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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2页）

三、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

学术研究重在提出标识性概念。在对马克思与韦伯比较研究中，笔者形成了“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这一标识性概念。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作为西方古典社会理论的三大创始人，奠定了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从根本上讲，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抑或是涂尔干的思想，都涉及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复杂性理解[19]，也即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双重考量，而绝非是单一因素的考察。他们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认定，都是出于对现代性诸因素总体性的考量，这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统一，这在韦伯那里表现为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的统一，这在涂尔干那里表现为制度论与观念论的统一。特别是马克思与韦伯不仅在思想主题、研究对象上紧密相关，并且这种“关联性”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史力量。现代学者如果试图在社会理论领域有所建树的话，势必要通过反思马克思与韦伯的学说才能够获得学术话语权。例如，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都是在综合以马克思与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社会理论的基础上而完成自身的体系建构的。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上。通过卢卡奇的中介，韦伯思想得以进入法兰克福学派的话语传统之中。因此，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一方面，这种比较是理解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大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继承并发展二者的思想遗产，只有以二者的思想为依托，才能进入社会理论研究的前沿；另一方面，这种比较也是理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脉络的关键，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二者思想因素相互渗透的产物，缺乏二者思想背景的支持，便难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流变。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深入反思现代社会生活的有效途径。

思想家的工作往往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这个时代问题的“诊断”。对于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广义的现代，马克思和韦伯的“诊断”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和影响，现代性研究构成马克思与韦伯思想比较的理论视域。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现代性”一词，但他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无不蕴含着对现代性的诊断。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可以纳入马克思开创的现代性研究的问题域，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马克思问题的回应。在马克思看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一般性原则，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对现代性的特殊说明。意识形态不过是现代性社会存在的“观念副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分析了现代拜物教意识的根源。他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其“物化”批判主要围绕现代社会关系批判展开，这一过程伴随着从“异化”到“物化”的逻辑转换，其理论内核表现为一种现代性的辩证法，这构成其现代性研究最深刻的哲学规定性。他不仅肯定了技术在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更是把技术视为超越现代性的手段，但也意识到现代技术对人的损害，并试图通过生产—技术的内在超越来克服现代性的局限。韦伯以文化论与制度论相统一的立场来考察现代性现象，其现代性研究贯穿着合理化这一思想主线，合理化是其分析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基本维度，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矛盾构成其社会批判的基本架构。他把现代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形式合理性，虽然价值中立原则使他没有展开对现代技术的批判，但他对现代性后果的忧虑已经包含了技术批判的主要因素。因此，本书对马克思与韦伯现代性理论的比较研究将围绕存在论基础、意识形态批判、社会关系层面的“物化”、生产过程层面的“物化”四大问题展开。

马克思与韦伯的社会理论体现出不同的哲学思想背景。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对比于韦伯，相当于黑格尔哲学对比于康德哲学。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辩证法构成马克思现代性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贯穿于存在论基础、意识形态批判、社会关系层面的“物化”、生产过程层面的“物化”四大问题的研究之中，马克思的现代性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的辩证法。韦伯则具有浓厚新康德主义色彩，“理念型”集中代表了韦伯的方法论原则，此外他还强调事实与价值的区分，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此外，马克思与韦伯的社会理论的相互渗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拼合”，将韦伯的思想因素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统之中，以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通过不同的路径来综合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继承了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划分，却并没有接受韦伯的方法，而是通过将辩证方法引入社会批判理论之中，试图通过内在批判来实现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和解，在方法论上回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立场。哈贝马斯进一步把现代社会分解为体系和生活世界两大领域，却放弃了对同一性的追求，转而用交往来取代和解，利用体系和生活世界的张力来完成批判的任务，在方法论上回到了康德和韦伯的立场。这样，就建立起马克思、韦伯、康德、黑格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1]〔德〕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2页。

[2]〔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42页。

[3]参见郑飞：《现代性辩证法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2期。

[4]〔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324、326页。

[5]1972年美国社会学会的年会上出现了《韦伯在美国社会学中的帕森斯化》一文，1975年柯亨、哈泽里格和波培三人在《美国社会学刊》上发表了《去帕森斯化韦伯：对帕森斯就韦伯社会学之诠释的批评》，此后又发表了《关于韦伯和涂尔干的差别：对帕森斯之融合说的批评》。20世纪70年代后，以帕森斯为首的结构功能主义在韦伯研究界中的地位出现动摇，韦伯思想诠释出现了一个“范式转换”的过程。

[6]KarlL?with，MaxWeberandKarlMarx，London，BeAllen&Unwin，1982。

[7]〔日〕金子荣一：《韦伯的比较社会学》，台北，水牛出版社，1980。

[8]〔日〕富永健一：《韦伯与中日现代化比较》，《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9年第1期；〔日〕富永健一：《马克斯·韦伯论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2期。

[9]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于1932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于1939年到1941年由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整理刊布；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在1921年由玛丽安娜·韦伯首次整理出版、在1955年由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最终修订出版。

[11]1964年，德国社会学会在海德堡举行纪念韦伯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安排了三篇主要论文，分别是帕森斯的《价值中立与客观性》、马尔库塞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阿隆的《韦伯与权力政治》。在这次会议上，以帕森斯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12]洪镰德：《从韦伯看马克思》，台北，扬智文化，1998，第108页。

[13]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322—323页。

[14]张盾：《马克思主义当代视域中的韦伯》，《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5]应当承认，以景天魁、苏国勋等人为代表的国内最早一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或多或少地具有哲学的专业背景知识，因为国内第一批社会学人才培养基地大都是依托哲学系建立起来的。但后来，随着一大批从美国接受帕森斯功能主义教育的社会学家的归来，大陆社会学系主要参照美国大学进行课程设置，更多强调实证性的研究，社会理论所依据的哲学思想背景已经淡出教学的视野。

[16]在一些代表性的著作中涉及过韦伯，如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谢永康：《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7]代表性的如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8]“马克思哲学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联合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共同举办的一个年度学术论坛。论坛自创设至今，几乎每一届论坛的主题都成为一个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例如，第一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第二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第三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进展”，第四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第五届论坛主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第六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第七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第八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

[19]笔者更愿意使用“对现代性的一种复杂性理解”，而非“复杂现代性”来概括经典社会理论。这涉及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等经典社会理论家对现代性的一种基本“对待”，本书关注的是经典社会理论家所从事的理论建构工作，而不是对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宏观话语”，而不是中层理论和现实问题。参见冯平、汪行福等：《“复杂现代性”框架下的核心价值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