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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记者问代后记（第1页）

答记者问（代后记）

记者：老师，首先让我们大家了解一下你吧，您可以简要说说您的人生经历吗？或者您的成长环境？

刘成纪：谢谢你们三位。能有机会和同学们交流，我很高兴。在和我年龄相仿的这一代人里，我的经历应该算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由于这个原因，20世纪60年代中前期，我的父辈从老家河南举家向西迁徙，途中历经甘肃天水，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后来，我们到了陕西，我在铜川上完小学又在西安上的中学。高考的时候才又回到河南。这种经历对我们家来说是灾难性的，我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很早就去世了，父亲也去世很早。这等于说我在高中以及后面上大学的时候，都不得不处在一个比较独立的状态。上大学期间我基本上是一边读书一边勤工俭学，做过扫楼道、卖水果、卖衣服等各种工作。这种背景至今影响着我对工作和他人的看法。就是说，一个人只要自食其力，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应该平等地看待穷人富人和各种职业，没有理由歧视别人。同时，这种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也形成了我的一个习惯，就是遇到乞丐，无论他是真是假，我都愿意相信他是真的，并尽量给予帮助。他们是否感谢并不重要，关键是我在这种行为中，为自己的童年经历找到了一种补偿方式，并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参加工作后，一切就变得顺利了。我喜欢大学的工作，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也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一切感觉真好！

记者：老师，我们知道您以前是学习中文的，可是后来又如何转向美学的呢？

刘成纪：我大学选择中文，这不是一个偶然。我小学、初中时期一直漂泊不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习，但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情感体验。记得小学时我就很喜欢文学，读各种小说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在高中时期发表过一些诗歌，对诗歌的迷恋一直持续到现在。高考时，我填报的志愿是中文和历史，可是当时我最尊敬的语文老师对我填报的志愿却极力反对，认为报这类专业只会像他一样一辈子受穷，并劝我把志愿改成新闻和法律。可能也算是命运的安排吧，当时我只是换了志愿表，其他的材料却都没有换，所以最后还是被中文专业录取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每个时代都有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但所谓的“热”和“冷”总是在不断变化，可能读大学时这个专业还热着，到毕业时就已经变冷了。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专业和职业的选择，还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最好。心灵需要的不变可以淡化外部世界的改变。现在有的专业一哄而上，但是真正能从中获得好处的人并不多。现代社会本身就是多元化的，对人才的需要也多元化，每一种专业都有自己的社会面向和社会需要。社会不停变化，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握自我。

转向哲学和美学，是我大学之后才有的想法。其实我上大学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依然很醉心文学，当时能够在图书馆借到的西方古典名著和现代派作品，几乎都看了一遍，做了大量笔记。但是我也慢慢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文学作品满足不了我的需要。特别是小说，总是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叙述各种迷离朦胧的人生体验，读多了就俗套了。当然这其中也有思考，但这类思考缺少一种整体的反思，难以让人产生一步到位的畅快和清晰感。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启蒙时期，也是各种哲学理论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时期。这些理论给我带来巨大的震撼，它们对思想和智慧的承载远比文学作品大得多。因为这些原因，从大学二年级，我开始更多地关注国内理论界的变化，并开始试着研读西方哲学和美学著作。应该说，我转向美学，是从这里起步的。今天看来，文学和哲学其实是相通的。文学的表现虽然感性，但一种基于感性的直觉，依然对深层的哲学之思具有穿透力，即所谓本质直观。相反，抽象的哲学之思，如果被诗意浸泡，就会变得生动、充盈和丰满。所以现在，如果非要让我给自己从事美学研究找一个理由，那么，可能就是它能在感性的生命需要和理性的哲学之思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吧。

记者：嗯，谢谢老师的回答。我想大家可能都很关注美学在生活中的应用，那么，作为一个美学研究者，您认为美学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作用？

刘成纪：我有一种强烈的看法，就是美学不是知识，或者说它不仅仅是知识，而是一种思想，或者说是被知识支撑的思想。这个学科总的来说是一个“为人生”的学科，它以对生活的肯定和赞美为前提。所谓审美，本身就包含着对自己以及周围世界的肯定和赞美。比如今天你看到一朵鲜花，你说它真美啊，这种判断就是肯定的。扩而言之，形成的就是对生活和世界普遍肯定和赞美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积极的、乐观的，所以美学也是一门给予世界肯定、让人积极乐观的学科。可以认为，如果我们在自己的一生中，能够以这种审美的态度面对世界和他人，我们就会更多地理解生活中的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让人失意的东西，并学会用一种积极的心态自我调适。

当然，除这种精神价值之外，美学也还有它需要发展的地方，那就是实践性。按照一般的理解，美学（哲学）是一种“不及物”的学科，它总是追求超越，远离世界或者与现实世界保持距离。这是因为什么呢？首先，哲学对世界的把握是一种宏观上的把握，必须要超越到实际事物之上，才能将事物的整体看清。这就涉及了一个问题，哲学美学这种纯理论的东西，看似不解决实际问题，但却因为它的“高瞻远瞩”而获得了对于世界的整体认识和清晰认识，这是一般的艺术创造者和文化产业从业者所不具备的。也就是说，美学可能因为它的超越而显得无用，但也正因为它的超越反而能给予艺术创造者真正有价值的启迪。特别是在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现代社会，很多学科都不可能以直接的“物化”来体现其价值。就美学来讲，我们以理论来影响那些从事艺术创作和文化创意的人，通过改变他们的艺术和文化观念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这已经体现了美学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今天面对的社会，是一个实用主义价值观主导的社会。每一种学科，都以能否直接解决现实问题来判定其是否“有用”。面对这种状况，当前的美学研究也有一些重要的调整。比如，许多美学研究者开始介入城市景观设计、城市公共艺术研究、乡村景观改造等，并出现了景观美学、农业美学、环境美学等新的学科形态。这就是应用美学或实用美学。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更多地采用实证分析和田野调查的方式。

但是我仍然相信。对于一个美学研究者来讲，他精力有限，他不可能既理论又实践，能做好自己最擅长的局部工作就已经相当不错了。美学作为一门“为人生”的学科，它最擅长解决的还是人精神领域的问题，即：通过审美教育来改变人的世界观。就像禅宗的一则公案所说的：一个小偷进入一座古寺行窃，结果一无所获。正当他满怀沮丧、想要离开的时候，庙里的和尚叫住了他，并把身上的袈裟脱掉给了他。小偷走后，和尚感慨道：我可以给你身上的袈裟，但是我如何能给你窗外这一片大好的月光呢？这则公案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分成两个层面的，一个是功利的层面，一个是审美的层面。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实用，但是如果过于实用，就会彻底陷入生活的压迫和钳制之中。他的眼界会不断缩小，直到最后对这个美丽的世界一无所见。这种人生视野的萎缩和生存方式的单面性，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有极其负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人生活的幸福感是一个极大的破坏。我觉得，一个心灵健全的人，总是要在现实生存和审美超越之间建立平衡的。既不能过分理想主义也不能无理想主义。就像朱光潜先生说的，要以出世的心态入世。这个出世，不是说我们要出家当和尚，而是说我们在精神的深层要有一个超越的维度；不是要放弃这个世界，而是要站在精神的高处更清晰地看待这个世界。当我们站在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真正要的东西是什么；当我们认为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好地去做这些事情。

记者：嗯，是这样。但是，对于美学我有一个小小的疑惑：美学是感性的，而哲学是理性的，那么作为哲学分支的美学是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呢？

刘成纪：这个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理性与感性的划分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人的生命和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体。我们说人有感性和理性之别，其实不过是用逻辑的方法重新建构了我们的大脑。试想，如果我们从小并没有接触过现代科学关于人心灵的划分，哪还有什么理性与感性、主观和客观？也就是说，是我们学了这些概念之后才反向对自己的心灵加以区分，事实上生理和心理没法分，情感和理智没法分，在人一体化的生命内部，并不存在一个先在的二元论。或者说，正是这样一个划分造成了当代人的灵肉对立，甚至精神分裂。比如，我们往往在理智上要去拒绝一些东西，在情感上又拼命地想要去得到这些东西，这不就是分裂吗？对于美学来讲，虽然“感性学”这一称谓给它划出了一个独立的领地，并因此使美学研究者有了工作对象和谋生的饭碗，但在本质上，它是反对进行这种二元划分的。

其次，就美学这个学科来讲，美学是感性学，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学就是感性的。我们对感性的理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用感官来感知这个世界，美学首先立足于这一点；但美学同时也是一个理论形态，即我们是在用我们的理性去研究这个感性。那么这两者为什么又不是对立的呢？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层级的问题。也就是说，审美对象是感性的，美学则是在研究这个感性。前者是沉入美丽事物之中的神往和陶醉，后者是超拔于美丽事物之上的反思和反观。这种差异决定了美学学科身份的两重性，也决定了美学研究者必须在这两者之间穿行。也就是说，没有审美体验，讲美学就只会说一些不着调的外行话；没有理性的反观和反思，则会沦为一般的审美者，对美的现象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最后，作为一个美学研究者，如果他只专注于那些纯理论的东西，不但他的学术成果是枯燥乏味的，而且他的生活也对不起“美学家”这一称谓。记得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失美的美学》，就集中讲了这个看法。大千世界的美景让人赏心悦目，一旦诉诸理论便灰色僵死，这种“秋风扫落叶”式的学术方式绝对不正常。我认为我们应尽力在两者之间寻找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可能性，使这门以“美”命名的学科尽量保持它美丽的原色。正是基于这一想法，八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叫作《美丽的美学》。人都有两面性，但又都试图让这分离的两面实现统一，美学研究者更应如此。我是一个社会中的存在者，同时我又是一个职业的美学工作者。生活总让人充满喜怒哀乐，职业却要人皱紧眉头、板起面孔。这种知与行的对立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其结果就更具有讽刺性。也就是说，它使美学研究者的生活成为最不具有审美特性的生活。面对这种情况，在日常审美体验和理论研究之间找到一种对接和贯通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是一种“接地气”的工作。

我相信这种贯通是存在的，包括像我现在写博客，我认为写博客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给了人自由写作的可能。其实中国的美学传统就是如此，也就是一般说的体用不分，知行不二。中国古人都是在用一种近乎诗的语言书写自己的美学思想，现代的王国维、宗白华也延续了这一传统。总体来讲，中国美学一直都是一种“为人生”的美学，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理论是为人生的，就不会仅仅把这个学科当成一种职业去看待，而会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自己做的研究结合起来，使两者相互激活相互碰撞。理论激活了你的思想，然后你的思想在理论中得到印证和兴发，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同时，就哲学与美学的关系看，我也不认同美学是感性的、哲学是理性的这种看法。起码在中国，无论哲学的理性还是美学的感性，最终的旨归都是“为人生”。冯友兰说中国哲学以审美境界为最高境界。他是一位哲学家，但最后不是与美学殊途同归，甚至将哲学引向了美学吗？

记者：嗯，那么美学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审美的呢？

刘成纪：当我们以美学研究者的眼光去观察一个事物的时候，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我们的审美兴趣。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就是科学认知的介入。当我们以一个很自然的状态去看一个事物的时候，如欣赏一朵花，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沉浸其中。但是当我们转换一个视角，用美学研究的眼光来审视它为什么这么美时，或者追问我们为什么会获得如此美妙的感受时，审美的兴趣其实已让位给认知的兴趣。比较而言，审美让人盘桓于现象世界，美学研究却要求人走入现象的背后，去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一旦涉及本质，哪里还有什么美呢？就本质来讲，我们可以说大山的本质是石头，湖水的本质是H2O，美女的本质是骷髅。美学如果全然坠入科学认知的状态，审美无疑会被破坏。

第二是自我意识或者说是理性的介入。当你沉醉在一片美丽的自然景观或一段美好的人生体验之中时，你一定是忘我的。但在瞬息之间，你可能从沉醉中惊醒，意识到自己此刻正在审美。这样，你对审美对象的沉入，也就随之转换成了对自己当下处境的反省，甚至会为自己刚刚的“审美”是否失态充满狐疑和内疚。从这点看，理性介入的时间，便是审美中断的时间。

第三是职业习惯对审美的破坏，就像我们读小说，小时候会很简单，一接触就会废寝忘食沉醉其中。可是，当你后来成了一个职业的小说研究者，读小说时也就有了审美之外的职业目的。你会读着读着突然感觉某段话或某个情节对你有用，于是急忙抄下来，以备将来写论文用。这种出于审查目的的阅读，与审美是背离的。它不但破坏了审美欣赏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而且审美的无目的也最终让位于职业性的目的。很多文艺理论界的朋友说，当初是因为迷恋读小说才选择了搞文学理论，但搞了文学理论却再也无法找回当年读小说的感觉。这肯定是如上原因造成的。

但是我认为，这一切又都是正常的。人的一生分不同阶段，审美活动也会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表现出种种不同的特性。我们不可能一生总停留在幼童阶段，让人保持在一种童真化的阅读状态是不现实的。甚至可以说，一个天真的阅读者或审美欣赏者，他那种天真的欣赏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就像我们过去看琼瑶小说，很多少年迷恋上了其中的白马王子或白雪公主，并信以为真，这明显就是被美的假象欺骗了。当然我们就此也可以看到，如果说美是建立在欺骗的前提下的，或者说它只不过是一种诗意的骗局，那么它一定不可能对人的生命形成长久的正向支撑。所以我们必须走向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说，科学认知、理性介入和职业习惯，虽然可能使我们因走进了事物的背后而几乎失去了美感，但戳穿这个不合实际的诗意骗局也并没有什么可惜。它可能是反美学的，但这种对美的澄清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以此为背景，进入审美的第三个阶段是重要的，即：一方面我们借助理性洞见了审美对象或者艺术作品的本质，同时也深切体验到了这个作品所传达出来的价值观，所表达的爱或者对人类的悲悯和关切，这才是审美活动的最具意义的收获。过去，尼采将审美的最高境界设定为梦与醉的交叠。我不认同这种非理性的看法。我认为，审美不能建立在自我欺骗的基础上，而应该首先基于理性，然后再超越理性。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时下“90后”中流行的非主流的美的？

刘成纪：说实话我是非常赞赏。而且就一种基本的情感态度来讲，不管社会上形成什么新的审美思潮我都由衷赞赏。为什么呢？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总会带来审美观念的差异。一般而言，无论60后、70后还是80后，他们的审美观在形成之初，都和父辈发生过矛盾。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归顺或屈从于父辈的审美观，这是让人深感不幸的；也在某些方面保持了这一代人新的特征，这就让人庆幸，因为毕竟他们还有专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特征在。但是，对于形形色色的代际之间的审美矛盾，我认为必须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就是说，一种审美观形成的过程就是它被自己所处的时代局限的过程，它某些方面的强化必然带来更多方面的残缺。在这种背景下，最让人憎恶的就是作为父辈，因为掌握着话语权就对年轻人的审美选择说三道四、横加干预。更让人憎恶的则是这批从家庭到社会都占尽绝对权威的所谓“主流”阶层，动用公共舆论压制审美的弱势群体。所谓“非主流”这一概念本身，就极好地说明了90后这一群体，在包括审美权利在内的社会权利诸层面，都被弃置于社会边缘的令人同情的处境。

西方人讲趣味无争辩，这是说一个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从这点看，任何关于美的争论，表面看来振振有词，其实都不过是在论证一个本来什么标准也没有的东西。也正是因此，任何一个美好的时代，一定是一个审美多元的时代。你看唐代，它有什么审美标准吗？没有。也就是说，每个人、每一代如果都能按照自己的个性去成长，这就是好的时代。这其中当然也会有潮流，比如唐代人以胖为美，但这并不是主流社会强加的，而是那一时代人的自然选择。当然我们也会发现，人在童年时代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偏见，是一种全面接纳的态度。这种童真化的对一切美照单全收的好胃口，就反衬了我们成年之后搞限制、搞约束的反人性。也就是说，对90后审美观的态度，不仅是一个美学观念的问题，而是一个确立什么人性立场的问题。

记者：中国传统观念中最要的关系之一就是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但是现代社会中性美愈发流行，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刘成纪：我觉得中性美的前提就是当代文化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不仅打破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审美壁垒，而且在更深层面上打破了男女的审美差异。传统社会给男性和女性加上了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和公众形象，但是现在这种界限正慢慢被打破。新的一代人，从小男女同桌，接受相同的教育，平等地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男女面对的都是一个相同的世界，这必然导致两性选择的趋同性。但是在当代社会，传统观念仍然对我们造成了一些制约，也就是说，男女之间在体征、相貌及着装上的差异依然是主流。在这种背景下，那些性别特征不太明显的人似乎就成了弥合性别差异的象征形式，所谓的中性美，则明显代表了这种人体美发展的未来趋势。当代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正在瓦解，新的观念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男女在对话中寻找新的共识的时代，中性美可能代表了男女之间一种新的审美共识的形成。或者说，中性美可能仅是两性争夺审美话语权的一种妥协方案，是新型审美共同体形成之前的一种暂时的替代物。

记者：现在人都趋向于看一种轻小说，那您认为这样会不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负面的影响？

刘成纪：这个我觉得不会，主要是因为当代社会对小说的价值定位在变化。在传统意义上，小说承担了很多的社会功能，像对人民的教化，以及对人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原则的培养等。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的时代。我们每天为获得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艰苦劳作，已经很累，不想在空闲时间再接受教育，甚至不想有思想。有思想会增加人不必要的痛苦。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小说只是一种让人休闲的东西，人们在这里面寻找的是一种精神抚慰，而不是精神提升，让紧张的神经能够松弛才是现在小说的功能。

记者：嗯，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同学都对美学有兴趣，那么您认为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学习美学呢？是感性的人还是理性的人？

刘成纪：我认为都适合，这其实是如何给美学定位的问题。如果我们将美学定位为一个纯粹形而上的东西，那就需要我们去深入钻研，当然比较适合理性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将它定位为一种生活美学或关于生活的艺术，那么美学与各类人都会产生无差别的融合。古人讲，目击道存，触目皆真。我相信，世界上如果有很多职业美学家，大家都为一些根本无法辨明是非的理论问题聒噪，简直就是灾难。相反，那些远离美学，但却让自己一生趣味盎然、并对世界怀抱深情的人，未必不是最懂美学的人。也就是说，对人生保持爱和赞美，养成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这才真正把握到了美学的真味。

记者：嗯，好的，我们的采访完了，谢谢老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刘成纪：不客气，对于做教师的人，没有什么比满足学生的需要更重要。

201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