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李逸尘在东宫推行的文书分类归档之法。
这份功劳是明确记录在案的,也得到了陛下的认可和推广。
李君羡调阅了李逸尘当初呈给太子的那份关于文书分类的简要条陈副本。
条陈写得清晰明了。
将东宫往来文书按照来源、紧急程度、事由类别进行划分,设计了一套简单的编号和归档流程。
并规定了不同类别文书的处理时限和保管要求。
这套方法确实有效提升了东宫文书处理的效率,减少了混乱和积压。
其思路核心在于“分门别类,各有归置,权责清晰”。
李君羡不得不承认,这法子想得巧妙,且极具实用性。
它需要设计者对官僚机构的运作流程有相当的了解,并具备较强的归纳和组织能力。
这绝非一个只会死读书的平庸伴读所能提出。
然而,他再次审视其性质。
这依然是一种“管理技术”层面的创新,类似于工匠改进工具以提高生产效率。
它体现了提出者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和一定的系统思维。
但其所涉及的学问深度和战略性,与能够阐释国家信用根基、博弈权衡之道那种层面的大智慧,似乎仍存在距离。
一个精于实务、善于总结归纳的干才,同样可以提出这样的方法。
李逸尘的形象,在李君羡的脑海中逐渐清晰,也愈发矛盾。
他不再是那个完全平庸、毫无亮点的伴读。
他展现出了一些突出的能力——敏锐的观察力、果断的行动力、以及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巧思。
这些特质足以让他在东宫一众属官中脱颖而出,获得太子的赏识和任用。
但是,所有这些表现,都牢牢框定在了一个“能吏”的范畴之内。
他像是太子偶然发掘出来的一块璞玉,经过些许打磨,显露出了不错的价值。
但玉终究是玉,并非蕴藏天地至理的“和氏璧”。
李君羡陷入了更深的困惑。
他在山东破案,用的也是最常规的手段。
他平日的言行举止,交往范围,都符合一个逐渐受到重用、但依旧谨慎本分的年轻官员形象。
没有丝毫恃才傲物或深不可测的痕迹。
是李逸尘隐藏得太深?
还是说,自己的调查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
那个真正的“高人”,或许根本不在东宫属官之中,而是通过某种更隐秘、更不为人知的方式与太子联系?
又或者,太子近来的变化,并非主要得益于某一个人的教导。
而是其自身经历巨大挫折后的顿悟与成长,结合了某些零散的进言,最终融会贯通?
各种可能性在李君羡脑中交织、碰撞。
他无法排除李逸尘的嫌疑,因为太子确实重用他,他也确实展现出了非常之处。
但他也找不到任何坚实的证据,能将李逸尘与皇帝心目中的那个“高人”确切地联系起来。
现有的线索,就像一堆散落的珠子,每一颗似乎都有些特别,却缺少一根能将它们串成完整项链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