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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质量（第1页）

痛苦的质量

痛苦是有质量的。

每次从人民大学东门前的过街天桥路过，总会看到两个或三个衣衫破旧、身体瘦弱的老人。他们面前大多放着一个破碗，里面散落着几枚零钱。甚至有一次，一个老婆婆脸朝下软塌塌地贴在地面上，让行走的路人难以判断她是死了，还是仍然活着。

显然，按照一般的看法，他们的痛苦是缺乏质量的。他们可能在都市化的浪潮中失去了土地，可能被儿孙残忍地遗弃。在风烛残年，他们来到都市，选择乞讨来延续其来日无多的生命。

每当看到这些老人，内心总会有一种浸渍骨髓的酸楚。因为政治问题，我的父亲在“**”时期是讨过饭的。每次面对这些老人，似乎总能从他们身上看到父亲依稀的背影。

当然，包括自己。数十年后，我也注定白发苍苍。能保证自己就不会流落街头吗？能保证自己不会因生活的困顿而向路人伸出满是污垢的手？所以每次出门，我习惯于在外衣口袋里装上一些零钱，为了自己曾经亲历过饥饿年代的父亲，也为了自己未来的诸多可能性。

有人说，这些老人，不要相信他们木讷而黧黑的脸，也不要相信他们满是哀感的语言，因为他们可能正是因乞讨而在家里盖起了楼房呢！但是，我一直认为，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拒绝施爱的理由。可以想象，他们即便因乞讨而在家乡盖起了洋房，其质量依然与都市无可比拟。退而言之，乞讨是他们的职业。他们付出了尊严，应该为此得到报偿。

在这世界上，有些人的痛苦是劣质的，有些人的痛苦则必然表现为优质。最近，经常翻读一些网友的博客，包括自己写下的一些散碎文字，我感觉大多数人的痛苦依然趋于优质——爱情的困惑、友谊的脆弱、职场的失意、人情的冷暖、生存的漂泊感，是这些文章的基本主题，但我不得不认为，这与人民大学过街天桥倒下的老人相比，无疑是一种高级的牢骚、优质的痛苦。它太过于小资，甚至有点无病呻吟。

也许，痛苦是分层次的，有生理的，有心理的，有精神的。生理的痛苦表现为食物的匮乏和身体的多病；心理的痛苦表现为身处尘嚣而产生的诸多焦虑和抑郁；精神的痛苦则往往是超越自我的，比如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或气候变暖的深深不安。在这种种痛苦中，饥饿和疾病对人最具有否定性，它意味着世界因为它的反正义导致的对人基本生存权利的剥夺。就中国社会而言，这种生物性的痛苦或者劣质的痛苦，依然占据主导性。

因为有了这些生物性痛苦的映照，我总感到人所谓的心理问题太过奢侈，甚至当事人应该为此感到羞愧。窗内，听着优雅的音乐、品着加糖的咖啡，美女和绅士在交流他们或真或假的人生酸楚，说到动情处，甚至需要一些纸巾去揩拭涌出的几滴眼泪。窗外，迷离的街灯下，饥肠辘辘的老人则茫然地望着都市耸立的楼群，想着那可能一生一世再也难以返回的家乡。这两种痛苦，显然形同冰炭、势如水火。

对于这个社会，人总要有所担当。最近数年，我愈来愈讨厌那些牢骚过盛的男人或女人们。媒体上每曝光一个新贪官，马上会有成堆的帖子咬牙切齿，大呼快意。但没有人会仔细地想，如果自己有幸做了那狗官，能不能抵制**，捍卫操守。更多的人则是抱怨人情的淡漠、社会的不公，但又有多少人会向难中的穷人伸出援手或为重建社会公正做出切实的努力？

过去有人说，中国人最富有忧患意识，最缺乏自省意识。我是相信的。比如，河边，一个孩子掉进水里，他在众人的相互指责中最终沉入水底。围观的男人和女人们事后大发感慨：“连一个下河救人的都没有，这是什么世道、什么人？”

他们忘了，他们所指责的这个世道或这个人中，也包括他们自己。

一方面对这个社会不愿有任何担当，并为此找出种种理由。另一方面，则善于将自己的痛苦不断放大，直至充塞整个宇宙空间。这就是我所见到的大多数中国人。这被放大的痛苦是如此沉重而深邃，可以将任何一个貌似强壮的男性脊背压弯，可以从内部掏空任何一个少妇美丽的容颜。

于是，每年的五六月份，北京的几所高校总会有一些沉闷的响声，那是满怀痛苦的男生或女生从高楼坠下的声音。在中国古代，这种自裁方式极少，可能与中国传统材料无法建起让人一跳而亡的高层建筑有关。

但是，有时候也常常让人去想：在边远落后的乡村，一贫如洗的人们尚且能像野草一样顽强地生，能用几枚硬币来延续行将消失的喘。而生存在高房大屋里的人们却又如此脆弱。稍有不顺就飞出窗外，将原本健硕的身体交给残酷无情的地球引力。

从这点看，对人而言，优质的痛苦与劣质的痛苦相比，有时候似乎更具有杀伤力。但同时我也想，如果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都住上高楼，都不为衣食和疾病发愁。这时，即便大家都爬到楼顶去体验最后滑翔的快感，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是的，应该首先让大家的痛苦都优质起来，然后再想办法解决跳楼的问题。

2007。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