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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曾国藩的齐家之识（第1页）

第三章　曾国藩的齐家之“识”

“家”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温馨的字眼。“家和万事兴”是中华民族一直信奉的真理，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作为一代名臣，对于亲人，他“孝”字当先；对于朋友，他懂得包容；在日常生活中，他勤俭朴素，自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家和万事兴

同胞兄弟关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关系，这种关系虽不像朋友之间那样可以自主选择，似乎是“天命”使然，但也正因为这一点而更使其珍贵不可多得。尤其由于身体内流淌着同一父母的血液，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关感。因此，同胞之间在最低水平上应该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在较高水平上，则应当结成一体，患难与共，互帮互助。

在人情淡薄、注重实利的今天，兄弟之间常常很难相处，更难以合作，而曾国藩兄弟数人，却相互协助而一齐走上了战场，成为在事业上患难相助的同志，实在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曾国藩，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之间，总是在百忙中给诸弟写信，谆谆教导他们做人，频繁督促他们的学业，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曾国藩全家兄弟姐妹共九个，他是曾家的长房长子又早有所成，因此在家里的地位之高自然可想而知。曾国藩对待兄弟的态度，自是竭力地以德去爱护，而不是用姑息放纵来溺爱他们，他在家书中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

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国藩自道光十九年进京，第二年十二月曾父进京，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弟弟曾国荃、儿子曾纪泽也跟着进京。两年后，曾父离开京城回湖南，曾国荃跟着曾国藩留在了京城。到了九月初，国荃却“急切地想回去”。曾国藩不理解他想要回家的原因，再三地询问，曾国荃终不肯说明是为了什么，曾国藩想可能是自己什么地方不友善或约束太严，得罪了弟弟，就对弟弟说：凡是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定要说出来，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如果我有什么不对，你应当明说或暗示，我如果不听，你可以写信告诉家里。但谈了几次，曾国荃终是一言不发，曾国藩为此事寝食难安，左思右想，不知何故。曾国藩没了主意，便给父亲去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歉意，其言辞恳切，惜弟、爱弟、护弟之情跃然纸上。一年后，曾国荃仍执意归家，曾国藩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并为此事第四次寄家书给祖父云：“年少无知，大抵厌常喜新，未到京则想京，既到京则思家，在所不免……又家中仆婢，或对孙则恭敬，对弟则简慢，亦在所不免……且归心既动，若强留在此，则心如悬旌，不能读书，徒废归日。想此数层，故孙此即定计，打发他回，不复禁阻。恰好郑萃田将去贵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城，定于十六日起程，孙即将九弟托他结伴同行。”曾国藩的这封家书，虽琐屑但词意诚恳，虽繁累但情意真挚，其兄弟之情闪跃在字里行间。

曾国藩共有四个弟弟，当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之时，他又常常想自己的身边要是有几个亲兄弟帮助，一定比现在的这帮人可靠。他的苦处，曾国华等在湘乡也明显地感觉到了。曾国藩几个月不通家信，便使他们心中极为不安。特别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更是思儿心切，一连数日，茶饭不香，明显消瘦，脸上的颊骨亦凸了出来。几个儿子也成天围着他，不知如何是好。曾府的气氛压抑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曾国荃和曾国华终于憋不住了，去找父亲和其他的兄弟商议办法。大家计议，总觉得不能在家中干等着，应该找人帮助曾国藩一把。找谁去最合适呢？无非就是在长沙的左宗棠和在武昌的胡林翼。左宗棠虽与曾国藩有些矛盾，但毕竟是仗义之人，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想他也不会撒手不管。至于胡林翼，曾家对他历来不错，这个人也最懂得讲究大局，自然会想方设法帮助曾国藩。他们最后商定，分两头进行联系，而将重点放在胡林翼的身上。于是，曾府给骆秉璋和左宗棠各发去一封信，请求他们组织援军以解救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部队。

在家人的努力下，终于组成三支救援的队伍开赴江西，于是曾国藩自此深深感到亲族血缘的关键与珍贵。因而他也赶紧给兄弟送去温情回报，再也不反对其弟弟进入军营。

曾国藩很快就对他们都寄以厚望，他不断给曾国华和曾国荃写信，介绍带兵、扎营和打仗的方法。还告诫他们，湘军的特色之一在于它大量地招揽书生办理营务，因而必须设法处理好与这些绅士的关系。他强调，军营之中用绅士不比用官，绅士本无任事之责，又多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而出以急公事？所以，对于绅士，最好的办法是奖之以好言，优之以薪银。如果发现有一个好的地方，就要大加吹捧。如果发现有不好的地方，则要深藏不露。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为你所用。

此后，曾国华和曾国荃一直随营军中，而且很快各当一面，曾国藩有了兄弟相助，底气自然也足了许多。

在曾氏五兄弟中，以曾国藩和曾国荃二人天分最高，资质最佳，成就也最大。曾国藩的家书以给诸兄弟的为多，其中给曾国荃的家书最多。

这不仅是由于上下级关系之故，也是因为两兄弟关系最为密切。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荃因病而请假，在家里休养了三年。其间捻军势大，曾国藩忙得焦头烂额，几欲请曾国荃出山，但又强压制住这一想法，为曾国荃的病，也为他将来更为远大的前程着想，曾国藩几次三番地劝其暂缓出山，务必等假满之后再出。为了不影响曾国荃仕途的发展，曾国藩竟然在信中说，等他归来即自愿退出仕途。

曾国藩是曾国荃的兄长兼老师，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修身、处世、治军、治家等各方面曾国藩都对其予以教导，其关系之厚，可谓兄弟间的典范。因此，当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时，其弟曾国荃竟丢箸大哭，是毫不奇怪的。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而他“自问此心，觉无愧于兄弟”。他这么说过，也如此做过，纵观曾国藩家书，尽管曾遭温弟、澄弟、沅弟的误解，然其疼爱兄弟，一颗为兄者的热切殷重之心，无时不溢于纸间。弟有成则贺，弟有隙则谋；容弟误解己之为，但不容己纵容弟之错，曾国藩在诸兄弟之间始终是一位如严父一般的“好大哥”。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其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荃一下子给哥哥提了很多意见，最主要是说哥哥在兄弟骨肉之间，未能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对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了，二人一直说到夜至二更。在此期间，曾国荃还给哥哥提了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认真倾听。

曾国藩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对兄弟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难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是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事，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曾国荃所提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哥哥太严肃了。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理论，也不辩解，而是让弟弟把话说完。既然人家有意见，即便你能堵住他的嘴，但堵不住他的心。有意见你就让他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心中就没有不平之气了，如果你把他的话堵回去，就只能使他的不平之气更添一分，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更何况曾国藩认为曾国荃也说得在理。

在兄弟之间，没有一点龃龋是不可能的，不爱之以姑息同样也是很难做到的，若由于或者爱之深切，或者怕产生隔阂，或者怕得罪兄弟，而总是不愿开展批评，以为凡事忍让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则殊不知这往往就是分歧的开始。曾国藩绝不这么做，他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表现出自己的严厉。

曾国藩身为曾门长子，自度对诸弟之成长、发展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常常以自己未能勤于教导、督促诸弟，使其个个功成名就、德行完满而暗自引咎自责，可见他是一个责任心极强的人。这一点在曾氏的生活行状、国事、家事的处置等方面皆有体现，而且他的责任心一方面也与他独特而过人的“硬、挺”功夫相关。想他当年初率湘勇出省作战，屡战屡败，每每困于绝境，但竟能支撑下来，终获全胜，实令人敬服。曾国藩一生对诸弟的教导、劝诫，也几乎是达到了须臾不忘的境地，足见其耐心和忍性。

曾国藩一生花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的少。无论学问、人品、军事、性情、养生、治家等，事无巨细，皆有所涉及。可谓为诸弟殚精竭虑，瞻前顾后，唯恐对诸弟有失，有负先人。

对于亲人，“孝”字为先

中国人最讲伦常道德，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在五伦当中，又最重“孝”字，因为对长辈的孝是“修身、齐家、治国”之本，五伦纲常之基。也就是认为对父母能孝，才能对君主忠，才能对兄弟悌，才能对朋友信，才能对儿子爱等等。从孔夫子到蒋介石都强调“以孝治天下”。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我们从常情考虑，一个人如果对他的父母都不好，还能对别人好吗？

曾国藩对长辈的孝，是很有名的，凡遇什么事情没有做好，或兄弟子侄在道德、学业上有什么缺失，他都要以不孝自责，对兄弟子侄更是谆谆嘱咐。这一点也与其家庭环境对他的影响有关。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年少时，喜好游侠，并礼贤下士。对于那些老成端庄的人，他总是恭敬而不懈怠，对其余各种人等也给予接待。同乡以及亲戚好友中，有好事他就去祝贺，有丧事他就去吊唁，有病他就去看望。

甚至连乡里的官司，也常常需他调解。道路毁坏没修的，孤寡老人生病无亲的，他都对其给予一定的资助，因而在乡里有着极高的声望。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曾经长年苦学，但却为学业考试所困，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他对其父星冈公以孝顺闻名。

星冈公对儿子曾麟书督促最严，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呵斥。有时别人惹得他不高兴，他却痛责儿子，整日责备训斥。每当此时，曾麟书则屏住气，靠着墙，慢行，面色和悦如初。星冈公晚年得了瘘病，动作不灵便，又说不出话来，如果要什么东西，就用眼睛示意；如果感到难受，他只能皱眉头。曾麟书昼夜侍奉，常常能想父亲之所想。晚上侍奉他睡觉，因星冈公平素不愿常常召唤，而其他仆人又都不称意，每晚小便六七次，善解人意的曾麟书常常在父亲要起之际，就拿来器皿。如此往复，没有一夜安睡过。冬天父亲大便时，就让别人去移动其手脚，自己用身体挡住。有时稍弄脏一点，就换洗父亲的内衣，挪动得十分轻微，且整夜都这么小心。到白天，另一儿子曾冀云就来侍奉，他侍奉起来和曾麟书一样，久而久之，孙子、媳妇们，内室外室，皆以之为乐，不觉得星冈公身上有异味。

父亲病了三年，曾麟书没有一日安睡，这和人常说的“久病床前无孝子”恰恰相反。曾麟书夫人江氏，系同乡江沛霖的女儿，侍奉舅姑四十多年，无不恭敬谨慎。举行祭祀时，仔细检查整理物品；家里的穿着，尽由她一手缝制。

曾国藩的母亲江氏，性格很倔强，曾国藩在同治二年正月十二日写给他的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说：“我们兄弟性格继承母亲的居多，好的地方也正在倔强上。”星冈公讲理透彻，说的许多话成为曾门家规，多属于言教。曾麟书对父亲十分孝顺，时间虽长却更加用心，属于身教。他们对后世的教育方法虽然不同，但对于感化家人，成为乡人的榜样，可谓殊途同归。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的熏染之下，曾国藩确也成就了他为一代孝子的美誉。

但凡曾国藩给父母的家书总有一个格式，开头总是“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万福金安”，结尾则多用“男谨禀”

或“男谨呈”等。虽然这是一种格式用语，但也足见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孝心殷切，至孝至诚了。

其次，曾国藩远在他乡时，总是不时地向父亲禀呈自己的现状，以缓父母对自己的怀念之情。又嘱托兄弟、子侄多多来信呈报父母的身体状况，也是他孝顺的一个方面。如在家书中他说：“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剧。父、叔率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须臾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又说：“母亲齿痛，不知比从前略松否？现服何药？下次望季弟寄方来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沉重，望将药方病症书明寄京。刘东屏医道甚精，然高云亭犹嫌其过于胆大，不知近日精进何？务宜慎之又慎。”

曾国藩似这类关切父母、孝顺双亲的家书甚多。有时候，曾国藩要做一件事，父母不同意或想不开，他便去信开导，实在开导不成，事情便放下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