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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纪事（第1页）

京都纪事

（一）

9月30日至10月4日，我应日本立命馆大学仲间裕子教授的邀请，赴京都参加一个小型景观美学会议。之所以说这次会议属于“小型”，是因为只有四位国外被邀请人，分别来自中、德、美、波兰。同时会期也超短，只有一天时间。

事实证明，在学界各种会议泛滥的今天，小型会议是最有效率，也是最能解决问题的。这种效率，首先来自立命馆大学近一年的精心准备。自2011年年初，前后接到仲间教授和工作人员各类邮件不下50余封，从会议论文选题到语言使用、PPT制作无一不有涉猎。就像前期无微不至的漫长耕作和培育，最后自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由于只有四位参会代表，发言的时间也就较长。按照安排，每个人有45分钟的主讲时间。事实上，讲一个半小时也基本没有问题。这种可以充分阐述自己观点的开会方式，在中国和西方都是罕见的。也就是说，它与其说是一次会议，倒不如说是四场学术报告更加确切。

很享受这种方式。能够有充分的时间阐述自己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对学者而言是十分重要的。看国内有些会议，每个人往往只给10分钟的时间，所谓演讲，真不知道是在传递思想与信息，还是仅仅闪电般地露了一下脸。确实，当会议仅仅只为“露脸”而举办时，它就仅仅是“会”而不是“议”，是空洞的诸多人在场的仪式，并不具有实质的意义。这也是我最近数年一直拒绝相关会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次会议准备的精细性，也体现在翻译的使用上。众所周知，在世界可以说英语的人种中，日本人的英语发音可能是最烂的。这种“烂”既体现在它发音的充分本土性，也体现在对其他国家英语发音的理解能力。有时候，陷入一种语言，就等于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宿命。在这方面，日本比中国面临更大的困难。

但也正因此，翻译就显得重要。为了充分达成会议的目标，会议主办者从NHK请来了四名专职搞同声翻译的女士。这中间，也包括中、日语同声传译者。在宣读论文的过程中，我使用英语，但此后的讨论，会议主办方建议我直接讲中文，认为这样可以更准确地表达我的看法。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于是就出现了鄙人有生以来享受的最高规格的“待遇”：我讲中文，NHK中日对译者首先译成日语，然后日英对译者又根据日语同声传译成英语。中、日、英的转换，过程看似复杂，但每位听众都配有耳机，所以整个过程亦如水银泻地，看不出任何操作失误的痕迹。

由此看国内主办的一些国际学术会议及邀请外国学者讲座，有许多地方就是值得反省的。主办者似乎是为了给人以英语已在中国学界高度普及的印象，几乎是都不配翻译的。似乎配了翻译，就是对参会者语言能力的污辱或不信任。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默默接受了一个谎言，即学者们都装着认真听并不断扮出心领神会的表情，但事实上，并没有几人真正听懂。如此，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或讲座，也就成了一件都说看见其实却一无所见的“皇帝的新衣”了。

最后要说的是，会议代表虽然少，但参会的人员并不见少。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九州大学、东京艺术大学均有学者列席。从年逾古稀的老者到青春年少的面孔，百余人济济一堂。从听讲到讨论，积极参与，善始善终。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

这是第二次去日本。

记得第一次是在2001年8月，当时世界美学大会在东京举行。我向来有趁开会游山玩水的习惯，所以就决定从大阪关西机场入境，然后在返程时，顺着横滨、名古屋、奈良、京都等日本东海岸城市一路逛下去，直到重新返回大阪。

这次不一样。这是因为近年来，我已讨厌了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方式。确实，许多人、许多地方，谈起来好像都去过，其实除了飘浮于城市之外的表象，本质上一无所见。正如我跟仲间教授聊天时谈到的：了解一座城市，必须走入它的内部。这个内部，可以指它的房间，也可以指一般百姓的生活，但绝不仅仅是几个已被各种游记或旅游手册写烂的景点。这些景点，往往被称为城市的名片，但就像我们日常看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名片一样，除了一些华而不实的自我矫饰，其实与这个人的真实存在样态，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关联。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可能通过名片去了解一个人，就像不可能通过景点了解一座城市一样。

甚至我认为，真正的旅游永远是应该拒绝交通工具的。尤其是坐在车里看窗外的风景，玻璃的存在，已使这座城市成为一种映象，一种幻觉。这种隔离，使你无法用呼吸去沉浸于它的空气，无法以身体的参与去体验自己真正的在场感。正是因此，徒步的旅行是最好的，至少也应该骑上单车去实现对一座城市的真正融入。

会议结束，还剩下一天半的时间。原计划再到奈良去看看唐招提寺，但临时改了主意。感觉这个京都，作为19世纪中期以前这个日出之国的千年之都，了解了它，可能也就等于了解了这个拥有独特历史的国家。

日本，对这样一个近代以来与中国结下深仇大恨的国家，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能以客气和欣赏的态度看待它，是需要勇气的。但自2001年的首次日本之行到现在，内心的好感依然无法克制。记得那一年的夏夜在京都，一个老者生生领着我走了两个多小时的路找宾馆。最后仍然没有找到，于是他一连串地反复道歉。这种情景，在我外出旅行的过程中没有遇上第二次。

当时我甚至想，京都这座古城，可能是与日本的现代史无关的吧。1868年，明治天皇将首都迁到江户，即现在的东京，这个国家才开始了与中国梁子越结越深的过程。也就是说，东京代表着日本的现代，京都则代表着日本的历史。如果中国人恨日本的现代，那么就恨东京吧。如果中国人喜欢日本的历史，或者认为历史的日本是和中国有着文化血缘关系的日本，那么就应该由欣赏日本的历史而欣赏京都。

确实，日本的京都是让人迷恋的。受中华文化千余年漫长而富深度的浸染，从店铺招牌到路牌，到处都是汉字，让人置身其中，几乎没有一点陌生感。它古香古色的建筑，无处不在的盆栽和园林，陌生之间相见也相互致意的人际关系，让人恍然如入一个只存在于简帛之中的君子之国。

最近几年，一直讨厌在文章或日志里写一些或甜得发腻或煽情的文字，因为这样，极易毁掉文字内在的刚健和穿透之力，也极易使人陷入一想就要牙倒的所谓浪漫。但是对于京都，却极难在这种文字的润湿与锐利之间做出取舍。因为，它是美的，也是幽深的。或者说，它以看似总浮于世界表象之域的美切入了一种生之莫名其妙的纵深地带。这种由美产生的沉溺，或者以美达至的世间真味和真理，日本人称之为“幽玄”。这可能正是京都所能传递的东西，也是川端康成在《我在美丽的日本》中所要竭力揭示的隐匿之物。它是感性，是欲望，是爱，也是被美所浸泡的孤寂和幻灭。川端康成的自杀，大概就是因为这种美对真理的触及而生出的幻灭所致的结果吧。常言爱说“美得要死”或者“美死了”，正是标明了这种美与虚无、爱与幻灭的莫名的关联。

在日本，这种美的灿烂与致命的虚无似乎是交织的。它让人因美的吸引而一次次试图碰触或沉浸其中，又一次次让人在美的恍若隔世中惊惧莫名。美有时确实让人畏惧，在京都，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这种东西，首推它的园林。日本园林，它的美丽、精致和幽深，容易让人产生语言无法形容的绝望和窒息。

（三）

日本是个“好色”的民族。

“花姑娘”与好像只有流着口水才能说出的“腰细”，是这种色性在语言上的表现，也是日本人留给中国人最具禽兽感的记忆。但我这里说的“好色”，并不单指女色，而是色在日常审美创造活动中的体现。在20世纪的中国画坛，林风眠、吴冠中都戏称过自己是“好色之徒”，这里的“好色”显然已超出了男女情色的界限。

日本文化的色感，最直观地体现在江户时代的浮世绘或锦画，它色彩的明丽和强烈的装饰感，再现同时也强化了日本市井生活的情色，往往使人想起窗外灿烂的樱花、室内横陈的洁净的几案、竖立的画屏，以及身着和服的仕女好像涂了一层白垩的脸。这是组成生之情色的一些重要的元素，它和岛国特有的阳光、空气以及堆云堆雪的天空和海岸线，共同形成了一个印象派式的日本。

值得注意的是，好色的日本并不是错彩镂金、雕缋满眼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并没有将它的城市开成一个色彩的杂货铺，而是有其专属的色相选择。这中间，可能白与黑构成了所有用色的最基本底色，然后按照“少即多”的原则，使其他诸色得到更亮丽、更犀利的表现。好色而不俗艳，这种特色的获得，我想是因为经过了理性的过滤，或者色彩在对某种哲学意味的揭示中显示出了别样的清晰，也透示出别样的迷离。它将某种哲学带入了感官，也使目迷五色的混乱和茫然，一变而化为理性可达之地的清晰，以及理性边缘地带的光晕或迷离。

中国对日本形成覆盖性的影响，起自盛唐。而这一时期，正是佛教和禅宗开始在中国文化中获得重大成功的时期。我想，佛教的色空观是影响了日本人的色彩选择的。所谓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固然其中包含着永难尽解的奥义，但单就色彩学而论，则是使一切的色相成为对世间空无本相的隐喻。这种色彩的隐喻特性，一方面使色因空的过滤而趋减，另一方面则为实现对空的强力暗示而趋亮丽。日本绘画和日常建筑、园林及其他景观的营造，应该正是在追求这种求减与强化中达成的视觉张力。这种张力表现在中国隋唐时期深受佛禅熏染的诗歌中，在日本则成为一种关于色的教义。

如王维《山中》——

蓝溪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再如王维《辛夷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