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八信任型关系与西汉历史（第1页）

八、信—任型关系与西汉历史

君臣间与上下间的信—任型关系并非孤立的存在，两者循环往复且相互衔接，实际构成很多人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人的言与行构成历史的核心。两类关系的反复展现，亦是西汉历史的展开，具体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

首先，从构成帝国基本格局的礼仪型君臣关系的角度来看，如笔者在分析汉唐间人名使用及其意义时所指出的，透过人名的使用，帝国建立了君—臣—民之间普遍的统属关系（即前文所说的礼仪型君臣关系），以及臣民——不同类型的物（包括事务、田地、器物）之间的分工与责任关系。[1]自然，造就培养一批可用的官吏队伍，以及将百姓主体改造为朝廷物资的持久供应者——农民，战国以来统治者花费了相当的气力。其中秦国的军功爵制发挥了关键作用，以吏为师与学吏制、授田制以及律令亦贡献不小。睡虎地、岳麓秦简中发现的《为吏之道》《为吏治官及黔首》，以及尚未全部公布的王家台秦简中的《政事之常》与北大秦简《从政之经》（拟题），均涉及官吏如何为官，便是当时吏学修养的读本。[2]基于这种关系产生了日常性的文书行政以及民的耕织生产、工官的器物生产，文书行政控制与调配下的帝国境内人员、物资的流动。持续不断的以文书为载体的“日常统治”，及其支配下的人员与物资的持续生产（与再生产）、调配和流动，可概括为“事务过程”，构成了帝国生生不息的物力基础，维持了帝国的持久存在。[3]随之而来的消费与支出，正是帝国存在的外在表现。

反复出现的日常事务依托文字来实现。睡虎地秦律《内史杂》规定：

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4]

这条看似寻常的规定，其实见证了，同时亦巩固了适应于广土众民帝国的新统治方式，力图与分封制下熟人政治运作一刀两断。通过口头与托人方式来请示，正是在小的共同体中流行的手段。借助简牍与遍布各地的邮驿，文字可以脱离具体的人，超越言语的阻隔与损耗，和地域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信息与命令的准确传递，加上文书保存制度的存在，从时间与空间两个角度有效地维护统治。

具体而言，律令成为约束与管理的主要手段，繁多琐碎却不可或缺。制度安排上大致是“设官分职，委事责成”，透过相对固定下来的百姓分工、官吏设置与职掌来实现。官民只需各司其职、按部就班地履行职责，就可完成，运行中亦渗透了相当的成本与效益的盘算（“理性”成分）。[5]就连涉及“宦皇帝者”，乃至近臣的许多规定也纳入律令或成为“故事”，基本无需皇帝过问与干预。突发事态或临时任务，往往随时安排官员处理，反复出现的临时任务，则会逐渐由临时性差遣变为新的职掌而趋于常规化，如西汉宣帝时出现的“西域都护”，运行中的官制因应对事务而时有变动。从就某事而下的诏书到诏书“具著令”，乃至成为律，亦与此相配合。皇帝在这类事务上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为某些象征性的存在或程序性的权责，如各种重要仪式中皇帝的角色、对制定、修改律令的可许、疑案的裁决，一定秩级以上官员的任命、中央军系统属吏的调动等，最后一项权责有时甚至可以被臣下提前预支。[6]

后宫生活，亦不能沉溺私情，同样为了广继嗣，按照规矩对后妃雨露均沾，“临幸”亦成为一种“事务”。换言之，持续的“事务过程”不过是“礼仪型君臣关系”的例行化运作，此一侧面的帝国呈现为持续的机械式有序运转，皇帝主要作为统治机构的首领而发挥作用（用孔飞力的比喻，是官僚机构中的一个齿轮，镶钻的齿轮[7]）。这一面向亦与儒生对帝国的普遍期待：皇帝垂拱，大臣任贤，无为而治[8]大致相符。这部分内容，恰恰因为属于反复持续出现的日常活动，而为强调“常事不书”的史家所忽视，多消失在历史记述之外，早期帝国的历史记忆中涉及这方面的尤少，幸赖百余年来各地不断出土的文书简牍、器物及铭文得以窥其一斑。

看似运转稳定，似乎足以永存的帝国实际亦潜藏内在的矛盾，构成其阿喀琉斯之踵。其中一个低沉却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加剧的问题便是官吏队伍消极抵抗、谋求个人私利，挖帝国墙角等所带来的与皇帝理想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潜在的，根植于众多将仕宦作为个人与家庭谋生之途的官吏身上，特别是察举垄断高位后，多数非儒生背景的官吏难以升至公卿，更无法、无力、无望与皇帝建立信—任型君臣关系，变得苟且偷安，进而热衷保位谋私；而低级官吏收入微薄，亦利用职权或鱼肉百姓，或挖朝廷墙角，这些构成瓦解帝国的消极力量。面对大批此类官吏，皇帝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长远来看，这种矛盾，内在地构成自我否定、摧毁一朝肌体的癌变基因，一旦环境适合，便潜滋暗长，逐步蔓延以致无药可救。[9]

其次，前文详细分析的信—任型君臣关系与上下关系的表征，谋求建立、维持、争夺（不论言辞上的还是行动上的）与废止，不论前朝还是后宫，男性还是女性，官员还是百姓，对于所有卷入其中，或希望进入其中的人，全部的努力与围绕此而展开的行动与言辞，不过是类似的活动与内涵无差、表达各异的言语“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本身就构成西汉一朝统治史上基调的一部分。

图二三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23号木牍，师饶进长安令兒君名谒

当然，某些举动，孤立地看，可以算作“事件”：景帝立而邓通被免，晁错问斩，武帝的陈皇后遭废，卫子夫、赵飞燕册立为皇后；东方朔自平原郡来长安上书；张汤自杀；霍光一举铲除上官桀父子与桑弘羊等；宣帝时霍光死后，其亲属逐步被从宫中清除；萧望之被废；成帝即位，石显转任中太仆；成帝时丞相王商遭黜，其亲戚随即被从宫中逐出；等等。自过程角度观之，这些不过是围绕信—任型君臣关系或上下关系，反复展开的诸多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或标志，被史家记入史传而凸显出来。这类活动与我们在汉代遗址（无论是边塞各级烽燧，还是内地各种官署或其堆放废弃文书的井窖）中发现的名谒、私人信件、礼物清单等所承载的反复出现的举动性质相当，自不同侧面与环节，见证了从长安到边陲，皇帝身边以及各类官场中信—任型关系的构建、维系与废止。

几无例外，文书与私信两类简牍并存于迄今发掘的所有汉代遗址出土简牍中，显示了当时官员生活公私交织汇聚的场景。可以说，由各种文书与活动构成的种种“事务过程”所承载与推动的“事务流”之外，并存的还有名谒、书信、礼物、赐物、问起居、问疾、骖乘等所承载的以皇帝与各级各地府主为目标的谋求、经营与维持关系的“关系过程”所呈现的“关系流”，后者同样体现为物流与人流，构成人们的日常交往，是其生活的重要部分。对那些抱有明确意识的人而言，则赋予这类交往以现实的目的：争夺、维系个人与皇帝、府主间的关系，寻求确立更密切的私人联系，甚至是建立信—任，乃至宠信关系。两个过程一道超越朝代而持久存在，相互交织嵌入、糅合转换（朱买臣发迹的经历便是利用公事到长安，创造机会给武帝上书，来谋求个人的仕途），亦不乏矛盾冲突，汇聚成时代洪流。

信—任型关系中相对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皇帝或府主，个性或好恶在其中产生相当的影响，无论是对女色的选择，还是男宠的重用，给时代平添了许多变数，统治与历史因此丰富异常，也可以说更易于脱离儒生设定的轨道，更难以捉摸，同时也制造了更多的儒生与皇帝之间口舌之争的契机。若非景帝贵幸晁错，或许汉廷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以后的历史格局与走向便有了新的可能。若没有武帝恩宠李延年，好变新声，古代音乐史将因此而黯淡许多。若非成帝宠幸赵飞燕姐妹，爱美人胜过社稷，致使成帝绝嗣[10]，王莽代汉或许就没有了可能。哀帝若不宠爱董贤，大概也产生不了“断袖之宠”这个成语，亦不会激起当时那么多朝臣的力谏，哀帝朝的政治空气与舆论也会平淡许多。“关系过程”中突显的是皇帝作为家人兼个人的一面：个人的经历、个性、好恶与感情，以及家庭生活（为母、舅、妻及其父兄等所包围），无不影响关系格局，围绕此而产生的言行是当时历史中最为活跃并富于变化的力量，因而最具能动性。

最后，信—任型关系亦为一些皇帝介入朝政（事务过程）提供了可以依靠的力量。西汉一朝日常统治分工实际是丞相（三公）主政，郡国由丞相直接管理，皇帝若想预其事，除非另立新制，或专门下诏，否则需透过丞相来施加影响。武帝时刺史的设立，便有监督丞相工作的意图。[11]这种以丞相为核心的体制，钱穆早有揭示，劳榦将其概括为“君相委托制度”，严耕望在对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中亦指出“（西汉）地方政府直辖于丞相府甚明”。[12]不过，劳先生复认为“汉代到了武帝以后，虽然可以说还是信托式的传统，可是被扰乱的不纯。等到东汉时代就更进一步的破坏，一直到晚清尚不能恢复旧时的原则”[13]，劳先生将历史进程看得有些简单化，似乎君相之间君主恒居主导，自武帝以后，相权便一路衰落。这实在是后人的刻板印象，与事实颇有距离。

《汉书·于定国传》，永光元年（前43年）天象异常，元帝以诏条责备丞相于定国：

郎有从东方来者，言民父子相弃。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将从东方来者加增之也？何以错缪至是？欲知其实。方今年岁未可预知也，即有水旱，其忧不细。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诚对，毋有所讳。（713044-3045）

元帝从东方回到皇帝身边的从官处了解到，当地有父子相弃的情况，而丞相与御史不曾向元帝汇报过，是两府隐匿未报，还是郎官夸大其辞？元帝希望了解事实。另外，针对天象异常，有无预案，已经发生的水旱之灾，有无对策？要求丞相、御史大夫回答。元帝的责问吓得于定国上书自劾，打算辞职回家。元帝在给于定国的回复中赶紧安慰了一番，还引述《论语·尧曰》所言：“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不过，最后实质性的部分还是要求：

其勉察郡国守相群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贼民，永执纲纪，务悉聪明。（汉713045）

为何元帝要求于定国去督促考察郡国守相，发现不称职者及时撤换，而不是自己出面来核查？原因正是劳先生所言的“君相委托制”。即便经历了武帝一朝，实际格局依旧，元帝还是得透过丞相来治理地方，而非自己直接管控。显然，他了解各地情况，也多要透过丞相与御史大夫的过滤与筛选。此次发现问题，乃是身边从官提供的线索，而不是来自丞相的上奏。而此时正值石显擅权。

正是在此背景下，皇帝发挥深受其信任的少数臣下的作用，插手传统上由丞相负责的事务，扩张自己的影响，成为统治方式变化的重要动力源之一。西汉政治史与制度史上颇有影响的“内朝”问题，就与此密不可分。皇帝利用信任的官员参与朝政，始于景帝时的晁错，只是他很快就沦为政争牺牲品。另外，最为耀眼的就是武帝前期在其身边的那几位“左右”所构成的群体，为好兴事的武帝出谋划策，并与丞相辩难，《汉书》卷六四有集中描述。另外，张汤一度权倾丞相，不过，武帝中年之后，热衷不死求仙，巡行各地，内政外交上已心力无多[14]，加上这些人或死或外迁为吏，群体也就烟消云散了。昭帝时出现中朝，实际与皇帝年幼，无法亲政有关，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宣帝时，霍光死后也一定程度得到维持，这与宣帝乐于参与政事有关，而他重视郡国守相，亦是一具体表现。元、成时期，中朝将军一直存在，但发挥作用却高下差别颇大。元帝时主要是宦官石显与五鹿充宗深得信任而联手擅权，传统意义上的中朝实际不存，若说有，只能算石显了。成帝时，则大不相同，外戚王氏轮流把持中朝将军，领尚书事，实际掌权。哀帝时中朝实际已不存。中朝能否发挥作用，与皇帝是否任用关系密切，变动不居，不存在什么规律或定数。受皇帝信任的臣下与其他大臣之间的互动，构成统治上最富于变化的因子，正因此，才成为吸引时人的魅力所在，亦构成历史中变化多端的源头之一，充分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

附带指出，尚书与中朝地位上升，以往学界多从皇帝与丞相关系角度来认识，自然不错，但此类观察未免考虑得有些简单化。除此之外，武帝以后，各地吏民个人热衷向皇帝上书，奏陈对时政的看法，此类上书数量多且持续不断，需不少人手处理，亦是尚书与中朝工作日多，职权加重的原因之一，此点需另文专论，兹不赘述。[15]

从更长时段观察，皇帝身边的宠臣还会不断经历“外朝化”与“制度化”，成为承担实际中枢政务的机构，如东汉乃至魏晋时期的尚书省、南北朝时期的中书省、隋与唐前期的三省，唐中期以后的中书门下，等等。这种不断推衍变化的过程实际上在反复发生，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并加以研究，并提出了“波纹的循环发生”，或“外朝化、边缘化与平民化”等概括性描述[16]。同时，还必须看到，皇帝身边亦不断出现新的亲信，即信—任型君臣关系的持久存在，并未因“外朝化”或“制度化”而消失。两个逆向的过程并行不悖，后一种关系乃是前者演化的基础和前提，亦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与古代帝国相始终。

据此，或可将西汉历史大致区分为事务过程（礼仪型君臣关系的例行化运作，约略相当于习称的制度及其运作）、关系过程（围绕信—任型关系与“宠”的展开与反复，近似于时人所说的“人事”），以及两者的关系。以往政治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个别事件的实际过程及将若干事件连缀成某种线索（后人构建出的“事件过程”），其实，很多事件不过是关系过程与事务过程中的某个环节而已。[17]近来随着简牍文书的发现与研究，事务过程渐受重视，关系过程尚未引起学界关注[18]，两者的关系更不曾涉及。

传世史书更多的是根据历史后来的结局，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依据一定的设想乃至模式，将两个不断延展的过程切分为诸多事件，尤其关注在后人看来有重要影响的事件，纳入本纪，并挑选特定人物来铺陈相关事件。实际生活不过是两个过程相互叠加、交织与嵌入。事务过程不断通过例行化的运作使得帝国体制得以延续，关系过程往往会渗透到事务过程中，催生变化；两者交织，实现了变与不变的统一。皇帝、府主均是衔接两个过程的支点，皇帝则是其中最重要者，皇帝与府主因此均带有两重身份：制度化的首脑（位）与个体家人的人的统一。作为个体家人，皇帝因性格、爱好、感情与经历，而呈现颇多差异，同时，深嵌关系过程中，成为众人争夺的对象。皇帝最受瞩目，因而具有了第三重身份——作为想象的对象，而承载着时人的想法：理想、渴望与追求，并调动与激发众人的参与和争夺，有些皇帝本人甚至会利用乃至发展关系来统治国家，“关系”所带动与激发的能动性，连绵不绝，动力无穷，构成时代中沉潜却顽强的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