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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曾国藩的用人之识（第1页）

第五章　曾国藩的用人之“识”

古往今来，成大事者都离不开人才的辅助，曾国藩也不例外。

但曾国藩有自己的用人方式，他对于人才的选拔非常严格。因为他明白，只有选对了人才，人尽其才，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成事者需要人才

说到求才，我们自然就会想到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千古名言来自战国时期的一则故事。当时被埋没于民间的贤能之士汗明问春申君说：“君听说过千里马的故事吗？千里马到了可以乘用的年龄，拉着载盐的车子上太行山，伸蹄曲膝，垂着尾巴，皮肤一块一块地溃烂，嘴和鼻子喷着白沫，大汗淋漓。到了半山坡，它再也走不动了，驾着车辕，不能再向山顶爬。这时，正好碰上伯乐。伯乐一见，就从自己车上下来，拉着马络头哭了。伯乐脱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盖在它的身上。它被感动了，就低下头喷着鼻子，抬起头发出长鸣。它的声音响彻高高的天空，就像从金钟石磐里发出的乐音。为什么这匹马会这样呢？因为它认出伯乐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而曾国藩在求才时，则是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他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的。

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时，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他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其他幕僚推荐得来的。为了能够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避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他自强自励，“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相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和有效的。

他还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曾经以青蚨母子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的；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肪推荐的。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交情颇深。任京官时，又广交友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事理学名家唐镜海、倭艮峰外，另外后来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都成为了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动来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曾国藩这时在京城结识的。曾国藩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结识并提拔了俞樾，又当他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这几人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友的目的很明确：“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培养，是他的“事业”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曾国藩“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屑不遗余力。”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上。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二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其幕府中人物也渐积渐多。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时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

曾国藩用人选人，放眼五湖四海，声明“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故他最重要的八十九位幕僚中，就籍贯言，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

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其座上之客。就来源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人员的“实务性”框架，更多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派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这些都鲜明地体现着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曾氏选才标准

曾国藩深知人性的优点与弱点，也深知清政府腐败的原因，因此他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唯才是举”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益处的。

曾国藩的用人标准除廉明、智略、才识之类标准之外，一是选用忠义血性之人。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冲锋陷阵，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匮乏，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功用，同时还具有了“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二是注意选用那些“简默朴实”之人。曾国藩对于绿营兵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很深的认识，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蔼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军官，选将必须注重选用“纯朴之人”，即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伪饰之人。这种对纯朴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对提高湘军的战斗力极为重要。

三是选用能“坚忍耐劳”之人。“坚忍”亦即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曾国藩虽为一介儒生，对于治军最初没有多少军事经验，但他清楚，行军作战倍加艰辛，只有“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他提倡在艰苦环境中具有矢志不移的勇气。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58%。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现实状况却使他们无望通过这种途径改变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145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130余万，两者数字之间差距悬殊。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时，他们就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秩序，加之无官可做只好投笔从戎，一显身手。

按照这些标准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曾国藩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的目的，但确实使他得到了一支非比寻常的强大军队，从而使他博得了皇帝的重用和将士僚属的拥护。

除这些明文规定的标准之外，曾国藩还有一套只实行、不公开的选将方法，其内容如下：

一是表现欲过强的人，不可久用。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二是慎用有大才而性格偏激之人。

前后出入曾国藩幕府的人不下三四百，走出曾国藩幕府而任高官者也不下百人。曾国藩与这些人的关系大体是很融洽的，但也有少数几个人很不买曾国藩的账，左宗棠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左的才能，他多次向清廷密保、密荐，但对收用左在自己手下工作，曾国藩却十分慎重。

左宗棠于咸丰九年十二月结束了在湖南巡抚手下的幕客生涯，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还是采纳了王柏心的建议，沿江东下投奔曾国藩去了。当樊燮京控案结案后，即涉及到了左宗棠的出路问题。此时左宗棠已有意随同曾国藩攻打太平天国，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清政府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但曾国藩却在是否任用左宗棠襄办军务的问题上，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他承认，长期以来左宗棠在湘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大力支持他筹建湘军，湘军“出征”后，为湘军募勇、集饷，功劳甚大。咸丰四年三月，曾国藩兵败靖港，投水自尽未遂，湖南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准备参劾曾国藩，“罢遣湘军”。就在他兵败自尽的当天，左宗棠却从长沙赶往铜官渚，安慰、鼓励他整军再战，雪中送炭，盛情可感。

但他又认为自己与左宗棠的思想基础不同，左宗棠言大志高，个性刚强，难以驾驭，虽说其谋略甚深，但毕竟缺乏实战经验。再者，他与王闽运发生矛盾时，左宗棠是亲王而非他。所以，清政府虽然于四月二十日命左宗棠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国藩却迟迟没有上奏表态。六月三日，胡林翼致书曾国藩说：“左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诤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且依仗季公，其功或成。”曾国藩不得不慎重考虑胡林翼的推荐。

就曾国藩与胡林翼的关系，与左宗棠的交情，以及他统率的湘军的处境而论，权衡利害得失，他不能接受胡林翼的请托。但如果他把左宗棠拒之千里之外，不仅开罪胡林翼，还将受到湖南官绅舆论的指责。经过反复“格物穷理”后，咸丰十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藩上奏请留左宗棠襄办军务，这时左宗棠已经在湖南筹建新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