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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书折射的官员心态（第2页）

[22]永田英正和福井重雅均认为“选举不实”主要出现在东汉，实有所不察。分见所著《漢代の選舉と官僚階級》，《东方学报》第41册（1970年），第185-186、193页；《漢代官吏登用制度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88年，第465-466页。

[23]2016年5月1日微信请教张春龙先生，告知的结果。具体如简7-4、8-823+8-1997、8-659+8-2088。同样出土于井窖的湖南长沙东牌楼东汉简与走马楼三国吴简中就在大量文书中夹杂私人间的书信，以及名刺类简牍，汉代西北地区边塞遗址及悬泉置遗址中文书与书信并存就更常见了，可以为比。

[24]侯旭东：《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简牍博物馆编：《简牍学研究》第5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0-198页。关于边塞地区它官兼行候事的全面分析，见侯旭东：《汉代西北边塞它官兼行候事如何工作？》，《甘肃省第三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171-192页。

[25]最新的研究参赵宠亮：《行役戍备：河西汉塞吏卒的屯戍生活》，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5-42页。

[26]信件是个后起的说法，汉代尚无，当时称为“私书”或“私记”，学者具体区分为家书、朋友书信和官场私记三类，见杨芬：《出土秦汉书信汇校集注》，博士论文，李天虹指导，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10年，第2-5页，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官场私记”。方便起见，姑且使用“信件”一词。高村武幸在“公文书”与“书信”之外又区分出“公文书的书信”，指官府中长官与属吏，乃至其他官吏之间的“教”“告”“掾记”和“白”“奏”与“奏记”，主要依据是否包含公务内容为标准，以别于个人之间的“书信”，并将其纳入文书行政来把握。不过，这种区分没有考虑到当时尚无“书信”之称，此类交流方式实际是附着在公文书之上而出现的，因而先是采用了“书”或“记”作为名称，用“私”加以说明。高村的分类忽视了两者间的源流关系，提出的“公文书的书信”，在我看来恐怕也还是一些文书类型，定名为一种书信，同时，也会将一些包含公务内容的私人书信归入其中，如下文所引的例4，没有注意到汉人同样会在私人交往的场合讨论公务，这种截然二分的想法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的。见所著《秦汉简牍史料研究》“本编”第一至四章，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第25-186页，特别是第99-102页。

[27]见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贰）》中册，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65页。“支满”释文原做“丈满”，据邬文玲考释改，见所著《居延汉简释文补释》，收入《金塔居延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92-94页。

[28]见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叁）》中册，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第71页。

[29]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私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13-128页；杨芬：《出土秦汉书信汇校集注》。研究个别书信的如马怡：《读东牌楼汉简〈侈与督邮书〉——汉代书信格式与形制的研究》，《简帛研究2005》，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3-186页；《居延简〈宣与幼孙少妇书〉——汉代边吏的私人通信》，《南都学坛》30卷3期（2010年5月），第1-9页。

[30]释文据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贰）》，台北：史语所，2014年，第138页。

[31]李振宏、孙英民认为此简中的周仁与居延新简EPT4：48中出现的王莽始建国二年鄣卒周仁为一人，周仁后由鄣卒升到隧长，见《居延汉简人名编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77页。按时制，几乎不可能，应是同名，不从。

[33]杨芬：《出土秦汉书信汇校集注》，第73-74页。

[34]《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平丘侯王迁”条：“地节二年坐平尚书听请受臧六百万，自杀”，师古曰：“有人私请求而听受之”，第694页。请托之风已经蔓延到尚书，即是一例。

[35]此信及例5信的残片图版见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图版，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0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上册，图版189，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关于此信的研究自罗振玉以降甚多，不具引，综合性的考释见杨芬：《出土秦汉书信汇校集注》，第50-53页。

[36]西汉交通线的具体分布，详参侯旭东：《皇帝的无奈：西汉末年的传置开支与制度变迁》，《文史》2015年第2辑（总111辑），第55-63、65页。

[37]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〇“右军书记”所收的“十七帖”，范祥雍点校，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321、333、334、341-342页。

[38]见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贰）》中册，第27页。

[39]相关研究可参郭伟涛：《肩水塞部隧设置复原研究》，《文史》待刊稿。

[40]见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中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86页。

[41]汉晋时期名刺、名谒与官场士人交往间的关系，可参王彬：《汉晋间名刺、名谒的书写及其交往功能》，《出土文献》第八辑（2016年4月），第221-235页。

[42]关于戊校尉及其构成、隶属关系等，参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48-70页。

[43]《尹湾汉墓简牍》，图版，第15、16页；释文，第91、94页。

[44]《汉旧仪》卷下，《汉官六种》，第82页。

[45]《汉旧仪》卷上，丞相少吏与御史少吏之间相互调守的惯例，《汉官六种》，第72页。

[46]见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199-204、392-393页，最新释文与注释见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第一辑，壹上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8、430、561页。

[47]见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第一辑，肆，第29、50页。北大收藏的秦简方术书《日书》中有“见人篇”，前一篇无章题，整理者推测亦属“见人篇”，从内容看实与秦简《日书》的“入官篇”相当，见陈侃理：《北大秦简中的方术书》，《文物》2012年第6期，第91页。

[48]见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第一辑，叁，第38-39页，原定名为“五时段”占。

[49]见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简84-94，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第42-45页。这组简内容实际为十二地支日中五个时段“见人”的各种结果，未出现“见官”字样，不过，与睡虎地秦简：《日书》“吏篇”内容的确极为相似。另，此批《日书》简61“帝篇”：“乙、丙丁、四废、日冲之日，不可入官，为室，囷盖，复（覆）内及行□”，第34页，提到“入官”择日问题。

[50]见李零：《中国最早的“升官图”——说孔家坡汉简〈日书〉的〈居官图〉及相关材料》，《文物》2011年第5期，第70-72页；《北大汉简中的数术书》，《文物》2011年第6期，第80页。关于后代升官图的研究，见an，“TheesegameofShengguantu。”JournaloftheAmeritalSociety124。3（2004），pp。517-532。卜永坚《游戏官场：升官图与中国官制文化》，第二版，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实际孔家坡汉简《日书》的《居官图》恐不应视为游戏。

[51]王充：《论衡·辨祟篇》提到：“世俗信祸祟，以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欢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丧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择吉日，不避岁、月、触鬼逢神，忌时相害”，黄晖校释，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08页；《风俗通义》佚文“释忌篇”亦有“俗说，五月到官，至免不迁”的说法，见王利器校注，第2版，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64页。敦煌出土的“时日宜忌”类文书中亦包含此类内容，如P。3081就有七曜日占出行即上官。叙各曜日出行、见官的吉凶；而六十甲子历类中亦包含上官与在位的吉凶，如P。3281：“乙巳姓唐字文章……见长史自如，见大官吉。受职拜谒失位，奏表上书凶，……”，见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80-82页。清代乾隆年间编的《协纪辨方书》中就有相关内容，散见多处，如卷一〇“官日守日相日”“民日”“建日”“除日”，卷一一“上官赴任”则归纳罗列了各种吉凶日等。

[52]图版、释文与解说分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日书释文注释“天牢”注释7，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00、174、175页；李零：《中国最早的“升官图”——说孔家坡汉简〈日书〉的〈居官图〉及相关材料》，第72页。

[53]关于此问题，详参阎步克：《〈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者”》，《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第392-400页。

[54]蒲慕州：《睡虎地秦简〈日书〉的世界》，原刊《史语所集刊》62本4分（1991年），后收入《台湾学者中国史论丛·生活与文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24-128页。

[55]此外，汉代画像石与铜镜铭文上亦折射出时人对做官的向往，见邢义田：《汉代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收入所著《画为心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8-193页；西汉末镜铭中开始出现“宜官秩”铭文。王莽时期则有“位至公卿修禄食”“官位尊显天下复”“官位尊显蒙禄食”铭文，东汉中晚期则出现了“君宜官位”“君宜高官”“位至三公”等铭文，见林素清：《两汉镜铭所见吉语研究》，《汉代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第161-188页；《两汉铜镜铭文研究》，台北：“国科会”科资中心，1993年，第119、121、126页。后文的出处由游逸飞先生代为检出，谨此致谢。

[56]随葬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主人喜最后做到鄢县的狱吏，放马滩秦简的主人尚无定说，周家台30号秦墓的主人生前可能是南郡佐史一类的属吏，见《关沮秦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58页；孔家坡汉简的主人当为告地策中出现的“库啬夫辟”，是县下管理物资和制造的小官，见《随州孔家坡汉墓发掘报告》，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第34页。北大藏汉简的主人推测可能属于王侯级的人物，见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文物》2011年第6期，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