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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第3页）

[62]需要指出的是，由康有为保存下来的戊戌年正月康广仁给侄女康同薇的《抄五日京中来函》中也提到了这些情况。信中说总署传见后，“越日，常熟托樵野来云，上急欲变法，恭邸亦有□□，无《日本变政记》及吾条陈，上乃宣促速上……”（见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附录，775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笔者以为，这些信件均为抄件，内容后来似经过康有为的改窜，所谓“常熟托樵野来云”尤不可信。

[63]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508页。

[64]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263、271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65]见《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197、202页。

[66]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263页。

[67]笔者推测，总署对高燮曾折片的回复之所以拖了三个月，可能与当时复奏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的硬性规定有关，可惜未见清代制度有过明确成文规定，姑存此论。

[68]据张元济戊戌年正月初二日致汪大燮、汪诒年信函中说：“弭兵会亦已罢论，惟高位者，颇能为所歆动耳。”（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72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高位者”主要指张荫桓而言。

[69]李岳瑞：《春冰室野乘》，137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70]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535页。

[71]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2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72]王伯恭：《蜷庐随笔》（与《趋庭随笔》合刊），27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73]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464页。

[74]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云：“当康去冬来京上书时，守旧之大员于元旦密告恭邸曰：康有为所事，闻是翁、张所引，将树朋党以诱皇上变法者，急宜防备之。”这则记载属于事后追忆，可信性有待确证。不过，至少反映出张、翁行动的一致性引起一些同僚的注意，所指应为处理高折之事；所谓“守旧大员”可能指许应骙。见《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332页。

[75]钱仲联在《梦苕盫诗话》中说：“人谓公荐举南海，有才胜臣十倍之语，实不尽然。政变以前，金门姑丈在京师，公即诫以不可近南海，谓其心术不正。此事姑丈亲为予言之。外间所传，不免捕风捉影。今公日记俱在，可覆按也。”（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16册，11312～1131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钱仲联之祖母乃翁同龢之姊，其姑丈俞钟銮（字金门）又是翁的外甥，戊戌年春曾到京参加会试。这条口碑材料可信性极高，说明翁当时对康大有戒心。

[76]康氏自编年谱中所记呈递条陈和变法书籍的具体时间多有误讹之处，以上均以档案材料为据。可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及茅海建《〈我史〉鉴注》二书。

[77]从《杰士上书汇录》中所收康折抄本看，三月所上条陈，只有二十日递到总署的《译撰〈日本变政考〉成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请照经济科例推行生童岁试片》采用了“工部主事康有为跪奏：为……恭折仰祈圣鉴事”的形式，这是具有奏事权的官员才可以采用的方式，按照制度，康氏属于违制。参见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2622～2678页。

[78]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331页。

[79]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83页。

[80]王照：《礼部代递奏稿》按语，《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356、355页。

[81]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15～3130页；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见《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500～501页。另，张荫桓戍边途中赋诗云：“外患交相乘，艰危迄朝暮。……至尊重忧时，召对敢草草。渥荷圣恩深，益用滋嫉妒。秋严党祸起，势若拉枯槁。”（见《豫弟藩侄自长崎兼程追送，豫弟南返，藩侄随戍，别于龙树寺，时戊戌九月朔日也》，《荷戈集》卷上，清宣统刻本）

[82]徐桐：《奏为特参户部侍郎张荫桓贪奸误国事》，光绪二十四年，录副奏折，档号035359082。

[83]郭则沄：《十朝诗乘》，收入张彭寅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4册，75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84]龙顾山人（郭则沄）《庚子诗鉴》诗又云：“穷塞逋臣尚抗章，曾规新法进康梁。头颅万里无人惜，只赚伶官泪数行。”所做诗注云：“康有为初规变法，所著及封奏皆由张樵野侍郎代进。樵野起自杂流，有干才，通时务，东朝亦深喜之，由是失宠。康、梁败，樵野亦谴戍新疆。朝野几忘之矣。拳乱作，忽具疏力言外衅之不可轻开，乞新抚联魁（误，应为饶应祺——引者）代奏，端、刚辈方窃柄，矫旨正法，其直谏不亚袁许，而人鲜知者。”（载《中和》月刊第1卷第1期[1941年1月]，54～55页）

[86]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也写到，光绪帝与康有为之间“手谕不时下颁，说帖时有进呈，南海张侍郎曾代传递二三次，皆纸笔所不能达者……（张侍郎之得罪，此其一端）”。（《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335页）

[87]魏元旷：《坚冰志》，《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312页。

[88]《京报（邸抄）》第115册，279、489、577页。

[89]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93页。

[90]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511页。

[91]甲午战后张荫桓向光绪帝保荐黄遵宪之事，参见马忠文：《黄遵宪与张荫桓关系考论》，载《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92]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268页。

[93]关于戊戌年《日本变政考》的呈递情况，参见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194～19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94]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28页。

[95]翁氏自订年谱又补充说：“越日，荫桓以康书原稿送枢直代递，不知书中何所言也。”见翁开庆整理，朱育礼点校：《翁同龢自订年谱》，《近代史资料》第86号，5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