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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纪事（第3页）

好在，日本人普遍教育程度较高，尤其是战后一代的男男女女们，都可以说上几句英语交流。于是，一切变得基本顺畅。点了一份面，一份菜，便开始大嚼。其间，看到邻座的中年食客喝着日式的清酒挺享受，于是也要了加冰的一杯，慢慢喝起来。

日本的居酒屋是卖散酒的。这种清酒口感一般，也只有25度，但很容易激起人说话的兴致。于是和屋子里几位日本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起来。日本下层民众倒没有知识阶层那么多的客套，话题也朴实，无非是“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一类。听着也说着，不知不觉就饮了三大杯。

出得门来，周边世界有点恍惚。抬头一望，一弯清月高悬于天边。其中，恍惚与酒精的作用有关，清月则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在那里悬着，似乎与夜行者此时此刻的心境或际遇缺乏必然的关联。

但身处异域，这弯清月依然是让人感动的。遥想起张孝祥对洞庭月夜“表里澄澈，肝胆冰雪”式的体现，所谓感动也就慢慢地变成陶醉了。

最近我常常认为，审美也许是一种病吧。所谓忘我或陶醉，往往是以人对自己当下真实际遇的失忆为前提的。对于执业医生来讲，这很可能是一种由情感刺激而起的生理性病变。世界上因美致病的例子很多。记不清哪本清代笔记小说中曾讲过，一个贵族少女因读《红楼梦》而起了春情，最后抑郁至死，但这并不是中外历史中的孤例。在现代，也有据说游览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游客，看过米开朗琪罗西斯廷教堂的壁画，也会迷乱数周。这被称为因艺术而起的佛罗伦萨症。

我不想夸大京都之美的感染力。无论是它精致入微的园林还是美术馆里的艺术杰作，我欣赏，但如果说达到了非理性的沉迷或陶醉，显然也有些矫情和夸张。但是我想，在日本，美对于人和生活的作用却是值得深刻反思的。我总感觉，这个民族有种审美中毒的症候，它铸成了古代日本让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化生活方式，但也为这一民族带来了诸多与人性自由相悖谬的负面影响。

比如，看日本园林，几乎每一根草都是被认真梳理过的，几乎每一个树上的叶片都受到了园艺师的特别关照。这是一种让人无法言喻的细腻，但也由此极易让人想到中国古戏文中一个充满讥讽的段子，说一个秃子就在他光光的头顶上剩下了一根头发。这头发让他珍爱，也让他怜惜。于是，睡前梳洗这根头发，起床后对它进行细致入微的护理，就成了每天必做的烦琐功课。于是，一根头发，也就成了他的事业，他的人生，直至终老。

这根头发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日本园林的故事。记得2001年在京都相国寺，就曾经在墙角的位置发现一根被精心打理过的草。这根草长在泥土里，但草根部的周围却如秃子的头顶一样一尘不染。当时我是深感震撼的。真难以想象，对这根草的护理，每天得花费园林师多少时间和精力。

日本人注意细节，也表现在他们的人际交往和饮食中。会间，我们受主办方邀请，吃了一次著名的京都料理。席间先上了一道烤过的稻穗，一粒粒将稻米从壳子里抠出来再填进嘴里，确实是对人的耐心的重大考验。然后，一道道菜端上来，每一道菜的菜量都少得惊人，同时菜的数量也多得惊人。于是吃日本料理的过程，极类似于蚂蚁搬家式的艰难跋涉。最后，这星星点点的菜肴终于被全部搬进了胃里。于是集腋成裘，倒也饱了。

注意细节是一种巨大的优点，尤其是与凡事习惯于胡里马哈、大差不差的国人相比，更值得展开深刻的反省。但是，就人而言，往往习惯于在芥子壳里做道场，便会疏忽芥子壳之外的广大世界，一味执拗于微观便会导致对宏观世界的遗忘。这种缺少视野和格局、抓芝麻丢西瓜的性格，对日本人的影响是致命的，既表现于艺术创造也表现于现实政治。许多中国人，一方面佩服日本人的细腻，另一方面又嘲讽日本人缺乏男性的大气和格局，甚至据此称其为“小日本”，原因概出于此。

在美学方面，日本人情感细腻，感觉洗练。东山魁夷在述及中日绘画的差异时曾讲：“日本风景画具有西方与中国所没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往往不从广阔的视野把握风景，只是将大自然的一小部分作为作品的主题。这大概可以称为‘花鸟式的风景’，就是把从近处看到的一部分自然风景构成画面。这种画面的构图很特殊，没有远景、中景、近景的设置。只有近景。这可以说是出于装饰性的感觉，但正如一棵野草也能表现大自然的生命，这也是日本人热爱自然的象征。捕捉大自然微妙变化的敏锐感觉正是日本人独特的纤细锐利神经的体现。”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细腻与缺乏格局，与艺术上表现出的特点是一致的。

真不知道是日本人的性格造就了日本艺术的特点，还是其艺术特点造就了民族的性格。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个爱美的民族，艺术应该是这种特征的极致反映，并反向对其民族性格形成变本加厉的强制和规定。我坚持认为，日中近世园林的营造，是中古画中的山水意象诉诸实践的产物，是将表现于卷轴并悬于墙壁的画中山水向现实的物化兑现。进而言之，日本家庭的营构和布置，又是对贵族或士人园林的进一步移借或向日常生活的蔓延。据此来看，是日本艺术的细腻造就了日本人日常生活的细腻，也是日本艺术、园林的缺乏格局铸成了日本人性格和日常审美方式的缺乏格局。这样，原本是让人自由解放的艺术，在日本，则成了对人的日常生活行为进行强制性建构的原则和力量。

于此，美的自由解放的特性，也就彻底转换为专制性。艺术作为日常生活必须遵从的范式，也就成为压抑人性、钳制自由的异化力量。

在这种背景下可以看到，美和艺术，与其说在成就着人性，倒不如说在扭曲着人性。与其说让人性开敞，倒不如说是将人装入了艺术范式的芥子壳。如果说日本人的局促和小气是在芥子壳里做道场，那么它的艺术显然起到了极其负面的示范作用。

一个民族，在其文明的极限处，极易被美挟持或绑架，以至于日常生活中为维持一种“反人性”的优雅，而变得缩手缩脚。真不知道这是一个民族的幸还是不幸。

（六）

京都最后一天的行程，基本是以这座城市的四所大学为坐标点。其中，立命馆大学在城西，龙谷大学在城南，同志社大学在城北，京都大学在城东北。骑上自行车在其间往返穿梭，也就等于将整座城市转了一遍。

之所以选择大学作为城中行走的坐标，原因简单到了不需明讲的地步。比如，在国内，如果我是卖菜的，我一定会更加关注京都的菜市场。或者像环卫工人，会更关注这座城市的卫生状况一样。

京都的这四所大学，均是日本关西的名校。龙谷大学有佛教的背景，所以它的佛学研究在日本首屈一指。立命馆大学由日本近代教育家西园寺公望创立，校名取自孟子的“妖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与中国文化的联系以及人文传统从校名已经尽显。同志社大学创立之初即有西学的背景，教育理念的西化及优势学科的现代特性，构成了它的特色。京都大学无疑是如上几所大学中最著名的。它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发源之地，也是日本现代教育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与国内大学相比，这四所大学的校园都不算宽敞，这与日本本身地域的狭小有关，但我想可能更牵涉对大学本质的理解。在我国，大学的“大”，不仅意味着它传授知识的高端和学生年龄的偏大，似乎更意味着它占有的土地面积要超出一般小学和中学。也就是说，空间的广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视觉震撼，似乎是大学之“大”必不可少的感性证明。关于这一点，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虽然早有关于“大学非大楼”的教导，但这种注重视觉效果的陋习却沿袭至今。于是，校园越扩越大、校门越修越豪华、校牌越做越气派，也就成了国内高校的通例。但颇具嘲讽意味的是，日本的这四所大学，除了京都大学的校牌基本达到国内高校校牌的14大之外，其他三所的校牌似乎更像办公室外的门牌。这种比较，也许可以作为“大中国”与“小日本”的“小大之辩”的一个案例。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龙谷、立命馆、同志社都是日本的私立大学。除了大学本部外，这三所大学都办有各种中学部，甚至幼儿园。这种由高等教育向基础教育，甚至学前教育的延伸，搞不清是为了社会服务，还是为了创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应该和国内高校所办的附属中学、小学、幼儿园有区别。比如，前者肯定是面向社会的，后者的初衷则在解决教师子弟的入学问题；前者肯定与其大学有紧密的行政、财务上的关联，后者则基本经济各自独立，行政上则大多是挂靠关系。

也许是各所大学有不同的历史和学术背景，其校园风格和学生气质也多有差异。比如，龙谷大学与本愿寺毗邻，风格趋于老旧，学生也趋于沉静。甫进校门，就看到几个男生在校园内的一棵大树下津津有味地逗猫，颇有几分禅意。立命馆大学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校园内的一组男生在练花式跳绳。我早上进入学校大厅开会，他们在练，中午出了会议大厅他们还在练，似乎比孔夫子将一部《周易》读到“韦编三绝”还要孜孜不倦。同志社大学比较西化，校园里的学生，白的、黄的、黑的，斑驳陆离，服装洋派，体格也偏于壮硕，似乎每个人身上都有Mald和Coca-Cola的味道。

当然，在四所大学中，京都大学最著名，也最富国际影响。比如，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就出自该校，此后，在日本迄今获诺奖的10位科学家中，京都大学占了5位。据说，这所学校自创办之初就秉持独立自主之办学精神，学生学习多凭自觉自愿，即“有志者致学，无志者尽兴，各听其便，互不干扰”。

关于这种自由或者散漫的校风，我骑车刚到校园外的学生宿舍区就有领教。傍晚时分，宿舍区铺天盖地传来一片大号、小号等西洋乐器的轰鸣声，趋近一看，一座大楼的四面，分布着40多位鼓着腮帮子吹号的男女。声音很壮观也很难听，吹号者很努力也很陶醉。宿舍的周围则是乱糟糟的沙石和自行车东倒西歪的空地，在这种环境里吹洋号，倒也显出一种荒诞的奇趣。

临近校园大门，则开始出现各色各样的抗议标语和大字报。一概字体硕大，笔力劲爆、笔画歪斜，显示出年轻人充满冲撞意志的**和愤怒。校门口“京都大学”的四字招牌，则几近被各种标语湮没，下面还放了一只高大而粗壮的汽油桶。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京都大学的后门位置。这里有两根水泥立柱，柱上是否有校牌或学校的什么标志已不可分辨，因为它们已经被各种会议的海报和各种协会的招聘启事裹得严严实实了。

笔者去过国外的许多高校，但像京都大学这样学校的显要位置几乎悉数被愤怒青年占领的状况还不多见。同时，和日本社会普遍的卫生、整洁相比，京都大学的“脏、乱、差”也实属另类。这是否正是它独特校风的反映？是否就是它获得诺贝尔奖的秘籍或必不可少的前期武装？显然，有主见的学生往往是要有判断力和创造性的，而这种创造力的获得，其前提则是表达的自由。就我的走马观花而言，这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似乎也就是其自由学风的感性证明了。而校园的脏乱差，则似乎也在证明伟大的智者都应以忽视外表、不修边幅为其特征。

大学，似乎永远存在着这种精英教育与公民教育之间的矛盾。我向来极痛恨一所大学以获诺贝尔奖或其他什么奖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标准。如此的结果，往往是半个世纪只培养出寥寥几个精英，却误了大多数学生的一生。

这种状况，在国内一些所谓“研究型大学”同样存在。比如，这些大学讲述自己的历史，往往对其产生的诸多大师、取得的诸多科研成就津津乐道，如数家珍，但事实上，社会真正大量需要的人才，并不是研究者，而是实践者；不是创新者，而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转者。在其百余年间毕业的学生中，真正成为大师的连110000也不到，另外999910000的人则大多被所谓创新意识培养出了一身傲骨，却眼高手低，缺乏基本的生存技能。于是，凤毛麟角者坐在华屋之下喝着咖啡做大师，大多数人在愤世嫉俗中潦倒一生，或者守着一个卖肉的铺子终老，也就成为当代精英教育最荒诞也最富悲剧色彩的奇观了。

如此，如何在精英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寻找平衡，如何既鼓励创新又接纳平庸，大概应是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是否成功的真正标准，也是对其社会贡献的真正检验。

对此，京都大学需要反省，国内的所谓研究型大学也需要反省。

20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