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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第2页）

[20]施培毅、徐寿凯点校：《吴汝纶集》第3册，194页，合肥，黄山书社。

[21]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7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文氏又言：“翁叔平尚书与余素善，余疏落，要不常相见。然比者以一人而兼任师傅、军机、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又领户部，皆至要之职，而犹谓不能办事，又不欲居权要之名，一彼一此，迄无定见。以此召乱，谁能谅之？嗟乎！张茂先，我所不解也。”见《文廷式集》下册，726页。

[22]唐文治：《茹经堂文集》，《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252页。

[23]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37页。

[24]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171～17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25]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529页。以“刚毅木讷”之语，暗指刚毅。

[26]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上册，20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

[27]唐文治：《茹经堂文集》，《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252页。

[28]鹿传霖家书，戊戌六月，见《鹿传霖任川督时函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号甲170。

[29]《逋客问答》，《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

[30]参见马忠文：《“翁同龢荐康”说考辨——翁、康关系再认识》，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224～253页；《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31]参见刘坤一：《复欧阳润生》，《刘坤一书牍》，《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633页；《张謇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199页。

[32]《论客述翁故相遗事》，《中外日报》，光绪三十年六月初一日，见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202～2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3]刘体智：《异辞录》，刘笃龄点校，1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34]杨佛士：《略述翁松禅先生》（下），载《畅流》第7卷第3期，1953年8月。

[35]吴相湘：《翁同龢戊戌罢官原因》，《晚清宫廷与人物》第1集，89～90页。

[36]何炳棣：《张荫桓事迹》，载《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3年3月），185～210页。

[37]曾毓隽：《宦海沉浮录》，《近代史资料》总68号，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按：戊戌变法期间曾氏正在北京。

[38]对此，翁同龢戊戌年三月、闰三月的日记中有详细反映，兹不详引。

[39]《致沈曾植》，戊戌年六月十八日，《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6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0]见《燕京学报》第25期，1939年6月。

[41]1954年1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胡滨《论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的关系》一文，提出“从种种事情上看，翁同龢应是顽固守旧的人物，……足以证明翁同龢并未保荐康有为。……康、梁是维新人士，把翁看成积极分子，这不能不是历史上的错误”。1955年7月21日，张子扬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翁同龢与康梁关系的一件史料》，认为胡滨的结论与事实不符，并举出有一封翁氏自己承认举荐康梁的密信为证。很多年后，经过考订，学界开始指出这份翁氏手札是伪造的。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184～185页；孔祥吉：《关于翁同龢一封密函的订正》，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3期；朱育礼：《翁康关系史料辨伪》，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298～303页。

[42]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16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3]参见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83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