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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随遇而安（第2页）

由于受到列朝列代的重视，每部正史都有若干版本，这些版本中的文字会有差异，这些差异之中常常就存在问题。版本的差异，依靠电脑是难以查出的，要靠对比去感悟。有些版本，前人读后写过批语，甚至注有校勘文字，就更加有意义。因为前人的体会可能就在那里，它会令后人有所启发。所以，如果能有机会，最好将各类版本对照阅读。一页一页地翻阅旧版本，看似枯燥，却会在认识上有飞跃的感受。不信试试，兴许还会有新的发现。2013年，我到中山大学图书馆去拜会沈津先生，得便观摩了中山大学庋藏的几种《北史》版本。对比不同版本之后觉得很有收获，除了增加感性认识，还发现了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汉学家源伊信校勘过的明朝南京国子监印制的《北史》。源伊信的校勘笔记四千余条，不少内容迄今尚能显示令人惊叹的独特见解。由此我更加深信，研究断代历史，对于相关的正史，不但要看现今流行的版本，而且要尽可能对照先前的版本阅读。只有对基本文献的版本特点做到如数家珍，学术讨论时才敢有一点发言权。

肖时花：看来做历史研究，真是要坐得了冷板凳啊！在《北魏平城时代》中，您既运用了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史实铺陈，又对人物的心理情感和性格进行了合情合理的推理，可以说也是这本书的一大亮点。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的？在具体的操作中又该如何把握心理研究的度呢？

李凭：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研究的对象就是人和人做过的事。提一个不恰当的说法，如果以历史学这个标准来划分人群，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创造历史的人，另一类是编撰历史的人。创造历史的人是绝大多数，凡是人，就会有生活，生活经历就是创造历史的过程，伟人如此，普通老百姓也如此。伟人与普通人的区别，只是在于作用的大小而已。当然，历史作用是有正反性的，有的人对历史起正面作用，有的人对历史起负面作用。编撰历史的人只占少数，他们的作用是把创造历史者的事迹记载下来，这是第一层面；进一步的层面，就是加以褒扬或者批评，肯定其正面作用而否定其负面作用；再深入一步的层面，就是通过考察与类比而总结经验与警示教训，通过分析与归纳而厘清规律与探索动向。那么，创造历史的人与编撰历史的人这两类当中，哪一类更重要呢？当然是前者，前者是社会的中坚。不过，二者其实难以分割，前者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历史；后者虽然用笔（如今大多用电脑了）书写历史，但是书写出来的作品会影响前者的思想，所以也在间接地创造历史。像我这样的分类，当然并不恰当，也没有意义，更非曲意强调历史工作者的作用，只是想把问题讲清楚而已。

历史既然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是有性格和感情的，对于同样的一件事情，体会和认识会不一样，至少在程度上会有差别吧。这种差别或许能产生蝴蝶效应，从而或多或少地影响社会。人物越重要，影响力就越大；人物越不重要，当然影响力也就越小，甚至接近于零。相对而言，重要人物的性格更显独特，情感也更为复杂，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带上个人的心理因素，从而影响解决问题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才会出现不少出乎意料的偶然事件，而偶然事件又难免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乃至结果。所以我以为，研究历史现象应该把当事人的性格和感情等因素考虑进去，这样形成的观点可能更合乎人之常情，更能令读者相信，而且历史人物也能够表述得有肉，有血，有精神。

肖时花：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北魏平城时代》一书中，还可以看出您在刻意避免没必要的重复，比如对崔浩国史之狱，前人已经做过详细的讨论，所以您在叙述的时候会比较简练，避免烦冗拖沓。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部以“时代”命名的著作，如果某些重要问题不予论述的话，也会让人质疑。在具体的写作中，您是如何处理的？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虽然描写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但是我并没有全面铺开写作，只是勾勒了时代发展的轨迹，通过其轨迹上的重要节点向纵深挖掘内部的有机联系，力求探索其中的规律，所以这本书不是面面俱到的。《北魏平城时代》出版以后，有的朋友跟我谈到，写一个时代，应该包括它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我当然不反对这样的做法，但是我觉得面面俱到地去描述，那就很难凸显当时社会的主导方面。而且，如果面面俱到地去写作，用三十万字是绝对不够的。作为读者，更希望了解的，是这个时代的主体精神，所以我就按照我读《魏书》《北史》等文献的理解去勾勒这个时代，尽量将我认识到的那个时代的亮点展现给读者。我以为，如果能够实现我的目标，比面面俱到地表述会更有价值。至于崔浩国史之狱，确实是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对与其相关的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家都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我没有更多新的见解，所以只是吸收以往的研究成果而加以略写，没有详细地展开讨论。

我觉得，写论文和论著都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与主题密切相关且自己又确实具有崭新的见解，就应该重点论证；虽然有新的见解，但是与主题距离较远，就不一定硬要展开讨论，以免喧宾夺主；也有一些问题，虽然自己没有新的见解，但是与主题具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不加表述难以逾越，那就采取略写的办法，只要交代清楚，合乎逻辑就够了。

肖时花：在翻阅您的学术成果时，我发现您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北朝，您的论文集《北朝研究存稿》即可清晰体现。您把北朝之外的研究称作“副业”，但仔细读后感觉这些“副业”的学术贡献并不亚于“主业”。在研究中，您是如何处理“主业”与“副业”的关系的？

李凭：就历史研究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研究就是读书，读书才是研究。我在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期间，确实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与我的专业有密切关系的书籍。但是，工作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仍然需要不断地读书，大部分时间也要研究问题，不过所读之书，所做的研究，不一定与我的专业相关。因此，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确实有主业与副业之分。既要把现有的工作做好，又想恪守住专业，那就得把大量工作之余的时间投进去，结果就陷入在业余时间干主业的状态。

我离开北京大学以后，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当过图书管理员、资料室主任，后来又做过出版社的总编、社长。那个阶段，上班时间讨论的问题都跟北魏研究毫无关系，写出来的心得是图书和编辑方面的。只有在下班以后的晚间和节假日，我才能抱着《魏书》或《北史》研读，所以后来我为《北朝研究存稿》写后记的时候会有关于主业与副业的感慨。在那篇小文章里，我所说的主业指北朝范围以内的文字，是在工作之余时间写就的；我所说的副业指北朝范围以外的文字，反倒是因工作的需要完成的。

后来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持续了七年时间。按常情而言，工作和专业一致了，主业和副业合并了。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担任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室主任，不但有行政协调事务，还有历史研究所交代的不少项目。这些任务有的是上面下达的，有的是横向联系的，都有来头，都需要应对。研究室里的成员可以直接推脱，我不能推脱，要服从大局。不过，虽然很难投入全部精力去研究北魏历史，但是主要时间可以放在主业上，所以这七年时间令我在北魏研究上有所收获，《北魏平城时代》就是在此期间初版的。

肖时花：2012年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这篇文章应该是将“主业”与“副业”融会贯通的例子吧。请您谈谈写这篇文章的体会。

李凭：你提到的《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这篇论文，虽然是从北魏史入手而跳出北魏史的例证，但是最终还是收回到北魏史了。这篇论文于2004年在浙江缙云仙都峰祭祀黄帝时开始构思，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的课堂和讲座上做过演示，历经十数次易稿，才于2012年发表。它是我努力将教书与研究结合的收获，也是尽力将主业与副业贯通的结晶。这篇论文表面上在谈黄帝历史形象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在论述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问题。

在读《魏书》的时候，我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魏书》首卷《序纪》开头第一句话的主语是黄帝。这个现象，读者已经熟视无睹，并不给予关注，但我觉得这里有问题。拓跋部是一个少数民族，黄帝怎么可能是拓跋部的祖先，人们都不会相信，然而《魏书》却偏要这样写。带着这个问题，我查二十四史当中其他各部正史，发现以黄帝开头的只有三部书，就是《魏书》《北史》与《史记》。《北史》是在《魏书》的基础上编撰成的，自可不论。那么，《魏书》以黄帝开头是否与《史记》有关系呢？由此我开始考察《史记》为什么以《黄帝本纪》开篇的问题，后来就进而探索黄帝作为历史形象的塑造过程。

司马迁为了树立典型的帝王样板，就着力地尊崇黄帝，将黄帝置于《史记》诸本纪之首。为了巩固黄帝的崇高形象，就把黄帝塑造成为祖宗，于是黄帝成了华夏各族独尊的人物。司马迁这样做，其他的史学家不一定赞同，班固就不同意，但是魏收却赞成，具体表现就是上面所说的《魏书》也同样以黄帝为开端。这样一来，魏收就在司马迁的基础上进了一步，将黄帝塑造成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的祖先，于是将黄帝的历史形象更广泛地弘扬开来。

魏收的做法具有伟大的意义，因为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融合，但是他受到了更多的质疑。那么魏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的是总结孝文帝以来拓跋部汉化的成果。孝文帝与魏收的关系，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前者是创造历史的人，后者是编撰历史的人。编撰历史的魏收把创造历史的孝文帝的功劳总结到了《魏书》里面。孝文帝的历史功劳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民族融合方面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把黄帝树立为拓跋部的祖先；其二，把大部分北魏统领之部落的姓氏都改成为汉姓。这样一来，少数民族也都成了黄帝的后裔，于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一个民族的大家庭。

要之，我对黄帝历史形象的研究，最初是读《魏书》而发现的问题，最终又回到了《魏书》阐释的孝文帝汉化问题。《魏书》与《史记》都以黄帝开头，看似偶然，却引申出中华民族融合的大趋势问题。《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这篇文章，表面上看与北魏历史的关系并不密切，实际上却是非常密切的。

肖时花：听说您有过在海外学术研究的经历，而且从此您就转到大学里从事教学工作了。那么，您如何看待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呢？

李凭：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在它的资助下我获得了在国立汉城大学访问的机会，虽然身处陌生的环境，但是并不感到冷漠。那一年的时光里，我置身世外，潜心研读了大量专业以内的著述，也披览了不少专业以外的图书。

从韩国回来以后，我不断地沿海南下，先后在浙江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澳门大学任教。大学是教育机构，而且首先是教育机构，即便以研究生教育作为主导的大学也首先是教育机构，科研是第二位的。所以，当教员就必须任课，否则对不住手中捧着的饭碗。更不要抱怨教书会影响了做学问，所谓教学相长，就是强**授书本与研究学问相辅相成的意思。

课堂是最好的检验学问的场所，我常常有这样的体会。做学问，想清楚和讲清楚是不一样的效果，讲清楚和写清楚也是不一样的效果，不信可以试试。有时候苦思冥想一个学术问题，自以为想通了，很高兴，但放到课堂上一讲却发现逻辑上有问题；把逻辑理顺了，写成文稿，很得意，在课堂上进行讨论时却会出现漏洞，可能还是致命的漏洞。所以，当教授应该讲课，最好给一年级新生讲课。因为一年级新生不熟悉教授本人，也不了解教授的学问，能够给他们讲明白，才说明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真正清楚了。

三、社会担当与学术期望

肖时花：历史知识的大众化往往依托于文学作品，如三国时期的历史，很多人都是通过《三国演义》得知的，至于《三国志》大众读得就比较少。不少历史学家无暇顾及推动历史知识大众化的事业，而您在这方面却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特意在《北魏平城时代》的基础上撰写成《百年拓跋》，以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描述历史的通俗写法与研究历史的考据范式在风格上具有很大反差。我想了解您是如何把握历史通俗作品写作之度的，请谈谈您的体会。

李凭：虽然历史距离我们遥远了，但是它对现实是有意义的。所以，作为从事历史研究的我，当然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我的研究。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研究成果通俗化。其实，写通俗化作品对自己的研究也是一番严格的审查，能够全面检验自己的认识是否合情合理，能否被大众接受。也就是让更多的人来看看，我的研究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意义。

历史现象不仅要占有可靠的证据加以证明，而且要依赖逻辑加以推理。在研究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心得，这些心得可能是合理的，但是证据不充足；或者，虽然有证据，却组合不成证据链：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构造不出研究成果。然而，如果采用通俗读本的写法，那么许多逻辑上能够想通但是缺乏证明的想法，就可以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成的整体。这样，不但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对自己的研究也是补充说明。

通俗读本不仅应该文字畅达易懂，而且需要思想凝练。写完通俗读本再回头去看相应的学术专著，就会发现不少缺陷；反之，修改好学术专著，也能进一步修饰与之匹配的通俗读本：所以学术专著与通俗读本能够相辅相成地完善。《北魏平城时代》于2000年出版之后，我相应写了一部《百年拓跋》，就是将《北魏平城时代》通俗化，该书于2004年出版。写完《百年拓跋》以后，我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就对《北魏平城时代》加以修订，有了这部研究专著的第二版；反过来我又将《百年拓跋》的文字进行修补，遂而形成为该通俗读本的第二版《拓跋春秋》（不过，由于出版进度的影响，《拓跋春秋》比再版的《北魏平城时代》出书稍早）。《拓跋春秋》出版以后，我对再版的《北魏平城时代》又加以修订，就有了《北魏平城时代》的第三版。《北魏平城时代》第三版出版以后，我再反过来逐字逐句地修饰《拓跋春秋》，于是在2016年年尾印制了这部通俗读物的第三版《从草原到中原——拓拔百年》）。这两部书稿相辅相成地三次出版，表明学术著作与通俗读本是能够互为补充地发展的。我顺便想要说的是，其实写通俗读本的难度绝不亚于写学术著作。通俗的度是很难把握的，我对自己做的通俗化工作总是觉得不满意，因此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这样，实在感到对不起读我的初版和再版作品的读者。

肖时花：在您这里，学术专著与通俗读本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真是体现得极为紧密。最后，作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请您大致谈谈目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状况。对有志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青年学者，您有哪些治学建议？

李凭：感谢会员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从2004年到2014年我当选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三届会长。我现在已经辞去会长的兼职，只担任荣誉会长的虚衔。我的专业本来只局限于北魏史的研究，但是由于担任会长，我不得不关注北魏史以外的问题，也就此而写了一些北魏史以外的论文，这又扯到我在《北朝研究存稿》的后记中谈到的主业与副业的关系问题了。虽然我在非北魏史的研究当中花费了不少时间，但是我认为是值得的。因为北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魏晋南北朝中的关键部分，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只有把它放到宽广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才能对它的历史地位估价得更加准确。在魏晋南北朝史当中，有许多研究的热点，北魏史正是其中之一，因此研究北魏史的人也日益增多。但是，在北魏史当中，没有研究的地方或者研究得较少的地方还有很多。相比而言，缺乏研究的地方比已经研究的地方要多，研究得浅的地方比研究得深的地方要多，所以有待于深入细致地发掘和研讨，学无止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而且，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还有不少领域，学者的关注程度尚不如对北魏史热心。比如南朝后期特别是梁陈期间珠江流域的勃兴，乃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这应该是当今社会话题中的热点所在，然而相应的探索却远远不够。这样的问题就应该认真地研究，它与“一带一路”具有密切的关系呀。

辩证地看，历史问题既是冷门，又会成为热门。我深信小肖和你的学友们，只要奋发努力，就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成就。

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肖时花，《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