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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第5页）

[129]王照：《劾张荫桓奏稿（节录）》之按语，《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356页。

[130]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称：“有为初曲意事之，后既贵幸用事，乃更相倾陷，王照劾荫桓滥保革员疏，即有为代草。”（《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82页）这种解释未必中肯，却说明张、康关系出现裂痕已被局外人察觉到。

[131]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495页。按，此处原文标点有误。

[132]《京友再述国事要闻》，《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427～428页。

[133]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82页。张荫桓戊戌年的日记有多处涂抹，使人无法辨识原文。如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召见这一天的日记就有涂改；六月初九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九日的日记也有涂抹。经王贵忱先生仔细辨认，六月二十九日的内容复原后是这样的：“润台、长素先后来。长素健谈不辍。筠丈（许应骙——引者注）适至，规避不及，颇难……”（见王贵忱整理：《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澳门，尚志书舍，1999，此书为日记原稿影印本）遗憾的是，2004年笔者收入整理本时，因一时疏忽，未能将王贵忱先生放在注释中的这段文字收入。

[134]《清德宗实录》卷426，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庚寅，《清实录》第57册，600页。

[1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434页。

[136]参见林权助撰，张雁深、张绿子译：《戊戌政变的当时》，《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575～578页。

[137]王崇武译：《戊戌政变旁记》，《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541页。

[138]参见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191～19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米内山庸夫著，张中原译：《伊藤博文与张荫桓》，载《民主潮》第9卷第6期（1959年3月）；云岗：《张荫桓托庇异国》，载《春秋》第6卷第1期（1967年1月）。

[140]《国子监司业贻谷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69页。

[1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434页。

[142]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495页。

[143]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505页。

[144]《中国的危机》，载《字林西报周刊》1898年10月7日，《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510页。这是英文版康有为谈话的直接译本。

[145]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482～489页。

[146]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46页。

[147]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64页。

[148]参见姚福申：《天津〈国闻报〉若干史实辨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0年第3期。

[149]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82页。

[150]《清德宗实录》卷432，光绪二十四年九月甲子，《清实录》第57册，637～638页。

[151]《清德宗实录》卷432，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辛丑，《清实录》第57册，674页。

[152]翁斌孙：《翁同龢列传》，转引自谢俊美：《关于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153]《张謇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199页。

[154]参见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483页。也有记载称是军机大臣王文韶力诤之，见唐文治《茹经堂文集》，《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252页。

[155]刘坤一：《复欧阳润生》，《刘坤一书牍》，《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633页。

[156]参见马忠文：《翁同龢“荐康”说质疑——从“康有为之才胜臣百倍”说起》，载《史林》1999年第3期。

[157]《清德宗实录》卷432，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辛丑，《清实录》第57册，674页。

[158]梁氏原文是：“……正月初三日遂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署，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并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可由总署进呈……至今年正月始得达御览，皇上乃命总署诸臣，康有为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并宣取康所著《日本变政考》《俄皇大彼得传》等书；翁同龢复面荐于上，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自此倾心向用矣。”见《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50～251页。

[160]《清德宗实录》卷455，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清实录》第57册，997页。

[161]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241页。

[162]参见高阳：《翁同龢传》，280～281、307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高阳还撰有《康有为“十疑”诗注》，其中一章云：“奔走皇皇权贵门，每言常熟最恩深；松禅日札分明在，踪迹何妨细细论。”注云：“康有为《自编年谱》一再强调翁同龢以国士相待的知遇之恩，其实为子虚乌有之事。翁同龢日记晚年虽有删改，但以翁同龢之笃于孝悌忠义，康有为之卖弟、卖友，以‘康圣人’自居，而有少正卯之实，气味不投，理所必然。证以同时人的记载，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等，可知康有为于翁，乃是谬托知己。”（见《高阳杂文》，137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高阳以文学家之笔触论事，所言不免带有意气，但论点大体符合实际。所谓“松禅日札”是指甲午至戊戌期间翁同龢给张荫桓的一百余通书札，多涉清廷外交、财政事务，而无一字言及康氏。戊戌八月张荫桓戍边途经保定时，将这批书信交由在直隶候补的僚属吴永保存，上世纪70年代吴永之女吴芷青将这批信札售归台北故宫博物院，高阳受命整理，署《松禅老人尺牍墨迹》，1977年由台北故宫印行。（详见马忠文：《关于〈松禅老人尺牍墨迹〉》，[上海图书公司主办]载《博古》2003年第2期）

[163]邝兆江曾撰文对于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核心人物的历史形象进行了重新评估，认为康门弟子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将康比拟成王安石，将戊戌变法比拟成熙宁新政并不恰当，康在戊戌新政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像康氏自许的那么大，康氏地位的提升与政变后各国政府出面干涉与营救活动有关。（见邝兆江：《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对此，有学者提出异议，由此展开了讨论。（参见汪荣祖：《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房德邻：《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载《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