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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及其实质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第2页）

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主体性、总体性、本原性、本质性、同一性以及深层结构进行全面颠覆，而代之以非中心、非主体、非整体、非本质、非本源、非同一，并消除深层结构。一般来说，后现代主义拒绝把自己看做是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相反，它们把自己看做是对既有文化传统的梳理和建构。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现代主要是认识世界、获得知识、形成文献和话语的过程，而后现代则是对已有的知识、文献和话语重新审视的过程。这就是说，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重新审视、重新构想、重新整合、重新改写，是一种话语的“解码”和“再编码”活动。利奥塔德就是这样做的，他的《后现代状态》一书探讨的就是迄今为止的“知识”状况。

我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后现代主义主要关注观念层面、关注意识层面、关注文化层面，自称信奉“语言游戏论”，即认为语言符号不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不是实在意义的替代物，语言的意义不是取决于它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和表征，而是取决于符号之间的差异。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和现实世界的语言。语言中的确存在着重大的哲学问题，否则，哲学史就不会出现“语言学转向”。哲学史上的“转向”首先是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即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从认识客观世界转向研究人自身的认识能力。这是认识活动的内在逻辑。人认识事物、主体认识客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反过来转向自身，研究自己的认识能力，所以，近代出现了“认识论转向”。

“认识论转向”以后，人们又认识到，认识受到语言的制约，所以，哲学史上又发生了“语言学转向”。从本质上看，这种“语言学转向”所体现的，就是对人与世界联结点或中介环节的寻求，显示的是现代哲学对思想、语言和世界三者关系的总体理解。这种总体理解就是：世界在人的思想之外，但人只能通过语言来理解和表达对世界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我们只能谈论“我的世界”。

的确如此。你掌握的语言不同，你认识世界的界限、深度和广度就不同。一个小学生心目中的世界和一个大学生心目中的世界能一样吗？什么制约他？首先就是语言制约他。所以，分析哲学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你掌握了什么类型以及多少词汇，你对世界的认识及其表达也就只能达到什么样的深度和广度。语言也经常引起分歧，很多语言经不起推敲。譬如，公共汽车上都有“老、弱、病、残、孕专座”。这就有问题。什么是“老”、“弱”、“病”、“残”？“老”到什么程度叫“老”？“弱”到什么样子是“弱”……语言中的确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哲学问题。

研究语言问题的确很重要，但无论如何，语言不可能不反映现实。过去，人们之间的称呼主要是“同志”，现在，还有几个喊“同志”的？“小姐”、“太太”、“先生”、“老板”这样的称呼大行其道，风靡全国。表面上看，这是语言在变化，实际上是社会在变化。后现代主义信奉“语言游戏论”，认为语言能决定一切。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后现代主义的自我感觉而已。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思潮，任何一种哲学体系，不管它如何抽象，也不管它具有什么样的个性，归根到底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不可能离开时代。奴隶社会不可能产生三权分立思想，封建社会不可能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然产生崇洋媚外思想。任何一种思潮的出现都和时代有关。后现代主义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和认识也不可能仅仅通过语言游戏就能达到，后现代主义有它产生的特定的根源。

二、后现代主义为何和如何产生

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在现实性上有两大根源：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历史灾难；二是战后科技革命及其社会效应。

先说第一个根源。按照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观点，人有理性，表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动物没有理性，人有理性。马克思也赞成这个观点。说动物有本能，人也有本能，但动物的本能就是本能，人的本能是被人所意识到的本能。这是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恩格斯有句形象的话，“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这不是说人真是野兽，而是说人从动物界演变过来，在人的身上必然存在自然本性或本能。但是，人的本能是被人所意识到和控制的本能，而且这种本能被打上了社会关系的烙印。饮食男女本来是本能，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朱门酒肉臭，路又冻死骨”是一种社会现象，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传说表面上看反映的是两性之爱，实际上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关系。动物的本能是纯粹的本能，人的本能是打上了社会烙印，而且能被人所意识和控制的本能。

人的本能为什么能被意识和控制？因为人有理性。西方思想家一直崇拜理性，他们把理性高高地放在祭坛上，让人们顶礼膜拜。可是两次世界大战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类自相残杀，把西方思想家对理性的崇拜和理念打得粉碎。为什么人间遭到这么大的历史灾难？西方思想家对理性观念、人的自我控制、社会进步等信念产生了怀疑。

第二个根源是科技革命。科技革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效应，推动了社会前进，这一点毫无疑问。可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就像知识是一把双刃剑一样。科学技术可以把人造卫星送上天，可以造福于人类，可科学技术也可以制造足够的原子弹来毁灭人类。我们不是经常说生态平衡、环境污染吗？在我看来，生态失衡也好，环境污染也好，都是以“天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祸”，是人们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问题。这使我不禁想起恩格斯的名言：最后毁灭人类的是人类自己。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一系列正面效应，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比如说克隆人，后果真难预料。我看过一篇报道，说某科学家把人的细胞和兔子的细胞放在一起做实验。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后果不堪设想。由此产生了科技伦理的问题。科技革命使西方思想家对于由知识增长而造成的人与世界的分裂、人的萎缩乃至自身的分裂产生迷茫和恐惧。

这一系列问题表明，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愈演愈烈。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晚期之后，一切处在破碎分裂、“礼崩乐坏”之中。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资本主义仰仗它强大的科技实力、经济实力，以及几百年的统治经验和一系列的改良措施，仍在不断扩张和发展之中。当代资本主义非常傲慢，而且傲慢加偏见。无论是对其维护也好、批评也罢，资本主义就像一列疾驰的列车，一如既往，在既定的轨道上行驶着。在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巩固，不仅“合法化”了，而且定于一尊，变成了“铁板一块”，认为自己会永恒存在。用杰姆逊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忘记如何进行历史性思考”，即忘记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性，成为一种专制性的权威。

正因为如此，在后现代问题上，西方思想家们又一次聚集起来为晚期资本主义“会诊”，并为晚期资本主义开了一剂药方：向同一性开战。杰姆逊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最稳妥地把握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的办法，就是把它看做是在一个已经忘记如何进行历史性思考的时代去历史性思考现实的一种努力。”这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一种纠偏。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现代主义之后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后现代主义，那就是，重写现代性。现代性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后现代主义力图要纠正现代化所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就像市场经济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图纠正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一样。所以，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之后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更不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重写现代性。

看看后现代主义大师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先看哈桑。在哈桑看来，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不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长城或铁障，后现代主义是从现代主义派生出来的，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是并蒂共生的统一体。所以，后现代与现代并不具有本质的差别，它取决于解释者的理论视角。但哈桑有个特点，这就是，他始终没有对后现代主义下一个定义。在我看来，哈桑对如何界定后现代主义是顾虑重重。

相比较而言，利奥塔德明确地返回到现代主义的潮流中去把握后现代主义。按照利奥塔德的观点，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他讲的有些学究气。什么意思呢？把它翻译一下就是说，后现代实际上是把那些在现代中无法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使它从“无形”转变为“有形”。再简单点说，后现代主义是把现代化进程中一些负面的东西消解掉，把那些萌芽的东西弘扬起来。所以，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一部作品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

利奥塔德明确指出，现代性在本质上不断孕育着后现代性。重写现代性，就是对现代性进行纠偏，就是要抛弃它的坏的方面，保留它的好的方面。但是，这很难做到。就像对待传统文化一样，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精华和糟粕往往纠缠在一起，就像一个人一样，他的优点里也蕴含着缺点。不管怎样，后现代主义力图对现代性进行纠偏，其本质就是重写现代性。

我把他们的话概括起来，就是后现代不是现代之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后现代主义也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而且这一状态一再出现。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确，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之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是对现代性的重写。

当后现代主义者强调“重写现代性”的时候，有一个人突出“重振现代性”。这个人就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对后现代主义持一种果断的拒绝态度。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在西方，主体性尚未充分发展，现代性的启蒙理想尚未实现，使命尚未完成，生命尚未终结，一句话，现代性还没有完结，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但是，他也承认，现代性也有负面效应。由此，哈贝马斯的选择是，固守启蒙思想，纠正其设计的错误和实践的偏差，建立新的理性，“重振现代性”。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的“重振现代性”与利奥塔德等人的“重写现代性”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利奥塔德指出，这种重写现代性的工作在现代化本身中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那么，是谁首先批判现代化的负面效应，重写现代性的呢？是马克思。马克思生活在现代化的第一个高峰期，即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是第一个真正对现代化负面效应进行批判的思想家。

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由资产阶级启动的，现代化的“游戏规则”也是由资产阶级制定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化，但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确具有历史重合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所以，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在批判现代化负面效应，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马克思，并对马克思倍加推崇。德里达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和继承，就没有未来。杰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此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已经断言，“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事隔四十年之后，杰姆逊再次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这一时间跨度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超前性。

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批判资本主义，所以，后现代主义者不由自主地想起马克思，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必经的思想桥梁。首先把马克思的名字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的人，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作者丹尼尔·贝尔。贝尔在他的这本书中指出，马克思虽然生活在工业社会，但他对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做了“准确预见”。贝尔用词很有分寸。此后，西方思想界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髦，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关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德里达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世纪之交的西方思想界发生了两个“事件”：一是英国BBC公司进行民意测验，评“千年思想家”，马克思位于榜首，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分别列为第二、三、四名；二是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出版了《马克思的幽灵》。这两件事被国内一些学者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复兴”和“世纪凯旋”的标志。我对这种看法持一种非常谨慎的乐观态度。德里达在这本书里指出，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和继承，就没有未来。但是，我们应当明白，德里达是站在解构主义的立场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旁证解构主义的。所以，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不管怎么说，在苏联、东欧剧变后，德里达第一个站出来为马克思主义辩护，非常值得崇敬。按照德里达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人类文化传统，已经转化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已经转化为我们的习惯表达了，就像我们传统文化的作用一样。什么是传统？传统就是在过去形成、现在还在发挥作用的。过去形成但现在不发挥作用的不是传统，而是“古董”、“文物”。所以，传统仍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都在用传统说话，以传统行事。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传统。所以，当德里达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转化为人类文化传统时，实际上是说马克思主义仍在现实中发挥作用。这是其一。

其二，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解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以巨大的超前性预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十大溃疡”的病灶。当代世界的问题在总体上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仍处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及历史“场域”中，我们的思考和行动都不由自主地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甚至“仍旧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码而说话”，解构主义也不例外。

总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可超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已经转化为人类文化传统；二是当代世界的问题在根本上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是一个更大的课题，理应得到更为详尽的阐释。但由于时间关系，我只好把这一阐释留给以后的机会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