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伟大而珍贵的馈赠———作家的童年经验
童年经验是指从儿童时期(一般是把从出生到成熟这一时期称为“儿童期”。所谓成熟是指身心发育过程的基本完成。据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人类个体的发育成熟大致在十六七岁左右。)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体验。童年经验离不开活动主体的经历。每个人都有一个童年,都有生养他(她)的父母,都有养育他(她)的故乡,有他(她)嬉戏的小院、草地、小溪、田野、山冈、树林,有他学习的幼儿园、学校,有他(她)的兄长、亲戚、同学、朋友和最难忘的初恋。有属于他(她)的阳光、星星、月亮、萤火虫和永远不会止息的蛙鸣或陪伴他(她)入睡的海潮、松涛。有属于他(她)的独特的喜、怒、哀、乐等。这一切构成了他(她)的最初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遭际,形成了他(她)的短短的却是重要的经历。然而,完整的童年并不仅仅是原本的童年生活的记录,它还包含了活动主体对自身童年生活经历的一种心理印象,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或者说童年经验基本上是一个心理场,它不完全反映童年生活的物理环境,而更倾向于主观的心理变异。
童年经验与文学创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作为艺术家的作家是最具有童心的人。法国著名作家都德说:“诗人就是还能够用儿童的眼光去看的人。”童年经验虽然是稚气的甚至是可笑的,可又往往包容最深厚、最丰富的人生真味。从一定意义上说,童年经验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体验,一种人生最初的审美体验。这种体验不带世俗之态,未被成见所污染,是情感的自由表现。认真提出童年经验与创作的联系的是弗洛伊德。他说:
难道我们不该在童年时代寻找想象活动的最初踪迹吗?孩子最喜爱、最热衷的是玩耍和游戏。难道我们不能说每一个孩子在玩耍时,行为就像是一个作家吗?[1]
本章将着重讨论三个问题:童心与作家心理结构的对应关系,童年经验对文学创作影响的方式,作家如何保持童心和充分利用童年经验。
一、童心与诗心的同与异
作家心理与儿童心理的结构相同或相似之处很多,这里仅就比较重要的几点做些类比和分析。
1。儿童的“赤子之心”与作家的“真诚之心”
儿童之心是“赤子之心”。儿童由于身心还未完全发展成熟,社会知识和经验甚少,他们是以自己的**裸的心灵去面对世界的。因此,世界在他们的眼中是一种本真的存在。世界是什么样的,他就毫无顾忌地看出来,说出来;事物好不好,他也毫无顾忌地表示他的观点:喜欢或者不喜欢。儿童不知虚假矫饰为何物。他们不为凡俗所约束,不为世尘所浸染。对于儿童来说,事物的实用性和目的性,他们并不太关切。他们拿他们不晓世事的眼睛看事物,就会具有一种不被世俗偏见所污染的能力,从而把事物作为“物自身”来吸取。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最能说明这一问题。成人有顾忌,明知事情真相而不敢说,小孩却把事情的真相如实地直截了当地指出来。现代著名作家、画家丰子恺说:
(儿童)明慧的心眼,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斫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2]
的确,如果把儿童的赤子之心与成人的污染之心、戒备之心相比,就更显出儿童的赤子之心为一种深刻的自然本性,这是最可宝贵的。按丰子恺的见解,“人的心都有包皮。这包皮的质料与重数,依各人而不同。有的人的心似乎是用单层的纱布包的,略略遮蔽一点,然真而赤的心的玲珑的姿态,隐约可见。有的人的心用纸包,骤见虽看不到,细细掴起来也可以摸得出。且有时纸要破,露出绯红的一点来。有的人的心用铁皮包,甚至用到八重九重。那是无论如何摸不出,不会破,而真的心的姿态无论如何不会显露了”。可是“我家的三岁的瞻瞻的心,连一层纱布都不包,我看见常是**裸而鲜红的”[3]。
真正的艺术家、作家是最多地保有此种“赤子之心”的人。对作家来说,他们的“赤子之心”,就是真诚之心。真诚地而非虚假地看待生活,真诚地而非作伪地对待自己。具有这种真诚之心的作家,才能建筑起一个又一个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历史风吹雨打的真实的艺术世界,才能在文学史上争到一席之地。明代大思想家李贽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就是主张作家要有“真心”或“赤子之心”,他说: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4]
他的言论在当时具有解放思想的性质。他反对人人都去效法孔子。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5]他在这里强调每个人独立的价值,自己的作品不必尽依傍于某一个权威、某一种样式、某一种流派。他认为一个作家若是丧失了“童心”,即“赤子之心”,那么人就成了“假人”,言就成了“假言”,事就成了“假事”,文也就成了“假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情与阅历,如能从自己的性情与阅历出发,才能写出至文。“各人自有各人之事,各人题目不同,各人只就题目里滚出去,无不妙者。”[6]如果一个人总是被四书五经束缚住,“童心”“赤子之心”就会丧失掉,“则言语不由衷”“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7]在西方与此种“童心”说相类似的说法也是有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在小诗《彩虹》中写道:
每当我看见天上的彩虹,
心儿就激烈地跳动。
我年幼的时候就是这样,
现在成年以后还是这样,
我愿年老时仍然这样,
要不就让我死亡!
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
我就希望自然的虔诚,
把我一生贯穿在一起。
儿童怎么会成为成人的父亲?诗人是不是弄颠倒了?当然不是。以赤子之心看彩虹或看其他事物,永远能保持事物本初的新鲜的印象,永远不会因尘世的影响而厌倦,这就是儿童会成为成人的父亲的缘故。著名画家亨利·马蒂斯也深有体会地说:
“看”在自身是一创造性的事业,要求着努力。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所看见的,是被我们的习俗或多或少地歪曲着。从这些绘画工厂(照相、电影、广告)解放出来是必要的,辛勤努力,需要某种勇气;对于一位眼看一切好像是第一次看见的那样的人,这种勇气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必须毕生能够像孩子那样看见世界,因为丧失这种视觉能力就意味着同时丧失每一个独创性的表现。例如我相信,对于艺术家没有比画一朵玫瑰更困难,因为他必须忘掉他以前所画过的一切玫瑰,才能创造。[8]
这就是说,艺术家要摆脱世俗的困扰、蒙蔽,保持童心或者“赤子之心”,写出生活的本真,需要有艺术家的勇气。特别在看那些司空见惯的事物时,能看出不同寻常的富有诗意的东西,就更需要克服社会化惰力的勇气。饶有兴味的是他的“第一次看见”和李贽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是同一思路。古今成大家的作者,都靠这种“最初一念”或“第一次看见”时那种“赤子之心”和“真诚之心”,敢于毫无讳饰地写事物之本真,才达到艺术的高峰,如曹雪芹、鲁迅就是这样的大家。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原则是:“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9]鲁迅呼吁中国作家:“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10]曹雪芹与鲁迅之所以能“取下假面”,“按迹循踪”地写出真实的人生,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一颗真诚之心,即“赤子之心”。
儿童的“赤子”之心与作家的真诚之心最为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儿童的“赤子之心”是其自然天性的表现,是不用特别努力就自然而存在的。这种“童心”随着人的成长和社会化,也就逐渐消失了。成人无法复现这种“第一次天真”。作家进入社会,扮演了社会角色后,仍能保持的真诚之心,则是经过世俗污染之后,经过特别困难的洗刷摆脱一切陈规陋习之后,向自然天性的回归。一个是出发,一个是返回。返回的路途必然是荆棘丛生、险阻重重的。但它是更高一层次的天真,是“第二次天真”。“第二次天真”的说法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根据他的观察,“自我实现者”是儿童的创造性的复活:
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在许多方面很像完全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儿童般的创造性。它是自发的、不费力的、天真的、自如的,是一种摆脱了陈规和陋习的自由。而且看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天真的”自由感知和“天真的”、无抑制的自发性和表现性组成的。……几乎所有的儿童,在受到鼓舞的时候,在没有规划和预先意图的情况下,都能创作一支歌、一首诗、一个舞蹈,一幅画、一种游戏或比赛。[11]
马斯洛为了证明他的理论,找了一些五十多岁到六十多岁的成人来进行他的关于创造性的试验。试验的结果表明:
他们至少在两个主要的方面或者保留了或者恢复了孩子般的天真。也就是说,他们是非类化的或对经验是虚怀若谷的,而且他们是自发的,倾向于表现的。如果说,儿童是天真的,那么,我的被试者则是达到了“第二次天真”,正如桑塔亚纳的说法那样。他们的天真感知和表现是和老练联系在一起的。[12]
在上面两段话中,马斯洛极力说明,作为儿童的天性的天真是创造性孕育的母胎,因为天真和类化、规范化、社会化是对立的,这样就倾向于个性表现性的创造。马斯洛认为,成人虽然不能还原为儿童,可仍然可以重新获得“第二次天真”,以利于创造。只是成人的“第二次天真”与儿童的原本的天真是不同的,在成人这里,“第二次天真”是天真的感知与社会化的“老练”结合在一起了。这也就是说,成人获得的“第二次天真”由于是成熟的、老练的、深刻的,其创造的目的性更强,也更有价值。
2。“原始思维”与移情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