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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第1页）

四、结语

正如一些前辈所指出的那样，后世对翁氏开缺原因的基本判断，与戊戌十月翁氏革职上谕的影响直接相关，这是造成人们认识误区的关键所在。开缺与革职虽不无关联，到底还是两起不同的政治事件。翁氏于“定国是诏”颁布后数日开缺，适值变法开始之时；而革职则在政变两月后，正当刚毅等反攻倒算之际。前后相隔半年，环境氛围迥然不同。然而，人们受到清廷上谕的影响，往往以翁氏革职的原因来逆推其开缺的内幕，认为革职是对翁氏以前支持变法的进一步追究。这样倒放电影式的逻辑推理遮蔽了真相，左右了人们考察翁氏开缺问题的思路，致使我们的历史认识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偏差。

当然，揭示戊戌年春翁氏“旧”的一面，只是出于恢复其本来面目的考量本身，这里并没有对其做出否定性评判的意味。况且，纯粹的历史评价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戊戌时代的变法是多层面的，绝非只有康、梁变法一途。史学家陈寅恪曾言“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42]以后来者的眼光看，近代中国发展的道路正是“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直至清末预备立宪仍是这个渐进展开的改革方向。虽未明言，大约在陈寅恪看来，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变法活动，得到的支持甚少，并非戊戌变法的主流；而乃祖“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即“中体西用”者倒是切实可行的路子。萧公权也认为，翁同龢的思想大体属于“中体西用”的范畴，属于稳健的改革者。[43]从反对康氏激进变法的角度说，翁同龢与陈宝箴、孙家鼐的政治态度完全一致。所以，谨慎与稳重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表现为“守旧”，这样的“旧”比起那些漫无章法、急功近利的“图新”并非毫无意义可言。戊戌变法的失败除了从保守势力的阻挠方面寻找原因，改革者的急迫、忙乱、不切实际更是导致变法失败的主因，这一点已是学界的共识。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1]关于该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其中近40年来的相关论著有吴相湘：《翁同龢戊戌罢官原因》，《晚清宫廷与人物》第1集，81～90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谢俊美：《关于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戴逸：《戊戌变法时翁同龢罢官原由辨析》；俞炳坤：《翁同龢罢官缘由考析》；侯宜杰：《略论翁同龢开缺原因》，上述三篇文章均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与翁同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另见舒文：《翁同龢开缺原因新探》，载《清华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杨天石：《翁同龢罢官问题考察》，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等等。

[2]谢俊美：《20世纪翁同龢研究述评》，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6期。

[3]《清德宗实录》卷418，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戊申，《清实录》第57册，484页。

[4]《美国新任驻天津领事向美国国务院报告》，1898年6月16日，转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69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5]《窦纳乐致沙侯信》，《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544～545页。

[6]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105～106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6卷，863页，中华书局，1995。此外，赫德给金登干的电文中也提及翁氏开缺之事。6月16日，赫德致电金登干说：“刚刚颁布的一些重要的谕旨，表明慈禧太后正在夺得大权。一道谕旨是将皇帝的师傅，一位大学士撤职；另一道谕旨是命令高级官员对其擢升官职等等感谢慈禧太后。奇怪的事情和新奇的做法完全可能发生。俄国人的地位正在不断提高。”6月18日又致电金登干说，“中国人现在说，目前采取主动的是皇帝，不是慈禧太后。如果是这样局势就会好些。”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9卷，211～2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8]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106页。

[9]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537页。

[10]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同龢为什么被罢官——张荫桓与日本公使矢野密谈理读》，《光明日报》2003年10月14日，第3版。张荫桓对翁氏不谙外事早就有所批评，如1896年12月3日，张氏在会晤李提摩太时告诉他，“北京中国政府的衰弱，归因于恭亲王的体弱多病和翁同龢对外国事务的蒙昧无知。都察院的御史们权力很大，翁同龢也怕他们”。见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23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1]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528页。

[1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121页。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翁同龢知之，不敢明言，唯叩头谏止天津之行，而荣禄等即借势以去之。”这种解释已在政变之后。见《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61页。

[13]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8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122页。按，“南海”指康有为，“菊生”为张元济的字。

[15]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6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6]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852页。郑孝胥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抵京参加引见，曾几次拜谒翁同龢，回到南京后即引起张之洞的冷落和疏远。参见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1册，540～541页。

[17]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81号，1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8]恽祖祁来电，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酉刻发，初十日未刻到，《张之洞存各处来电》，戊戌第2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号甲182136。

[19]见《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381～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