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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随遇而安（第1页）

代序：随遇而安

——答肖时花编辑访问

一、生活经历与人生态度

肖时花[1]：李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的采访。朱熹曾言：“言圣人之心，不以贫贱而有慕于外，不以富贵而有动于中，随遇而安，无预于己，所性分定故也。”在翻阅您的资料时，我发现您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不知道这对您的学术研究有着怎样的影响，您能简单谈谈吗？

李凭：最初我在建筑工地干过，当泥工、测温工、施工技术员。建筑这个行业似乎和历史研究没有关系，但是它让我体会到社会基层的困苦。接着，我当了教员，教过小学、中学和大学，不过在小学和中学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教历史课。我教过语文、地理、政治，教过代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在所谓的教育革命期间教过农业基础课。我又在图书馆工作过，当过图书管理员、资料室主任。我还从事过出版工作，从责任编辑做起。

这些工作与我后来的历史研究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我觉得人的命运由不得自己，应该接受现实，所以我是干一行爱一行的。哪怕在建筑工地当泥工的时候，我也认认真真去干。那时候我经常背诵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以为自己大概就是一个新时代的王承福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有了一门手艺就有了生活的本钱，所以我应该学好和干好这份工作。然而，命运是捉弄人的，每当我有一点成就感的时候，我的工作就转变了。但那也得认命，应该再去适应。这或许就是您引述的朱熹所云“随遇而安”的意境吧。不过，朱熹是思想家，谈的是深邃的哲理。我可没有什么理想，只不过如老百姓所说的在讨生活而已。

人生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不可能随心所欲，那就应该随遇而安，去适应社会的需要。只有尽量做好分内的工作，社会才会需要你，你也才能够顺利和顺心。而且，只有适应了社会的需要，社会才会给予你机遇。我的工作最后转到历史研究上，也是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更谈不上立下过什么宏伟的志向，只不过社会给了我求学的机会，而我尽力去做成罢了。历史是研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学问，因此研究历史必须对人生有所感悟，对社会有所了解，此后才会有所心得。我干过许多行业，这些行业表面上看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不大，其实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看法。所以，虽然我年轻的时候做过许多其他的工作，但是我感到有意思，一点儿也不觉得浪费了青春。如今，我路过建筑工地时，常常喜欢探头往围墙里面看。看到忙碌着的打工仔，我就会想，那正是过去的我。多么遗憾呀，回不到那个年轻的时候啦！

肖时花：您这种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确实难得，想必这是您能在各个岗位都取得成就的原因吧。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与北魏历史研究结下缘分的？

李凭：那是我考上研究生之后的事情。1977年，国家重新关注高等教育，当年恢复了高考，并着手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在那个年代，人们对高考还都有所记忆，但对研究生招生并不了解。我当时选择考研究生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在一所中学里教书，当班主任，班里的学生大多要参加1977年的高考，我觉得跟我的学生一起去考大学不太好意思，但是我很希望有深造的机会，于是决定报考研究生。

然而，1977年只有中国科学院系统公布了招生简章。自然科学的专业性非常强，没有受过相应本科教育是摸不着门径的。我没有上过大学，只能对着中国科学院的招生简章兴叹。不过，在兴叹之余我却发现了希望。我看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要招收旧石器时代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是贾兰坡先生。考试科目除了英语、政治以外，还有中国通史、人体解剖学、古人类与古文化学。其中古人类与古文化学的专业性比较强，但是指定的参考书却是一本通俗读本，即《十万个为什么》第19分册。我觉得这几门课程都可以自学，所以就大着胆子报名了。

不料，1977年的招生工作大概准备得不充分，推迟为与1978年合并招生了。那时候我虽然将几部参考书都已背熟，但是却胆怯了。中国科学院是全国最高的科研机构，我则没有上过大学，本地教育局的负责人嘲笑我想“放卫星”，我自己也担心白忙活。幸而1978年许多大学也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就放弃中国科学院，改报本省的山西大学历史系。因为一部分考试科目是相通的，所以原本为报考中国科学院所做的准备没有白干，当年我如愿考上山西大学。

入学以后，主管学生工作的系总支副书记刘书理老师告诉我，山西大学招收研究生的目的是储备师资，当时历史系重点要发展的是考古专业，决定让我学习考古。我很高兴，就努力地学习相应课程。可是，到了第二个学年末，高教部下达文件，建立起学位制度，规定研究生要写相应的学位论文。那时候还没有提倡跨学科，对专业的界定是比较严格的，我原本是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必须递交中国古代史方面的论文。我只好中断考古学专业的学习，在中国古代史的专业范围选择一个课题，以完成学位论文。由于山西省古代史上最辉煌的阶段是北魏建都于平城的时代，加上我在参加考古专业实习的时候参观过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感受过它的雄伟气象，于是我的硕士论文就确定为研究鲜卑拓跋部在平城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就这样，我阴错阳差地与北魏历史结下了缘分。

肖时花：您自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从事北魏历史研究，此后做过各种工作，但您从未放弃过对北魏历史的研究。请问：是什么让您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这个研究领域？

李凭：拓跋部在平城活动的将近一个世纪历史，成为我研究生阶段的研究目标。这个框架对于做硕士学位论文来说无疑是过大了，而且确定框架的时候已经是整个研究生阶段的后期，实际上是来不及完成的，所以只好取出其中的一小部分作为学位论文。这就是此后在《晋阳学刊》发表的系列论文《论北魏宗主督护制》和《再论北魏宗主督护制》。

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我到山西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从事编辑工作。编辑室给我分配的业务范围很庞杂，要编辑包括历史、地理、地方志、古籍整理、英语、日语等多方面的书稿。在历史类书稿中，世界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稿数量居多，很少有中国古代史方面的书稿，即使有也很少与北魏历史搭界。所以我的编辑工作实际上与我学过的专业毫无关系了。不过我心里绝无抱怨，只是为有了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而庆幸，我要对得起这份工作，这样端起饭碗时才吃得香，心里不愧疚。至于我学过的北魏历史专业，那就成了我的业余爱好。

现在出去参加学术会议，时常会有记者问我关于业余爱好的问题，诸如喜欢音乐、美术不，爱好哪种体育项目呢，这真让我作难。我年幼时家境贫困多厄，年轻时出走西域。只身在他乡异域生活，拿学徒工的薪水，每天在建筑工地十余小时地劳作，既没时间也没金钱去学习乐器，或者搞健身运动。看到现代青年大谈业余爱好，我十分羡慕和感叹。不过，自从完成硕士论文以后，北魏历史确实成为我的精神寄托了。所以，非要让我讲业余爱好，那就是研究北魏历史吧。

我利用业余时间抄写了两箱北魏历史资料的卡片，撰写出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在《光明日报》的“史学版”发表了，题为《拓跋珪的历史功绩》，那是我的第一篇文章，现在翻看觉得没什么意思，但当时令我很受鼓舞。不久，有些学校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我希望继续深造，于是在工作五年之后我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田余庆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在北京大学的三年时间里，我的业余爱好转变成为专业研究，我按照原先确定的拓跋部在平城一个世纪历史的框架完成了博士论文。

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我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北京图书馆虽然是著名的学术殿堂，但又是行政意味十足的机关。你看我的简历就可以推想到，我在那里的工作其实与我的研究兴趣十分隔膜。换而言之，北魏历史研究又成了我的业余爱好。所以如果说我曾经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这个学术领域是不准确的，我只是几十年如一日地把我的精神寄托在北魏历史研究上而已。我们这一代人，学术专业和本职工作不相一致是常见的现象，这就需要好好摆正二者的关系了。本职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则对不起你的薪俸，也难以体面地生活。学术专业虽然成为业余爱好，却能够永远寄托精神。工作如果丢了，还会有机会，学术专业要是丢了，那就没了精神寄托。《晋书》卷46《刘颂传》中记载了刘颂的一段话，他说道：“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刘颂谈论的内容是古代封国制度的变化，所言关乎政治，是否确当理应别论。但是，对待生活与学习的态度却应该如此。由于社会环境的制约，人们不得不因时制宜，或者应该更加确切地说成因时求宜吧。

对不起！小肖，你在这篇采访稿的题目中原先用了“潜心致学”四个字，我不敢当，我擅自改用“因时求宜”做替代了，请谅解。

二、学术收获与治学体会

肖时花：您的代表作《北魏平城时代》在北魏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学界对其评价相当高。请您谈谈当时撰写这部书的宗旨。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是2000年出版的，至今已经16年了。自那以后，学界有大量的研究北魏平城时代的成果问世，也有大量的相关考古资料被发掘出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我这本书都是过时之作，所以谈不上占据重要地位了。前面已经说到，最初我想研究北魏平城时代是因为当时要写硕士论文，是临时逼出来的。

当然，客观上讲，鲜卑拓跋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的部族确实非常值得研究。拓跋部兴起于大兴安岭的北端，经历过曲折的历程来到位于如今大同市的平城，在那里建立起北魏王朝，历时将近一个世纪，是为北魏平城时代。北魏平城时代发展到鼎盛阶段，紧接着转折成为北魏洛阳时代。造就如此重大转折的是著名的孝文帝迁都事件，它在中华大地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民族融合**。这个**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上的一大亮点，而整个北魏平城时代正是为这个**的形成加以推波助澜的准备阶段。由此肯定北魏平城时代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应该是毫无问题的。选择这样的课题作为研究对象，我自然也就跟着沾了点光。不过，囿于认识上的局限，这个时代的不少光辉景象我没能表述出来，留下了许多缺憾。所以，我渴望从学术界诸多新的成果中汲取营养，使得这些缺憾逐渐得到弥补。

《北魏平城时代》这部书稿形成现在的规模，经历了比较长的过程。它的雏形是1980年设计的硕士论文框架，后来充实成为我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没有急于将学位论文出版。因为它有缺陷，特别是需要补充考古学方面的营养。所以，1997年我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此后带着问题多次到大同、洛阳等地做相应的考察，以修订这部论著。1999年，我完成该基金项目，同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第二年将《北魏平城时代》出版了。从1980年确定框架到2000年成型，《北魏平城时代》经历20年才问世。如果再算上2011年再版和2014年第三版的两次大修订，这本书的发展历时35年。不过，这还不算结束，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字斟句酌地好好完善它。

关于北魏平城时代，我最初想过的问题与后来完成时想到的问题并不一样，其中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最初，我只是想要把拓跋部族的历史轨迹表现出来，后来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部族放到中华民族文明的长河中去考察和表述。这样一来，就不仅要论证这个部族的史实，更要探讨它在历史上存在的意义。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有许多像拓跋部那样的部落、部族和民族陆续地参加进入。它们之中，有些已经消失了，有些至今还存在。消失者并非灭亡了，而是融入中华民族之中了，他们的后裔也许就在我们的周围；如今依旧存在者，其实也不再是最初的形态了。中华民族就是由如此众多的部落、部族和民族相继融合而成的。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才生生不息，不断强大。所以，豹窥一斑，通过拓跋部这样一个典型例证，就可以探索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毫不中断的原因。我最近发表的论文《〈北史〉中的宗族与北朝历史系统——兼论中华文明长存不衰的历史原因》，就是想说明这样的问题。

肖时花：在读您的《北魏平城时代》时，我惊叹于您能对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及考古资料信手拈来地运用。请问：在做历史研究时，是材料在先还是问题在先，或者是两者相辅相成？请您就此谈谈看法。

李凭：研究历史大约有两种入手的方法。一种是利用某些现成的理论框架，然后检索相应的资料，分门别类地插入框架之中，于是形成所谓的学术体系。这样的体系可能非常宏大，而且以为发现了历史规律。但是，其内部只是无机的集合，还会出现许多漏洞，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流行过一些理论框架，雄心勃勃地要利用所谓“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以及信息论，试图重新规划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后来又有什么新三论云云。这些理论很唬人，不过它们来也迅，去也速；用这些理论写出来的书也很快就被历史冲刷掉了，现在没什么人提起了吧。

另一种入手的方法，是在读书当中发现问题。经过读书，有了体会；体会多了，形成心得；把这些心得记载下来，成为札记；札记多了，会对某个问题形成系统的看法；进而加以分析归纳，形成具有真知灼见的论文。将诸多真知灼见融会贯通起来，就会发现研究对象内在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才是符合或接近客观历史的。所以说，研究历史当然是材料在先，也就是阅读和考察在先。

研究历史，不能图省劲，靠套大框架和编新名词去唬人，必须细致地阅读文献，才会有所心得，进而从微细处看出宏大的现象。不肯下死功夫，一味地追求舶来的新思想，结果可能会上当，捡了他人早已抛弃的旧货。其实，所谓新意，也许就在身边。对于常见的史料加以耐心的琢磨，往往能够体会出创新的思想来。吕思勉先生说过：“学问之道，贵自得之，欲求自得，必先有悟入处。而悟入之处，恒在单词只义，人所不经意之处，此则会心各有不同，父师不能以喻之子弟者也。昔人读书之弊，在于不甚讲门径，今人则又失之太讲门径，而不甚下切实功夫：二者皆弊也。”（吕思勉：《经子解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我们不应该排斥先进的手段。如今做研究比以往要方便许多，可以利用互联网了解动态，依赖电脑检索资料，省却了一张又一张地抄写卡片的辛苦，大大提高了效率。不过，抄写卡片虽然辛苦，其实是有意义的：一是印象深刻，二是能有机地了解该资料生成的历史场景。任何资料都有局限性，其局限性只有放回生成它的历史场景才能洞悉。所以，研究历史不能全靠检索，应该有重点地阅读文献。对于重要的文献应尽可能地细读原始文本，最好是原始文本的全篇。我们做断代史研究的人，尤其要注重相关的正史，它是无可替代的最基本资料，不仅应该全面细读原文，甚至还要了解不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