，英国争夺海上霸权的时代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