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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重君臣关系的新观察（第3页）

[15]纲常说的概括性分析，见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五章“纲常论——中国传统政治的纽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4—294页；季乃礼：《三纲六纪与社会整合——由〈白虎通〉看汉代社会人伦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近年对此问题的辨析，见阎鸿中：《唐代以前“三纲”意义的演变——以君臣关系为主的考察》，《钱穆先生纪念馆馆刊》第7期（1999年），第56—75页（承游逸飞先生检示并寄下电子版，谨谢）；方朝晖：《为“三纲”正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6]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第四编第十二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18页。

[17]吕思勉：《秦汉史》，1947年初版，重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67—469页；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1985年初版，重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第382—387页；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国家の思想構造——専制国家とイデオロギ一——》第八章，东京：校仓书房，1994年，第337—349页；周长山：《君臣之义——汉代太守与掾属关系辨析》，收入所著《汉代地方政治史论：对郡县制度若干问题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1—148页；邱立波对周代与秦汉时期“具体性君臣关系”的讨论，见《秦汉时期君臣关系性格的演化》，《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第104—106、110—115页；朱子彦：《多维视角下的皇权政治》第四章《两重君主观与典型人物的忠奸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7—204页；王俊梅：《秦汉郡县属吏研究》，博士论文，孙家洲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08年，第61页；徐冲：《汉唐间的君臣关系与“臣某”形式》，收入所著《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70—294页；李迎春：《秦汉郡县属吏与长官关系考论——兼谈东汉“君臣之义”的政治实质与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5期，第78—88页；徐冲通过分析汉唐间“臣某”称呼的使用场合与对象，揭示了“第二次君臣关系”存在的特定时空范围，以及“第一次君臣关系”内部的变化。李迎春则提出这种“君臣关系”主要存在于东汉，并从秦汉郡县守令任吏权由受限到逐渐扩大的演变分析了东汉郡县官府中出现君臣关系的背景，其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18]如鈴木喜一：《春秋時代の君臣倫理》，《日本中國學會報》第34集（1982年），第1—16页；李荷先：《从〈臣轨〉看武则天的君臣伦理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58—62页；孙湘云：《简析方孝孺的君臣关系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第69—71页；川田健：《黄宗羲政治思想考（3）：君臣關係論の變化について》，《中國古典硏究》45号（2001年），第57—69页；任育才：《唐太宗君臣治国之志略探赜：以〈贞观政要〉为中心》，《兴大人文学报》32期（2002年），第643—684页；YuriPines，“FriendsorFoes：giioionofLoyaltyinPre-ImperialentaSericaVol。50（2002），pp。35-74。陈琛：《〈韩非子〉之君臣关系浅论》，《贵州文史论丛》2003年第3期，第10—14、9页；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第三章第五节“君与臣：君臣一体论的君主——臣辅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9—472页；季乃礼：《三纲六纪与社会整合——由〈白虎通〉看汉代社会人伦关系》，第99—157页；关四平《论唐人小说中君臣关系的理想形态》，《北方论丛》2004年第3期，第8—12页；伊藤浩志：《王符『潛夫論』における君臣関係の構造》，《哲學》57集（2005年），第113—126页；《荀悦『申鑒』·『漢紀』における君臣関係の構造》，《哲學》58集（2006年），第151—164页；《徐幹『中論』における君臣関係の構造》，《哲學》60集（2008年），第157—170页；白钢：《中国皇帝》第三章第一节“君臣关系的演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46—152页；伊藤浩志：《仲長統『昌言』における君臣関係の構造》，《哲學》61集（2009年），第143—156页；罗家湘：《〈逸周书〉中的周代君臣形象》，《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173—176、243页；韩维志《上古文学中君臣事象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胡宝华：《从“君臣之义”到“君臣道合”：论唐宋时期君臣观念的发展》，《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26—34页；王瑞来：《将错就错：宋代士大夫“原道”略说：以范仲淹的君臣关系论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第41卷第4期（2009年），第126—132页；朱汉民、戴金波：《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齐鲁学刊》2010年第5期，第5—11页；李均明：《清华简〈皇门〉之君臣观》，《中国史硏究》2011年第1期，第59—66页，等等。

[19]此前栗原朋信曾从玺印的角度分析了周与秦汉国家构造，强调了周与汉间的连续性，宗法与德化的作用。涉及君臣时重点是在讨论内臣与外臣的区分，并非系统探讨君臣关系。见《文獻にあらわれたる秦漢璽印の研究》，收入所著《秦漢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0年，第125—286页，特别是第262—280页。

[20]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特别是第五、六章，第222—288页。

[21]甘怀真：《中国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原刊《台大历史学报》21期（1997年），后经删改收入所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3年，第285—286、288、297页。

[22]如陶希圣、沈巨尘：《秦汉政治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页；劳榦：《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原刊《史语所集刊》第13本（1943年），后收入《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上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第551、552页；李俊：《中国宰相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39页；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原刊《史语所集刊》第23本上（1951年），后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93、321页；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1990年初版，第2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1、83、88、266页等；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甘怀真《中国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见《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280、285、286页等均使用过。

[23]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8—123、370—407、436页。最初论文刊发在《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根据新公布的岳麓秦简，秦代便已存在与“吏”并列的“宦皇帝”者，见《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二组中的简1302、1352“置吏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140页。

[24]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第64—74页。此前，1955年，增渊龙夫就曾以郎官与舍人为例，侧重私属的转化，探讨过战国秦汉官僚的来源，见所著《戰国官僚制の一性格》，后收入所著《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1960年初刊，新版，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第225—265页。

[25]叶炜：《从武冠、貂蝉略论中古侍臣之演变》，《唐研究》第13卷（2007年），第149—176页。讨论后代“侍臣”的论著甚多，兹不详列。

[26]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第1—20页，特别是第20页。

[27]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71—78、239—245页。

[28]渡邊將智：《後漢政治制度の研究》，东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14年，第22—24、249—325页；王化雨：《北宋宫廷的建筑布局与君臣之间的沟通渠道：以内东门为中心》，《国学硏究》第21卷（2008年），第351—378页。

[29]如廖伯源：《西汉皇宫宿卫警备杂考》，收入所著《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35页；张云华：《汉代皇宫宿卫运作制度》，《南都学坛》第26卷第3期（2006年5月），第8—11页；李昭毅：《西汉前期京师侍卫与警备体系研究》，博士论文，嘉义：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2011年；曲柄睿：《汉代宫省宿卫的四重体系研究》，《古代文明》6卷3期（2012年6月），第51—58页；孙闻博《从“南北军”到“禁兵”——两汉京师宿卫的统合与演变》，《文史》2015年第2辑，第67—92页。

[30]汉代的“中”所指说法不同。一说“中”指省中（禁中），是皇帝平居燕处的后宫，省在宫内，两者有门相隔，省外宫内有殿（史家习称“前殿”），给事中是省内官，参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第1—4、42—43页；史云贵《外朝化、边缘化与平民化——帝制中国“近官”嬗变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34页；一说“中”指宫内、宫中，实际也就是“禁中”，具体所指前后有变化，东汉以后主要指后（妃）宫地区，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72、242—245页；米田健志意见大致相同，见《前漢後期における中朝と尚書—皇帝の日常政務との關连から—》，《东洋学报》第64卷第2号（2005年9月），第9—11页。青木俊介进一步考证汉代长安未央宫中的“禁中”是指前殿以北的宫中特定地区，属于皇帝的生活空间，见所著《漢長安城未央宫の禁中——その領域的考察》，《学习院史学》45号（2007年3月），第35—62页。李玉福则认为省中、禁中有时又称“殿中”，见《秦汉制度史论》中篇，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6页，恐不确。关于“殿中”的最新研究，见陈苏镇：《汉未央宫“殿中”考》，《文史》2016年第2辑，第37—62页。

[31]两类传内在的区别与转化，参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单元三“外戚传”与“皇后传”，第123—153页。

[32]《史记》卷一〇《文帝本纪》，第415—416页。

[33]渡辺信一郎《元会的建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3—409页。甘怀真强调君臣关系的仪式性及人为性（“义合”），指出成立要经过“策名委质”仪式，但过于看重面对面的仪式互动，忽视了通过文书等方式间接确立君臣关系的途径，他说“称臣的仪式主要是向君主奉表，将自己的名书于策，然后名登于君主的‘名籍’”；随后又说“只有经过皇帝亲自主持的称臣仪式，才算是天子之臣，这类的君臣才受严格意义的君臣关系所规范”，后说未免拘泥于面对面的仪式，忽略了文字的作用，亦与史实不符。《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序称“（宣帝）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第3624页），看来此前拜刺史守相，皇帝并不要亲自召见，宣帝因重视地方治理，而改变了惯例。据此，郡国守相在内，即便是拜任之际，也未必能见到皇帝。的确，《汉旧仪》所述皇帝出席高官拜授的场合，并未提到郡国守相，最低只到中二千石，见孙星衍辑，周天游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6—67页。甘说见《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210、229、232—233、269—272、383页；关于郡县通过名籍来实现策名委质，见侯旭东：《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修改稿收入所著《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8—21页。

[35]“礼仪型君臣关系”下的臣民亦各自承担相应的“任”，但他们担负的是“职任”，是为维持帝国的存续而安排给他们的工作，基本是基于制度（甚至律令）而规定的。相较于此，信—任型君臣关系中的“臣”若承担“任”，更多的是出于皇帝个人安排的任务，往往是临时性的，在制度律令之外的，当然，历时性观察，也有一些因反复出现而逐渐成为惯例乃至制度。

赖瑞和在分析唐代宰相权力时，亦注意到其权力大小与皇帝的信任相关，认为这牵涉到某种程度的私关系，且在有名分的宰相之外，还存在没有宰相之名分，却有宰相之实的“实际宰相”，见所著《唐代高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第165—166页。实际这种信任不止见于皇帝与宰相之间。

[36]《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上》，第3935页；《汉旧仪》卷下，《汉官六种》，第76页。

[37]此制不知确立于何时，其中出现了“婕妤”之称，或应在武帝以后。

[38]因成帝好色，即位初皇太后诏采良家女时，杜钦便曾向王凤进言，后来又在对成帝的对策中，两度表达过这种看法，如“礼壹娶九女，所以极阳数，广嗣重祖也；必乡举求窈窕，不问华色，所以助德理内也；……后妃有贞淑之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臣闻玩色无厌，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则爱宠偏于一人；爱宠偏于一人，则继嗣之路不广，而嫉妒之心兴矣。如此，则匹妇之说，不可胜也。唯陛下纯德普施，无欲是从，此则众庶咸说，继嗣日广，则海内长安”，分见《汉书》卷六〇《杜钦传》，第2667—2668、2674页。

[39]周良霄便已指出此点，见所著《皇帝与皇权》第七章“内宫制度”，第三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5—158页。

[40]对于父子关系的研究不多，见季乃礼：《三纲六纪与社会整合——由〈白虎通〉看汉代社会人伦关系》，第158—200页；赵园：《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3—168页。关于母子关系，可参郑雅如：《情感与制度：魏晋时代的母子关系》，2001年初刊，修订再版，永和：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中古时期的母子关系——性别与汉唐之间的家庭史研究》，收入李贞德主编：《中国史新论：性别分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第135—190页；廖宜方：《唐代的母子关系》，板桥：稻乡出版社，2009年。

[42]马克思很早就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见所著《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88年初刊，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页；西嶋定生在分析秦汉帝国的形成与构造时，便反复强调在皇帝与人民的关系中把握帝国的性质，见所著《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1961年初刊，武尚清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8、45页；GaryG。Hamilton（韩格理）指出，在中国，人性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关系性的；而西方则为心理性及个人性的，东西方在此点上，实大相径庭。见所著《传统中国与西欧的父权制：韦伯支配社会学的重估》，收入《中国社会与经济》，张维安、陈介玄、翟本瑞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第34页。关于从“实体思维”到“关系思维”，见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5—20、345—359页；李德顺：《21世纪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趋势》，《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1期，第4—9页；方朝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精神世界——关系本位、团体精神和至上的亲情》，《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5期下（总第26期），第9—20页；王铭铭：《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8—30、124页；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20、31—39页。赵汀阳在建构其“天下体系”的政治哲学过程中亦强调了关系思维，甚至提出了相对于“个人理性”的“关系理性”（relationalrationality）概念，见所著《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再版序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31—44页。

具体研究的例子，可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43]如《汉书》卷六《武帝纪》元朔六年（前123年）“有司奏请置武功赏官，以宠战士”，第173页；卷三六《楚元王传》：“文帝尊宠元王，子生，爵比皇子”，第1923页。“宠”字含义有多种，从“尊崇”转变到“喜爱，过分地爱。用于上对下、地位高的人对地位低的人”。（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汉语大字典》第二册，“寵”义项4，第2版，武汉成都：崇文书局、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027页。）这种最为流行的意义，应是与历史实践中此类现象的反复出现，以及人们不断使用“宠”来描述它无法分开的。“宠”字含义演变与其所指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关注，但已属另一问题，只能留待将来再论。感谢郑紫薇同学提示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