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德晨昏四季咏》中的“中国主义”
大约在席勒席勒逝世时,即在十九世纪初,歌德歌德对中国的判断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正如利奇温在其《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中所指出的,此前,歌德歌德所认识的不过是中国的外表。[14]换言之,他所反对和批判的是那种拼命追求中国异国情调的不良风气,否定的是纯粹从地理上和物理上对待中国的立场。进入十九世纪,歌德歌德自觉已真正感知到了中国文化的观念和精义,言谈之中,不时对中国流露出赞赏之情,我们最熟悉的大概就是1827年1月31日他与艾克曼的那段谈话:
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15]
歌德歌德对中国表示同情这一基本立场,促使他进一步接触和研究中国文化,这些研究集中在1813—1815年和1827—1828年两段时期,其直接结果就是著名的组诗《中德晨昏四季咏》(esisch-DeutsdTageszeiten)。关于这部组诗,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它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仿制(Nag);另一种则把它看作是纯粹的文学创作(Fiktion)。一般而言,新近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杨武能教授从组诗产生的时间和环境两个方面加以考察,指出这是一组“中国格调的抒情诗”。[16]德国学者英格利德·舒斯特也认为,尽管歌德歌德的中国文学知识相当丰富,但这绝非一部简单的拟仿之作。[17]总而言之,今天把这部组诗看成是歌德歌德在认真研读中国文化基础上的一部文学创作,应该说是比较妥帖的。因为,“歌德歌德从他自己的世界观,把中国材料重新改变创造,把它弄成一种艺术品”。[18]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抛开对歌德歌德与中国之间史料性的实证关系所进行的索引,转而集中精力来解读这部组诗,以期深入地分析其中的“中国主义”。
《中德晨昏四季咏》共由十四首长短抒情诗和格言诗组成,大部分写成于1827年的五、六月间,正式发表于1830年。[19]就其中的中国形象而言,尚未有人对其进行过细致入微的分析。也就是说,人们在研究过程中似乎过分注重厘定和澄清其中的每一节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在形式上和表面上的对应关系,而忽略了歌德歌德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先把这组诗抄录如下:
一
疲于为政,倦于效命
试问,我等为官之人,
怎能辜负大好时光,
滞留在这北国帝京?
怎能不去绿野之中,
怎能不临清流之滨,
把酒开怀,提笔赋诗,
一首一首,一樽一樽。
二
白如百合,洁似银烛,
形同晓屋,纤茎微曲,
蕊头镶着红红的边儿,
燃烧着一腔的爱慕。
早早开放的水仙花,
花园中已成行成排。
好心的人儿也许知晓,
它们列队等待谁来?
三
羊群离开了草地,
唯剩下一片青绿。
可很快会百花盛开,
眼前又天堂般美丽。
撩开清雾般的纱幕,
希望已展露端倪:
云破日出艳阳天,
我俩又得遂心愿。
四
孔雀虽说叫声刺耳,
却还有辉煌的毛羽,
因此我不讨厌它的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