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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矛盾与冲突的社会化（第1页）

第一节矛盾与冲突的社会化

一、“恶家主”形象

自20世纪初有废除婢女制度的议论以来，“恶家主”就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形象，如“贫女鬻身于富民，所罹之苦，罄竹难书。生杀之权，操于主妇之手，或施鞭箠，或施炮烙，或以利器刺其肤，或以沃汤濯其体”[1]，“许多作威作福的官僚富户主人们，座大厦，衣锦缎，多蓄奴婢，视同犬马，其惨酷暴虐情形，足令闻者核异，见者心伤”[2]。“恶家主”往往会把婢女“打个九死一生，还用火钳子烧到通红，去烫枯干的皮肉来给她们出气，可怜的她，打罢烫完以后，仍然要奔走供役，假使再犯她们的乌气，还应加重处分”[3]。“恶家主”形象的主要识别特征，就是他们都残酷地虐待婢女，婢女做错事、摔坏东西，或被怀疑偷东西时，他们就会毒打婢女。

在一些警世小说中，“恶家主”的形象被描写得绘声绘色。《可怜的婢子》中，主人王太太是个“吃斋念佛”的人，心地善良，待人忠厚。可是，她对待婢女玉儿却是“比谁都厉害”。打牌输了钱，她便拿玉儿出气，“随着那烧红的烙铁，便在我腿上走了一回”；喊叫婢女玉儿，只要玉儿稍一怠慢，“王太太手里举着个长棍，脸上的神气，满罩着的，是很恶的样子”。王太太因为责打婢女，自己也受累，“便出了个新刑”，每逢天下雨时，便“罚”玉儿跪在外面淋雨。[4]小说《婢女》中，15岁的婢女玉姐因为失误，“把主人的一盆炖肉给打翻在地”，很自然地，主人的“二尺长的皮鞭子，夹头夹脑地在她身上来回滑动”。[5]在小说描写中，“皮鞭”是“恶家主”们用来“毒打”婢女的工具。婢女的主人“毒打”婢女，造成了婢女的悲惨命运，所以，主人都比较“凶恶”。这类警世小说的目的，是想通过对“恶家主”形象的描写，警示主人要善待婢女，甚或警示一些父母不要卖女为婢。

除小说之外，“恶家主”的身影还出现在公共场合。例如，20多岁的萧姓少年，揪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婢女，在警察区署门前大打特打，婢女狼嚎鬼叫，百般哀求，少年仍不息怒，痛殴不休”[6]。

“恶家主”形象还出现在对家主职业的叙述中。例如，“宣武门外住户”吴某，是“司法界中人，曾充山西太原审判庭推事”，家中人员对“婢女百般虐待，惨不忍闻，现值隆冬寒天，不给婢女棉衣”。[7]“后孙公园陈议员之女公子”嫩玉，是女学校的学生，“性极凶悍，对于女婢任意虐待，每于夜静更深之时，辄以其父所执文明杖，毒打其婢”，“嫩玉身为学生，不讲人道，可叹可叹！”[8]“西城皮库胡同闫某对待家中婢女，任意虐待，每打一次，历两三时之久，鞭笞之声，达于户外，号呼震耳，动人心脾。昨日下午四时，闫某野性复发，横施体刑，自下午四时始，至五点止，鞭棍兼施，哭声不复，当时惨状，有非言语可以形容者。按蓄婢不但违反人道，且亦违背法律，又横加**，可谓罪大恶极。闫某现充某学校教习，即为教育家，非全无智识可比，人不幸为婢，人格固在，有心人怜之不暇，竟忍而出此，尚有人心耶。”[9]“宣武门外延寿寺街羊肉胡同住户”陈某，是“警察署的署长”，把“凌虐妻妾婢女”视为常事，于“冬令雪后，将婢女上下衣服剥尽，令仆人抬置院中雪地上，将雪化成人印，又抬起，另置于旁边雪地上，如是者三四次，而婢女竟被冻死。又有一婢，被其批评后，将上下衣服剥尽，锁于空房内，哭号一夜，亦被冻死。又有一婢，因燃脚炉之火太热，竟将该婢两手按在脚炉上，至将两手烤烂，因此至死。又有一婢，不知因何，被其用火将铁箸烧红，将脖项烫烂，亦因之而死。前后共处死婢女四名，此皆以往往事。剩下一婢，年十六岁，长得颇有几分姿色，陈某因之心动，欲收房为妾。孰知此女贞节性成，不赞成此论。因此触了陈某之怒，竟昼夜用非刑凌虐”。[10]这类描述有一个共同点，即“恶家主”都是以毒打婢女为乐事，且都把婢女的苦难归咎于“恶家主”，而不是蓄婢制度所具有的危险。

二、婢女“易受伤害”

既然“恶家主”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成为固定的形象，那么婢女“易受伤害”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她们不但遭受身体上的折磨，还会受到心灵上的伤害。

第一，婢女常“被诬偷窃”。主人一旦丢失钱物，首要的怀疑对象就是婢女。例如，吴某家中丢失“钞票五元，是其子窃去冶游，吴某众人不事查问”，认为是婢女偷去，“当将该女捆绑起来，毒打殆毙，及其子冶游归家，始知并非婢女窃去，但婢女已落得满身伤痕”。[11]这种情况在档案资料中也得到了证实。陈姓丢失戒指一个，即向13岁的婢女李桂兰“百般追问，勒令跪于钱板之上，不准少动”[12]。彭姓丢失金表一只，怀疑是10岁的婢女菊芳偷去，菊芳称，“我们老爷、太太、连小姐，用小木棍打我左胳膊并我的右腿”，“我没有瞧见我老爷的表是黑的是白的，我并无偷窃”。[13]

不过，婢女“易受伤害”，也不能全都归咎于主人对她们的折磨，有些是因为她们“极度扭曲”的爱情导致的。婢女春杏与一邮差“两心相印，挚爱颇深”，春杏不敢告诉主人，她认为，“环境恶劣，事如不成，惟有一死”，就与邮差“搭手暗泣，拟投护城河自尽”。[14]婢女赵素香与仆人王姓“时常见面，遂通情感”，为避他人耳目，二人相约逃走，又“恐主家派人跟踪，一时惴惴不安”，王姓的父亲“拒绝容留他们”，“二人自觉走投无路，一时死念萌发，约定双双服毒”自尽。[15]婢女秋香爱上了卢文福，就到卢文福家，欲嫁给卢文福，央求卢文福收留她。卢文福因为家有妻室，就把秋香逐了出来。秋香觉得“投奔无路”，就在卢文福家门口，“用蒙头纱自勒脖项自杀”。[16]这类案例中的婢女都是爱情专一，动辄为爱情而不顾一切的情种。然而，这类案例又加深了这样一种观念：婢女“是因为社会的压迫而死，是因为他们的恋爱得不到相当的满足而死，直接杀死他们的是经济和环境上障碍他们爱情的东西，间接杀死他们的是这个社会”[17]；如果她们“不是生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当中，他们不至于死；如果不是身为仆婢，他们也不至于死”[18]。这个问题也进一步暴露了婢女制度的罪恶。

第二，婢女常为“替罪羊”。中国的风俗是崇尚大家庭主义。大家庭中，多数都是婆媳妯娌同居。婆婆对于媳妇有怨言时，媳妇多数不敢辩解，害怕背上不孝的骂名。她们在无处泄愤时，就会把婢女作为出气筒。妯娌之间相处，产生矛盾时，婢女也往往会成为主人的泄气筒。[19]一些妻妾同居的家庭中也是如此。例如，西直门外六郎庄住户孙某有妾室二人，大妾、二妾为争宠，终日打骂。孙某有一个11岁的婢女，名叫二头，大妾恐孙某将来再把二头收为妾，于是就把对二妾的嫉恨又转嫁到年幼的婢女二头身上。由此，婢女成了妾室争宠逞横的牺牲品。[20]又如，张爱玲的小说《小艾》中，婢女小艾小小年纪就被卖到景家，她的主人五太太自嫁过来，丈夫五老爷就对她不理不睬、不闻不问，因此五太太在景家的地位很尴尬。本来好脾气的五太太，就把不爱言语的小艾当成了撒气筒。五老爷在外做生意亏了本，他为了骗得五太太的私房钱，突然对五太太恩爱有加，把五太太接到南京，与妾同住。小艾也跟了过去。“初长成”的小艾由于“五老爷一时兴起”而遭奸污，小艾怀孕后，事情暴露。妾认为，五太太自己没本事讨丈夫欢心，就用身边的丫头去勾引，又担心小艾生了孩子后自己被夺宠，因此用力踢打小艾。五太太怕劝阻反而加深嫌疑，便任由妾欺负自己的婢女。小艾流产后，染上了一身的病。五太太憎恨她破坏了自己与妾的和睦关系，不给她治病，想早早地打发她出嫁，因为病得太重，没人肯娶，才勉强继续把她留在身边。就这样，婢女充当了家庭中种种隔阂、猜忌、矛盾和冲突的“替罪羊”。

三、“另类”婢女

有时候，受到伤害的婢女所表现出的反抗行为，使她们变成了另外一种形象。

第一，“心存邪念”。婢女自幼离开父母，未受教育，且身出贫贱，所见所闻，皆机械变诈，常常做出一些“卑鄙污秽不堪之事”[21]。例如，婢女秋菊受到主人的责打，“忿恨在心”，为吓唬主人，将主家的窗户点着了。[22]婢女席秀云没有洗干净衣服，被主人责打，“衡恨在心”，主人让她给小孩倒水时，她即“暗将颜色碟内藤黄放在茶碗内少许”。[23]

第二，“拨弄是非”。“富贵之家，凡事之出入闺阃者，悉以婢为传告之人，播弄是非，良非所宜。”[24]早在1908年，贵阳地方审判庭就审理了一个婢女拨弄是非的案子。于登瀛凭媒娶颜氏为妻。婚后，二人“伉俪尚笃”。然而，好景不长，于登瀛开始厌恶颜氏，骂詈颜氏。颜氏不得已回到娘家，依靠兄长生活。后经人调解，颜氏回到于登瀛家。颜氏怀孕后，“不耐劳动，其姑与夫责其懒惰，不假辞色”，颜氏又回娘家，在母家产下一子。于登瀛以颜氏业已生子，愿意接回，颜氏兄长因其夫妇感情破裂，颜氏又屡遭虐待，不让于登瀛接回颜氏，颜氏本人也不愿意再归。于登瀛以“兄夺妹嫌”控告颜氏的兄长。贵阳地方审判厅调查后发现，“颜氏自到夫家，尚能克尽妇道”，因“有孕在身，不耐劳动，非颜氏之不安于室”，“从前种种诟谇皆因家庭细故，婢女播弄使然”。[25]婢女春梅，将所穿的棉袄“故意抛在他人院内”，说是女仆仍的；主人“珠花坠地”，她“抠下珠子，献出讨好”主人；她还将主人家的煤块放到同院居住的郭姓家内，声称是郭姓家仆人偷去。在主人看来，婢女春梅做的“播弄是非”的事情，简直不胜枚举。[26]

第三，“吃里爬外”。有这样一个案例，有一名叫王树堂的男子，二十三四岁，常在钱某门前卖花。钱某有婢女来福，十七八岁，时常向王树堂买花，逐渐与王树堂熟悉，二人结缘，“来福珠胎暗结，腹渐膨胀”。钱某为保全家庭名誉，也就顺水推舟，成全了二人的美好姻缘，并准许来福每天回来侍奉。哪知来福因见王家贫寒，丈夫劳苦，她每天都从钱某家内偷出许多东西，交给丈夫王树堂，“以济家用”。“两三个月的工夫，来福便由宅内偷出数千元的物品。”[27]主人钱某发觉后，很是愤怒，将他们送到警察厅。在警察厅，来福和王树堂不肯承认他们偷了钱某的东西，警察还对他们“动用了严刑”，王树堂“受刑不住”，才“吐露实情”。[28]警察厅“知来福之苦，当即从宽免究，复将来福断与王树堂为妻，将要实行”时，钱某闻知，“深恐此事成实后，为戚友家窃笑，将谓自己把官司败了”，坚持要严惩二人。[29]鉴于二人的偷窃事实，王树堂被处以“有期徒刑十年”，来福也被送到“济良所重新择配”。[30]这类案例往往被写得绘声绘色，惩罚分明，其真实性也令人生疑。

总之，主、婢矛盾冲突的社会化，多带有夸张的成分，婢女多被描写成受害者，婢女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争取自由的戏剧性描述中，出现在要求改革的呼声中，出现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其实，“恶家主”形象是社会改革话语中的一种认识，没有代表性，也不具有全面性。“易受伤害”的婢女形象也比较单一。实际情况是，婢女总是会越出描述她们的一种或多种话语，展现出她们真实、鲜明的自我。家主的形象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