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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曾国藩的以退为进之策（第3页）

曾国藩认为，为人与书法有相通之处。书法有藏锋之说，藏锋收尾才能笔落惊鸿，写出上乘的作品，做人也是如此。

锋芒不露讲的就是一个“藏”字，仅这一个“藏”字，就包含着无穷意味。“藏”的目的，是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长处，不引起别人的妒忌，更好地保护自身：是等待时机，在最有把握的时候出击，令敌人大吃一惊，防不胜防。

古今多少人，他们目光短浅，急于求成。他们不愿意放过任何可以表现的机会，一旦表现，则力求做到淋漓尽致，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给别人看。殊不知，他们犯了激进的毛病，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自己陷入被动。如果自己有才，不一定能够得到别人赏识，有时候还会让掌权者产生妒忌，如曹操妒杨修之才，炀帝妒薛道衡之才；如果自己无才，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极力自我表现，无异于班门弄斧，掘笨之处暴露无遗，给别人留下可乘之机。

处世中，有人锋芒毕露，有人藏锋露拙。曾国藩则属于后者，他虽有才干，却不轻易外露。毕竟，才华横溢会遭人忌恨和打击，最终导致事业上的失败。

《易经》上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这里的“器”，便可引申为才华、实力。没有才干，想要有大作为，无疑是很困难的。但有了才干，却不加掩饰，锋芒尽露，这些“锋芒”或者“器”便如同带刺的玫瑰，很可能触痛别人的不平衡心理，于是，人们便会反击，将其“锋芒”拔掉，将其“器”缴械。

曾国藩有言：“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头角于外，至要至要。”

自剪羽翼，保全自身

曾国藩说过：“宦途险恶，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矣。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走向覆亡之路，曾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终于可以暂时稳住脚跟。长达12年的苦战终于结束了，曾国藩受任于危难之中，力挽狂澜，克敌制胜，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这12年中，凡有战果，一般采说都会受赏。曾国藩培植起来的各湘军集团头目纷纷授予官职，巡抚居多。平息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曾国藩权势大增，不仅原有属下各有成就，他自己也受到众多赏赐。咸丰十一年（1861）被授职于两江总督，执掌四省军权。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被加授“协办大学士”头衔，此时的他已经是大清建朝以来权势最高的外臣。消灭太平军后，曾国藩再次受封，加衔太子太保。

为保地方稳定，曾国藩创建的湘军被清政府分派各地，无形中替曾国藩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清政府已感觉到曾国藩的潜在威胁，他们开始瓦解曾国藩的组织，削弱其势力。他们一方面提拔曾国藩属下的一些湘军将领，使他们的地位有所提高，摆脱客观上与曾国藩的从属关系，一方面刻意去压制那些不改气节的曾国藩死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曾国藩目前也面临着这样的境况，其心情可想而知。

曾国藩早就说过：“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他将一切看在眼里，知道目前形势对己不利，于是采用了保身之法，即自剪羽翼。

太平军叛乱平息不久，曾国藩向上奏请停解了广东厘金。广东乃富庶之地，税务繁多，有地丁、漕粮、海关、盐场、劝捐和厘金等。1862年，曾国藩上奏，由于缺乏军饷，要求朝廷派出官员奔赴广州办理抽调厘金等事务，后一直延续下去。

既然曾国藩提出了停解厘金，清政府自然是喜不自禁，立刻批复。他们令广东巡抚将厘金的七成征人本省，另外的三成仍解给驻扎在皖的湘军大营。曾国藩毅然拒绝，坚持不再从广东抽半点厘金。

事过不久，曾国藩再次奏请，要求停解江西半厘。江西半厘得之不易，为此，曾国藩曾与当时的赣抚沈葆桢争得面红耳赤。如今，却将此厘金拱手相让，从此不再解给湘军大营，统由沈葆桢征收。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要求将鲍超、周宽世二人率领的两路湘军归其旗下，军饷由沈本人发放。

1865年，曾国藩又一次奏请，停解用于编扩湘军而专设的湖南东征局厘金。1860年，为扩大湘军规模，曾国藩在湖南特设东征局，在湖南省厘金的基础上再加抽半厘，解送至曾国藩的湘军大营。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锐裁湘军。湘军的建立是为抵抗太平军的，它与清政府的绿营军是有本质区别的。既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被平息，理当解散。

曾国藩所率湘军达12万，实际上除去左宗棠属下的4万人和沈葆桢属下的3万余人外，只有其弟曾国荃属下的5万人掌握在手中。这5万湘军正是清政府的疑惧所在，此军队一日不散，清政府就总会感到坐立不安。

1864年，曾国藩奏请将直属湘军裁去一半，仅留25000人，分守江宁、皖南、皖北。清政府接到奏折后，喜忧参半。喜的是曾国藩主动裁员，忧的是曾国藩裁兵过多，那些被裁的散兵游勇会破坏社会治安。为达两全其美，清政府向曾国藩提出，将所裁兵士中的精壮者编入绿营军。曾国藩不予理睬，坚持原有的裁军主张，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裁员。

1865年，曾国藩又宣布将张诗日和彭毓橘手下镇守江宁的1万湘军裁去八营。由于当时这些守军正在清理秦淮河内的淤泥，未能执行。不久，御史朱镇告发湘军在江南一带骚扰乡民，不待曾国藩执行，清政府又下令裁军。曾国藩加大力度，将裁军数量由八营增至十二营，江宁仅剩下二千余人守城。曾国藩裁军前后，刘连捷、朱洪章和朱南桂的一万五千驻皖军队也进行了大量的裁员。几次大裁员后，曾国藩的部队人数骤减，不足以对清廷构成威胁。其实，曾国藩裁减湘军还有其他原因。

自从安庆之战结束后，湘军的数量虽然大增，但是因为多方面原因，湘军的素质与以往相比，却大为逊色，战斗力远远不如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初。攻克天京后，曾国荃部下的湘军在城内大肆抢掠财务，很多军士都弄到了不少钱财，无心恋战，并且在城内欺辱妇女，可谓无恶不作，腐败至极。如果不将这样的部队遣散，他们手持兵器，则无法使社会安定。不仅如此，湘军内部还出现了一些会党，哥老会在当时的军队中甚为活跃，经常聚众扰乱军纪，引发冲突等等。治人先治心，面对这样的湘军，曾国藩再也无法管理，裁减湘军成为必然。

为了使清政府能够对自己放心，曾国藩做得很彻底，除了停解厘金和裁减部队外，曾国藩还用了其他方式保全自己。

早在同治元年（1862）湘军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感到自己权高位重，怕平定太平军后不能保身，打算辞去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之职。因其弟曾国荃竭力反对，曾国藩才没有如此行事。但为了向清廷表示自己无心贪念权位，曾国藩还是决定上奏，免去其中一职。

曾国荃与兄曾国藩不同，他没有曾国藩那样低调。天京是曾国荃属下的湘军攻陷的，破城后，湘军首领顿时放宽军纪，湘军欣喜若狂，在城内肆意劫掠，将整个天京城洗劫一空。可是，城内太平军并未被完全剿灭。他们乘湘军军纪涣散，到处劫掠之际突围而出，突围人数竟达千余人。残兵败将却能够突围冲出，说明还有重要的统帅没有被湘军俘获或杀死。尽管有人逃脱，捷报还是得上传。为推卸并未彻底消灭太平军的责任，曾国荃与幕僚商议，在起草奏折时加了一段话，大意是说金陵城太大，搜捕太平军散部难以彻底，曾国荃曾在扫城时回过雨花台大营，困在城中的败寇，可能有逃走的，曾国荃定会率大军出城沿路追杀。清政府收到奏章后，严厉呵斥曾国荃，指责他贪图享乐，在未对天京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擅自回城外大营，导致太平军没有彻底消灭。曾国荃本想推卸责任，没想到弄巧成拙，惹得清廷震怒。

然而，早在左宗棠破杭州城时，已经有过好几万太平军突围成功的前例，但左宗堂并未受到任何指责。可见，清政府是有意与曾国藩为难。

收复天京后，曾国荃没有吸取教训，并不收敛，他甚至散布说攻克天京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这难免招人不满。再加上他攻克天京后的恶行被舆论到处散播，直接影响到了曾国藩的名声。还有，当时曾国荃手握5万大军，清政府无法对其放心。于是，曾国藩以其弟曾国荃有病在身为由，奏请让其去浙江补缺，赴任浙江巡抚。清政府甚是高兴，爽快同意了曾国藩的奏请。

曾国藩的自剪羽翼取得了良好成效，他的做法无疑是明智之举。他曾在写给李鸿章等人的信中说道：

长江三千里儿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

在给弟曾国荃的信中提到：

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

善于自守，不越雷池一步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后，曾国藩在家守制一年多。在这段时间内，战耻的湘军和太平军的作战形势发生了突变。曾国藩刚离开江西回家守丧之时，湘军与太平军在江西展开了一番苦战，双方实力相当，出现了两军对峙的局面。江西的一些城池仍被太平军占领着，形势相当危急。此时，太平军发生了内乱，能征善战的太平天国高级将领石达开因受到洪秀全猜忌，带着部下离开了湖北战场。

咸丰七年（1857），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的大部分精锐部队跟随着石达开转移。这样一来，太平军在湖北、江西战场上的兵力大大削弱。苦战的湘军没有放过这个绝好机会，一鼓作气，连克九江、瑞州、抚州、湖口等地，紧接着，又攻陷了湖北的武昌等地。至此，湖北、湖南、江西几乎全在湘军的控制之下。湘军稍作休整，开始进军安徽。

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湘军战果辉煌，更何况这是关系到清政府安危的战争，理应受赏。朝廷没有薄待湘军，凡参与作战的湘军将领一个个被加官晋爵。曾国藩手下的几位重要人物权势陆续跃居其右，胡林翼在原有官职上加封太子少保头衔，杨载福、李续宾分别被提升为提督和巡抚。

此时的曾国藩仍然只是一个在籍侍郎，虽然是他亲手组建了湘军。此时的他，纵使后悔不该请求回家守制也无济于事，看着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功成名就，光耀门楣，难免心生感慨。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和对弟弟的希冀：“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