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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侦查可靠吗（第2页）

用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剪切从样本（A—C）中提纯、扩增的DNA，通过电泳将片段按长短顺序排列。相同的DNA就按照相同的模式来排列。上图中的A和B拥有相同的DNA，但C则与A、B不同。

基因位于DNA上，分为外显子（被翻译）和内含子（在加工过程中被剪切掉）。内含子中，存在着无意义的重复序列STR（上图中就是AAGG）。STR的重复数量因人而不同。我们可以通过检测几个有特点的STR来进行身份识别。例如，有10种基因分别可能重复1次到10次，理论上就能够分出100亿个种类。

DNA鉴定的问题

到这里为止，我一直在着重介绍DNA鉴定的优点，但这并不意味着DNA鉴定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在开展鉴定时需要各个STR和SNPs的对象集团数据库。

大家想一想血型的例子应该就能够明白了。A、B、O、AB各种血型的人数占比并不均等，根据国家、民族的不同，占比也不尽相同。而STR法所用的各个STR，虽然一般认为它们的突变是各自独立的，但实际上也可能存在某种关联。这样一来，完全陌生的人之间，STR相同的概率也会提高。

而且概率归根究底也只是概率，虽然可能性只有数万亿分之一，但偶然一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实际上，在美国的一个几万人规模的数据库中，就已经出现了所有的STR模式全部相同的例子。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就算是STR模式一致，但基因组整体是不同的。也就是说，STR一致只能代表部分模式一致。但在刑事侦查中，却可能因此将两个不同的人判断为同一个人。在这一点上，大家必须理解DNA鉴定并不是绝对的。DNA鉴定不过只是一种间接证据而已（虽然的确是很有力的证据）。

同时，在DNA鉴定中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混入现场的目标外的基因。在犯罪现场所发现的细微物证，在鉴定之前是无法判断来自谁的。

尤其是DNA鉴定，需要从这些细微物证中提纯、扩增DNA，如果混入了不该出现的东西，就很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果。

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件可以算作是教训，那就是欧洲的“海尔布隆幽灵杀手”案。事件起源于德国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的海尔布隆市，2007年这里发生了一起恶性犯罪案件。犯人袭击了警车，抢走了手枪，向两名警员开枪射击（其中一名女警死亡，一名男警重伤），之后逃逸。

侦查人员从现场残留的物证中提取出的DNA，居然和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各国的40起案件中的DNA一致。这些案件从杀人到偷盗、药物交易，类型繁多。甚至在2001年重新对一起1993年的杀人案样本进行分析时，也检测出了相同的DNA。DNA结果显示，它属于一位东欧或是俄罗斯裔的女性——长期在欧洲各国流窜的、潜藏于黑暗中的东欧犯罪组织的女性罪犯。

2009年，德国警察悬赏30万欧元，通缉这位神秘的女性罪犯（按照当时的汇率相当于约300万元人民币）。但更加离奇的是，事情却开始向着谁也没有想到的方向发展。在毫无关系的案件中（潜进学校偷窃的少年、烧死的男性难民），也检测出了这位神秘女性的DNA。

德国当局急忙重新开展调查，终于找出了海尔布隆幽灵杀手的“真面目”——一位来自东欧、在巴伐利亚州一家棉签工厂工作的女工。

当然了，她和什么犯罪组织以及一系列的案件都毫无关系。问题出在了生产棉签的工序上。她所在工厂里，工人们居然直接用手来包装棉签。而各国的警察都使用了这家工厂所生产的棉签来采集DNA鉴定中所需的微小物证。警察们所检测出的DNA，不过是在棉签工厂工作的女工的皮屑。

案件侦查也因此理所当然地从头开始。海尔布隆案件的犯人也在2011年被找到了。犯人因为在抢银行时没能摆脱警察的追捕，便烧车自焚了，警察通过他遗留的物品确定了他的身份。他的共犯之后也投案自首，案件就此落下帷幕。

你的隐私会被侵犯？

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理解了，目前还不能百分之百信赖DNA侦查，它不过是一种间接证据而已。当然，随着进一步的研究、DNA测序器性能的提高，在我们能够从微小证据中提取的样本上分析出所有的DNA时，刑侦调查也许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但到了那时，我们同时也需要采取不同的对策来保护个人隐私和维护社会道德。

举个极端的例子，假设我们将所有公民的基因检测结果登记在案。只要在犯罪现场提取到了DNA，立刻就能够比照出嫌疑人。这种政策如果在日本提出来，肯定会引发轩然大波。可实际上在2015年7月，科威特已经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所有拥有永久居留权的居民都有义务将自己的基因检测数据登记在案。

如果拒绝提供或提供虚假数据，将被处以罚款或监禁。这项对策据说是为了防止恐怖袭击而采取的针对犯罪组织的，但强制推行这项政策的行为，却多少让人感到担忧。

如果必须这样做的话，既然已经拥有了难得的大数据，我还是希望能够将之用在像人类基因组计划这样的为人类健康谋福利的事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