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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曾国藩的以退为进之策（第4页）

其实在守制期间，曾国藩也曾想过向咸丰皇帝请示返回战场，但考虑再三，还是没有提笔写下奏章。

曾国藩接旨后，立马上任，与太平军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咸丰十一年（1861），清廷内部发生政变，咸丰皇帝驾崩。在此形势下，为保宫廷安宁，两宫皇太后对曾国藩更加重用，封他为两江总督。就这样，曾国藩掌握了江苏、江西、浙江和安徽四个省份的地方军政实权。在太平天国运动平定前后，曾国藩势力更为庞大。同样是因为战绩辉煌，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各集团头目中，很多人都被授予督抚职位，如李鸿章、沈葆桢等人，他们是曾国藩奏保出任的。而有些出任督抚的湘军头目则是得到了其他高官的保荐，如胡林翼、骆秉章和文样三人共同保荐了刘蓉，官文、胡林翼二人一同保荐了李续宾和彭玉麟。其中，胡林翼与曾国藩的关系甚为密切，他是在曾国藩的保奏下升任为湖北巡抚的。

总之，曾国藩的功业和势力在这个时期均达到鼎盛时期。短短四年的时间内，湘军头目升任督抚的竟有20人之多，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湘军在曾国藩的统率下，几乎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各个省份，包括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等地。在黄河流域的发展虽然不及长扛中下游地区，但也控制了不少省份，如陕西、河南、山东等地。

另外，在攻克金陵的前几年里，湘军发展极为迅速，人数增加很快，至攻克金陵后，湘军总人数竟已多达50万，和清政府的正规部队绿营军人数相当。

曾国藩的湘军几乎盘踞在各个省份，他们以曾国藩为首，建成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关系网。为了能够自立，各巡抚极力招募新勇，增加税收，筹备军饷，湘军在各地的实力均得到增强；而且，他们非常团结，有着唇亡齿寒的意识，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即使内部出现矛盾，也能够迅速化解，不至于损害整个集团的利益。

他们的势力如此庞大，以致清政府在进行大的改革时不得不征求他们的意见。曾国藩在朝权势的巩固与他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创建湘军是他成就大业的一个关键，而善于经营湘军则是他成就大业的关键之关键。

湘军的巨大势力对清政府造成了严重威胁，清政府早就想对其进行抑制。但由于太平军的存在，湘军仍是支撑朝廷的一支主力，所以清廷也没有做出特别出格的事情。清廷的做法无疑让在前方战场卖命的湘军感到气愤。

曾国藩创建湘军后，因没有准备充分，几次违抗咸丰皇帝的诏令，屡不出兵。待湘军攻克武汉后，咸丰皇帝听信谗言，收回已封给曾国藩的巡抚之职，弄得曾国藩颜面无光，湘军将领对咸丰皇帝的这种做法极为愤慨。

后来，张裕钊来到安庆，为曾国藩呈上“天子欲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一联，曾国藩见到此联后，甚为满意，深表赞赏，他传令将此联向各将领传示。当时，有人认为句中的“麟’与“蔡’对仗不工整，曾国藩听到后，勃然大怒，说道：“你们只知道拉我上草树（湘人土语，意为荆棘）以取功名，图谋富贵，却不好好读书，求得实干。麟与蔡，皆为灵，以灵对灵不算工整，还要如何才算工整?”曾国藩的言下之意为：蔡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之一，对仗自然工整。

曾国藩为什么让李次清将对联撕毁呢?因为李次清的对联有明显的劝进之意，其实，当时不只他一人，其他将领如郭嵩焘、王闽运也极力拥立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也曾有所表示。

王闽运曾拜见曾国藩，跟曾国藩谈了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提议曾国藩“取而代之”。曾国藩态度严肃，始终不发一言。他以手指蘸茶，好似在案几上写什么东西。当曾国藩起身更衣时，王阎运探身一看，几案上的字迹依稀可见，全是“妄”字。

在曾国藩寿诞之际，胡林翼将“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这一联句亲手送给曾国藩，曾国藩欣然接受。

左宗棠也曾作过一联，交由胡林翼送给曾国藩，联是这样写的：“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看后，用朱笔将“似”改为“未”，然后退交给胡林翼。

曾图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入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

“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不应。

按咸丰帝遗言，攻克金陵，平乱者为王。待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却仅授予一等侯，清政府的做法难以使湘军满意。既然统帅曾国藩官职不高，其部下所封官职肯定会更低。更离谱的是，清廷军机处令曾国藩呈报数年战争中的开销，并从速办理报销军费事务。为了平乱，曾国藩东奔西走，想方设法地凑军费，勉强维持着部队的生存。好不容易平定叛乱，却遇到报销军费这样荒唐的事情，不由得各湘军将领由怨生恨，萌生反意。

曾国藩得知曾国荃已在厅中等候，便整整衣服，迈步走向大厅。众将领见到曾国藩后，立刻肃立，敛声屏息，整个大厅顿时异常安静。曾国藩表情严肃，未问众将因何而来，只是让他们坐下。

众将领坐下后，都凝神望着主帅曾国藩。曾国藩仍没有言语，他将在座的众将领扫视完后，命巡弁取出笔纸，结果巡弁取来了簿书纸。

曾国藩看后，让其换成大红垂笺。待其将纸换来后，曾国藩走到案前，挥笔畅写，然后便掷笔而去，不紧不慢地入了后室。众将领心急火燎却又不知所措。曾国荃移步案前，低头一看，只见十四个大字跃然纸上：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在读联语过程中，表情不断变化，先是激动，接着转为凛然，尔后则变为惶然。众将领起身，趋案观之。表情更是丰富，有点头者，有摇头者，有叹息者，还有热泪盈眶者。待众人观读完联语后，曾国荃说道：“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今后也不要再提这件事，在枝节上出现任何问题，我曾九一人担当。”

曾国藩对清廷是忠诚的，虽然屡次有人劝进，他从不为所动。但是他的忠诚不是愚忠，还是沉着冷静，谨慎地应付着部下那些劝进者。毕竟这些人都是自己提拔或培养起来的，在与太平军的作战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他们，曾国藩仅凭自己和家族之力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因此，当部下劝他自立为皇帝时，他更要谨慎处理。既要表明自己没有反意，又要让部下心安，更重要的是不能使部下与自己为敌。

如果他一味地愚忠，为表自己忠君立场，大发雷霆，或惩处欲造反者，肯定会得罪很多人。更何况，此时的湘军首领都具有了相当强的势力。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一起造反，曾国藩又该如何?

识时务方为俊杰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封建社会官场的险恶看得最清楚，深知一人仕途人则毫无“自由”，即使是一只猛虎，也只能变成犬鼠可欺的可怜虫了。韩非子“寓言”中就有“伏虎于匣”一节，意思是说老虎在深山，在野兽中称王称霸，一人牢笼就会摇尾巴乞求同情，不论“虎性”是否改变，都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为虎设笼不是为了防备老虎，而是要让虎入牢笼，使那些害怕老虎的人能够制伏老虎。但是，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谁能改变得了?更何况，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借助权力可以说是毫无作为的。因此，出——进官场之局，处——居江湖之远，就十分难以决断了。

曾家兄弟为大清朝把老命搭上了好几条，尤其是曾国荃攻下天京城，用曾国藩的话说是千古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攻坚战。攻占南京后，曾家成为大功臣，按曾国荃的设想，清廷

应功高厚赏，自己该做个总督巡抚，享享清福了。可是，清政府对这位敢作敢为的曾九最不放心，曾国荃虽读过几年书，但学识浅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满天下，尤其处死李秀成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不放心，欲其速离军营而不令其赴任浙江巡抚。

曾国藩无奈，只好以病情严重为由，奏请曾国荃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政府的这块心病。不出曾国藩所料，这一奏请正合那拉氏的心意。曾国

藩1864年9月27日出奏，10月5日即获批准，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这本来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然而，曾国荃在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为了开其心窍，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除派赵烈文专门劝慰外，还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据传；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以泄胸中抑郁之气。11月2日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屉和怨愤返回湖南，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致大病一场。

是年11月初，曾国荃迫于清廷的压力开缺回籍养病，从南京启程归湘。多年征战在外，此时退隐乡间，本是休养身心的最好时机，但曾国荃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尤其是对于清廷有意牵制曾氏兄弟的举措表示不满，不时流露出怨恨之情。曾国藩老谋深算，一再嘱咐曾国荃不要轻易出山，时局严重，不必惹火烧身，最好在家静养一年。如他在1865年4月的家书中指出：“有见识的人士和相爱的朋友大多奉劝弟弟暂缓出山。我的意思也是让弟弟多调养一段有病的身体，在家闭门三年，再插身而出，担当天下的艰巨大任。”进一步，他又在其他书信中具体安排曾国荃如何打发时光的计划。一是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地方事务；

“弟弟子素的性情就是好打抱不平，发泄公愤，同时又对朋友情谊深厚，非常仗义，这个时候告病在家，千万不要对地方公事干预丝毫。”二是趁休闲之际补攻讲求诗文奏议之学；“弟弟以不善作文章而为深深的耻辱，……眼下用力于奏议文章的学习，也应当稍稍具备当年发扬拼命的那种精神”。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嘱咐曾国荃趁空闲时间，读些有关文史方面的好书，以加强自身的学识素养。同时，又寄去历年所写日记，希望曾国荃等明白他在外受苦，即所谓“近来衰惫之状”，以使他更加安心在家教育于侄辈读书做人。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之下，曾国荃耐着性子终于在湖南老家呆了一年多时间，清政府曾诏谕他出任山西巡抚，他硬坚辞不受。于1866年2月下旬，清政府又颁诏命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此时，曾国藩认为时机已成熟，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惟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君恩过厚，无令外人疑为装腔做势也。”于是，曾国荃决定再度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