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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曾国藩的办事之识（第1页）

第二章　曾国藩的办事之“识”

成功的人做事情都会小心谨慎，稳妥从事。作为一代名人，曾国藩认为，办事应该兢兢业业，守好自己的本分，体恤民情，凡事都要努力，永不放弃，相信“自助者天助之”，这样，事情一定会办好。

兢兢业业，做好事情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为实践其人生信条，他曾在戎马征战的沙场中几次想自杀，有记载最主要的就有四次。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一篇遗嘱，“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然吾自1853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林中，本其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曾国藩几次想要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诠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意为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在沙场是善终。”

当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也不避祸害。当曾国藩接到去津门查办教案的谕旨之时，正在病假之中。曾国藩这次病得很重，“重发眩昏”，“泄泻不止”。他自觉日薄西山，朝不虑夕，甚至连寿木都命人运到了保定。曾国藩接旨之后深感教案难办，怕办不好，会致一生努力化为灰烬。幕僚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为由，请朝廷另选别人。但曾国藩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因祸福避趋之。终还是决定要“力疾受命”。

临行前，他给二子纪泽、纪鸿留下遗嘱数条，强调此次或一去无以再返，但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违效命之初誓。曾国藩向他们交代后事，谆谆嘱托“以勤俭持德，以孝友持道”。交代说自己长逝后灵柩返南，谢绝一切，概不许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刊刻流布等。留书之后，曾国藩率领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几个幕僚和少许兵弁，冒着七月酷暑带病登程。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它们是得到中国皇帝允许来传教的英、法、美、俄诸国。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压力极大；他们的军事力量也远比中国强大，因此中国绝不能轻言与这几国洋人开战；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其中也包括政府官员和士绅。双方力量都很强大，互不相让，得罪哪一方都不好交代。并且，上谕明文令他“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让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而绝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而引起国际争端或武力冲突。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因此，他只能采取“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这引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慨。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议及捕拿‘凶犯’，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软弱，等到得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对其劝说、指责，而与他不相干的官绅士人则对他大张挞伐，每天责问他的信件从京津、三江、两湖各地寄至天津，这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王闿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表示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英名毁于众谤之中。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加上这次莫可辩解的耻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

赵烈文、薛福成等人见曾国藩情绪极度低落，病情又日渐加重，都怕出意外，便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心力交瘁，苦痛不堪，不想再多说话了，只是反复地自言“内疚神明，外惭清义”。他后悔自己在“剿捻”无功之后，没有“退处深山”，之后重回两江之任和莅任直隶总督，皆系画蛇添足。

曾国藩回顾道光以来清廷“办洋务”的历史，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南京条约》屈辱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媾和签约的穆彰阿。曾国藩自己受清政府委派处理天津教案，必须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办事，他原已意识到自己要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众矢之的。清廷也眼看着曾国藩变成他们的替罪羊、牺牲品，任凭他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遭受唾骂、有口难辩的困境，但却不置一词。但曾国藩对此明知而不惧，展示了他愿为大清朝担负一切罪名的勇气。这与他对末世之官应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的认识是相通的。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奉命做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

在曾纪泽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

“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须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势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这一番话，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慈禧听后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话。左宗棠曾说：“纪泽能说出他父亲的实情，可以说是没有辱没他的父亲。”这也是一个例证。民国时徐一士所著《曾胡谭荟》中说，“曾国藩是看名誉比生命重的人，所以摒弃了声名以顾大局，无愧于‘公忠体国’。若是那些轻名重利之流，则未必可以像曾国藩那样自我解脱。

曾纪泽在光绪元年出使俄国，改订以前使节所签的条约，给国家挽回了不少利权，他的外交手腕的过人，举世共赞，足以为曾国藩争气。”慈禧也感叹曾国藩可算是真正的后继有人。

不改初衷，守好本分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改变自己的行为的。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就容易越发加重。

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人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他的直谏就鲜明体现了他忠诚为国、不顾个人安危的品质。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庞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之风，已成为习气。以至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当时尚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气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糜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尽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最严厉的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令他的继承人不得不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此事，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地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不行”。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两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配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只是装个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皇自贬自损，想抬高他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坦露心思的真话。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地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即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所述为人才问题，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又对如何培养人才、整饬吏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接着，又上《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分别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了切要透彻的看法。

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指出了民心涣散将导致天下大乱的严峻现实：

“臣听说国家贫穷不足为患，只有民心涣散，则是最大的忧患。古代最富的时候是隋文帝时期，然而忽然灭亡了，原因就是失去民心；最贫困的时期莫过于汉昭帝初年，煞而又逐渐安定下来，是因为能安抚民众……我皇上爱护民众的诚心，大大超过以前。只是因为那些太守县令……不关心民众的疾苦，致使圣主的德政不能到达民众中，而民间的疾苦不能反映上来。”

在曾国藩所上的诸疏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国藩指陈皇上缺失，第一条指出皇上只是在小处谨慎，反而忽视大处，而且有时谨慎到不该谨慎的地方。每天察于小事，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必然有所疏漏而没有时间去深究了。所谓国家的大计，包括哪些方面呢？

即如广西一事，首先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审查衡量地方的利益，最后是对军事需慎重其事。

第二个缺失是自上一年广开言路以来，自然有至少一二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宿，大抵都以“不用议”三字了结。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最后的结果就是，朝中必然充斥大量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图。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一旦有事，则满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只是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

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评专制的遗风。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不但那些只求保富贵的官僚们无人敢写，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曾国藩，也是壮着胆子头一遭。据说，咸丰审读后，开始是发怒，将原疏掷于地；继而又说：“拘执太甚，迂腐通”；再后来心里平静下来，为表示开明，又加以褒奖。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这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

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了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名。从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许多人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体谈了自己的想法，说：“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为民众的痛苦而伤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我表示钦佩。”

在曾国藩还没有上书直陈咸丰的过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之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

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摘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山中老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刮目相看。

体恤民情，关注民生

中国自古就有俗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民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的向背和得失可能就决定了一个朝代统治集团的兴亡更迭。曾国藩于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他一再上疏希望统治者爱惜民力，赢得民心，减免捐税，改革经济。同时，他自己在从政上也是时刻存爱民之心，凡事体恤民情、关注民生。

曾国藩一生的重要时间都用在了率军剿灭太平军、捻军的三江两湖战场上，为了给湘军筹来足够的购粮经费，他施展一系列辗转腾挪的功夫，想尽办法才勉强维持了全军数万官兵的俸银、粮饷。在此过程中，他清楚地看到了饱经战乱、贪官污吏搜刮和各种天灾中的“民间疾苦”。于是主张所有的“官”都要发自“真心”地去爱民，惜民力；他还身体力行，要朋友和家人做好官，轻视聚敛钱财，以至于自己做了一辈子大官，连件像样的衣饰也没有，两个宝贝女儿只有一条绸裤，出去赴宴也只能替换着来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