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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马克思关于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研究（第1页）

第一节马克思关于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研究

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澄清了“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基本事实：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

恩格斯这里指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一原理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一般性原则，而不是对于现代性的特殊说明，揭示的是现代性存在论基础之前提。这种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定，“是一部抽象出来的社会历史本质的逻辑”，“不是可以直接在生活中指认的东西”。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经济力量颠倒地决定人与社会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情境的指认”[3]。通过对现代性“资本”原则的揭示，马克思为我们完整地呈现出现代社会生活的面貌，从抽象的人类学之一般规定上升到对现时代的具体说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4]。总体而言，马克思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揭示，可从人类历史之一般与资本逻辑批判两个层面来理解：前者指出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一般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后者则展开了对资本逻辑的揭示，是对现代性加以特殊说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之前提的揭示

恩格斯将历史唯物主义誉为马克思一生之中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作出了堪称经典的概括：“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5]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是一场深刻的哲学变革。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6]。海德格尔就认为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7]。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哲学思维方式现实化的过程。以往的哲学家都把时代问题抽象化，所以思想的战场表现为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康德将形而上学称作“永无止境的纠纷战场”，因为“它所使用的原理既然是超出经验的限度，所以也就不受任何经验的检查”[8]。为了澄清笼罩在现代性思想上的迷雾，康德将主体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原则，黑格尔将理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原则，都试图实现哲学的现实化。主体的活动，把历史性引入哲学的视野。但即便是在黑格尔那里，作为历史过程真正主体的并不是现实的人，还是绝对精神的抽象存在，哲学的现实化仍然没有实现。马克思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的萌芽”《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发现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从人的类本质出发。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在他看来，这样一种类本质却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异化了。劳动异化导致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最终则造成“人同人异化”，亦即造成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造成私有财产。而“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1]。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是造成人与自然之间、思维与存在之间、自由与必然之间等全部历史中对立的根源。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改造对象世界”的生产劳动，用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去说明全部历史，说明私有财产的形成和消灭，把全部历史归结为生产劳动的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辩证运动过程。异化理论先验地预设了“人未被异化的本真存在”，把现实视为“异化的非本真人类存在”，然后“通过异化的扬弃恢复人的本真生存”，这种异化复归过程仍然是“隐性的黑格尔神学框架”，“作为人类主体类本质的劳动实质上还是一种先验的主观价值实体”[12]。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从利己主义的个人出发。马克思通过对法国唯物主义学说的研究，对于物质利益原则形成了新的看法：“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13]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物质利益，或者是利己主义的个人，试图从法国唯物主义传统中寻找哲学现实性的理论资源。王南湜指出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人的类本质和利己主义的个人之间的思想关系：前者是从作为总体的类本质出发去说明现实的人的状况，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向，继承了把历史把握为一个矛盾运动过程的辩证法传统；后者则是从利己主义的个人出发去说明作为总体的社会状况，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向，继承了从自然存在出发的唯物主义传统。[14]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是对人的类本质和利己主义的个人的扬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奠定了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原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5]。这些“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因而，“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既然“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那么就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6]。马克思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论述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7]从根本上讲，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性或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因而，马克思在这里揭示出现代性存在论基础之前提。

这样，现代性现象在马克思这里获得了唯物主义的阐释。马克思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出发，肯定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给予现代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以唯物主义的说明。他说：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8]

马克思对现代性现象的阐释中实际上包含着三对理论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当然，在马克思这里，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相对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相对于社会意识无疑具有基础性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处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野之外。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9]这种统一性的基础根植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20]。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了“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这是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概括：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1]

这段话堪称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也构成马克思本人对现代性现象的理论透视。在关于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阐释中，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其实是一个层级系统。在该系统中，社会生活的诸领域并不是并行关系，其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活动的基础，人类的其他各种活动都是建立在这种活动基础之上的。这种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阐释机制蕴含着某种辩证的过程思想。

二、作为现代性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给予现代性现象以唯物主义的阐释，确立起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只是说明了人类历史之一般，并没有对“时代”予以特殊说明。马克思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揭示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成为其现代性批判的出场路径。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主导性话语。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几乎穷尽毕生的精力来研究现代性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特别是在1857年，“马克思不止一次预言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终于爆发了，马克思“为得到经济学研究的某种结论转入了近乎疯狂的努力”[22]。他在1857年12月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23]。1859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自述了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用人的这一类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去说明全部历史，说明私有财产的形成和消灭，把全部历史归结为生产劳动的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辩证运动过程。然而在这里，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是互为因果性的，这造成二者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说明。为此，他不得不深入到经济学中。在该书中，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逻辑，还存在着在人本主义逻辑统摄下的某种隐性逻辑，“那种立足于经济现实的客观逻辑正在生长起来”[25]。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分工理论来中介异化理论，“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将分工作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互相中介，说明私有制的起源。在《资本论》及其系列手稿中，马克思完成了对现代性本质的透视，全面系统地说明了分工制约下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是如何在现代性条件下导致“物化”，造成人与人的关系采取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揭示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从而将现代性的本质判定为一种“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