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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曾国藩的用人之识（第2页）

三是有三种人不可举荐升官。

跟随曾国藩从军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谋划策的幕僚和下属，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位“盟主”的举荐而飞黄腾达。曾国藩对下属和幕僚确也不吝举荐，但他举荐人是有条件的，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推荐，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二是才德平平升迁太快的人，三是个人不愿出仕者。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经保举，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例如，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连遭弹劾，遂致抑郁而死，这使曾国藩大为伤感。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他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攉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弹劾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认为他们“资格太浅，物望未浮，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苦难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绝升迁太骤之弊。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消此议。

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恩，反生仇隙，这样的事例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虽未知其姓名，却可断定确有其事。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之难时说：“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阅历之得，经验之谈。

对于人才，分类观察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人的能力就算再全面，也会有其所不能者，无论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也总会有其擅长之处。曾国藩认为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可用之处。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借助人力为己所用才能成功。对于人才，无论其性情如何，只要其才能有利于事情的顺利完成，就要为己所用，不论其出身，不论其所从事职业，甚至其品德也可以不考虑。因为人才是多方面的，瞎子的听力好，哑巴的手势打得逼真，这是常理。

曾国藩对人才任用的成功得益于他对人才的分类观察：

一是节清持家。节清之人德行厚重，仪容端庄，未被使用就已引人注目，这类人的道顺畅而有救化，因此在其未显达之时，众人乐意举荐他们。显达之后，上下之人都尊敬他们。功足具激浊扬清，德足以师表风范。这种人没有祸害又能长久显达，因此为世人所尊重。他们处理各种事物都井井有条，政绩与德行齐飞，声名和形象一色，让其他人对其肃然起敬。

二是法家。法家之才，以制度为本，待成功之后才显出效果，实为先苦后甜。严厉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其未显达时，起初众人猜忌他们，待其显达之后，上下之人又畏惧他们。其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

三是术家。术家之才，出于聪明多思，须等到计谋成功才显现出他的本领。一般在开始时其人深藏不露，然后方逐渐显现才华，以至达到精深玄妙的地步。在未显扬本领之前，许多人发现不了他们的才能。但他们最终的功业足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通古今之变。

四是国家栋梁之才。国家栋梁之才往往德、法、术之才兼备。其德足以整肃社会风气，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权术足以制定国策，可谓国家栋梁一类的人才。三才兼具者的才能德行足以使其代替君王掌管国家。他们道德清扬，可谓一国表率；能依法治国，整肃法纪，又不会失之严酷；他们足智多谋，果敢善断，而且文能诗文，武可行兵打仗，竭尽忠诚，为国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上古的伊尹、吕尚可谓这类人的代表，三国时的诸葛亮也可以算在此内。

五是大臣或地方官之才。这类人虽兼有三才，但是三才都不够纯备。

德行可以做一地一域的表率，法足以治理一地一乡，权术足以权衡处理一般事宜，这是出任大臣、地方官的人才。

六是智识之士。智慧明识的事业，本于推原测度，其治理之道顺遂而不违逆。所以当这类人未发达时，为一般人所容纳，已成功时，为宠爱者所推许。其功业足以佐助明主，深于思虑。而其弊处在于只知直趋，不知退隐保身自全。作为一种事业，才智足备但难以维持正义，因此有时先得利而后招致祸害。这种人才在才智上也许不逊于谋略家，但在勇气和行动上不如谋略家强劲，往往是知而能争，争而不得。无力坚持正确的东西，要么屈从，要么逃避，因此其声名功绩终不如谋略家显达。

七是臧否之才。褒贬善恶的事业，根本在于明辨是非。这类人的治理之道清廉而且规范。当其未成功时，能够被一般人认识，一经显达，又为一般人所称道，其功业足以达到辨别善恶，观察是非，其弊害在于为毁谤者所怨恨。这类人做一件事，严厉而不宽容，因此有时先为人赞赏，而后被人疏远。

八是伎俩之才。这类人的治理之道在于辨慧而且神速。当他们未显达时，为一般人所惊异，已成功时，被政府委以职任。其功业足以清理烦冗，纠正邪谬。其弊端在于这类人会使普通人劳顿而使地位低下者疲惫。

作为一种事业，细致却不安泰，因此是治理之道的末等。

九是文儒之才。这是三种人才的合称，包括：文章写得好的人，可传道授业的教育人，才和德都好的舌辩之士。文章之才可以著书立说，如司马迁之著《史记》；能传授圣人经典，激扬文理，却不能干预施政的人才是儒学教育之才；论事未必有道理，但应对自如，能自圆其说，或洒脱，或放浪形骸，或偏激，或正统，这类人属于舌辩之才。

十是骁雄之才。骁雄之才一般胆力卓绝，才略过人，但是对于治国的才能和人际的心机考虑不够。刘邦手下的韩信和宋朝的岳飞都属此类。

在利用上述人才时，曾国藩特别强调了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曾国藩认为：雄韬大略之人有其不足，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其优势。所以他就上述人才分类中的八类主要人才，进一步论述了他们各自在应用中的优势与不足。

一、“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为主的人，他们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而“以之治小则迂”，举个例子，譬如说一个人总想做大生意但资金不够，小生意又不愿做。这样，他做生意赚不到钱，娶个老婆，他又看不起，以平常人而言，这个人实在是够无能的男人了，在这个时候，有几人能知他的才干呢？以小人的斤斤计较来面对国家大政，那也是一种“迂”，闹下的不只是笑话，而且甚至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乃至社会的动**。

二、“器能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精明强干，德、术、法都倡导，但主张与力度都不够强的人才，是独当一面的器能之才。他们有精力和智慧去开创局面，治繁理乱。比如在民智尚未开化的地方，由于野蛮，缺少正常社会秩序，不用强力手段去征服，只用一味的文明说教，多半会越治越乱，器能之人可能会以暴抗暴，先把恶势力和恶霸除掉，使当地人得到实惠，自然慢慢就会受到文明教化，地方就日渐平安、富裕了。

三、“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这种人多策善划，又胸中有奇谋，最适合于乱世中生存发迹，如遇奇主，一拍即合，会策划出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来。不论在战乱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的经济发展时期，他们都是一代奇士。但在和平安定、无所纷争的环境下，他们却通常难以找到发挥其智慧的用武之地，而平平无奇一生。“乱世用奇，治世用正”，就是指的这一类奇才。

四、“法家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法家之才用法制推动一切，富国强兵，用强硬手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用同样严厉的方法来治理贫困地区，往往因手段残酷，反而会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

五、“智意之才宜于治”：智意之才宜于用于治理新局面，他们善于周旋调停，权智有余而公正不足，因此宜于开创新局面，在太平的形势下却做不出什么实绩来，有虚名而无实功。

六、“苛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这类人才公正无私，苛刻少恩，不讲情面，六亲不认，适于追奸查污，清理腐败和邪恶势力。

如果去治理边疆或经济发达地区，则会因为其苛刻而失民心，不是安民，而是扰民。

七、“威猛之政宜于过乱，以之治善则暴”：叛扰混杂的地方，一般是民智不十分开化、经济也不发达的地区，这地方的人心耿直，也易被人欺骗和煽动。这种地方必须派威猛有力的人去管理，而不宜用软弱书生。

豪杰之才威猛刚强，处理问题大胆果断，敢于冒险，不怕困难和压力，适于征乱讨伐，如果用来管理善良百姓，则太刚暴。治理百姓不同于治理军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必须令行禁止，不得违抗军令，这是因特殊使命和职责的缘故，平民百姓则不一样。

八、“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用劳而下困”：这类人才急功近利，命其去治理富饶之地，由于智谋多变，能应付当地复杂多变的局面。

富饶之地，由于民众有钱，生活不成问题了，就会把心思用到其他方面，社会也就生出了许多问题。他们不仅自己生事，还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贿赂官员。治理这样的地方，如果智谋不够，反应不快，没有一定的处世方法，只以单纯的直来直去的方式处理问题，不仅关系难处，而且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既不利于开展工作，也不利于治理政事。因此，这类地方对伎俩之才是最为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