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民族史思想（第2页）

关于封建社会的第三个时期中的民族状况，白寿彝写道：“五代以后，到了元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在这时期，先有五代十国，继有辽、西夏、金跟北宋、南宋的分立，后有元的统一。广大的边区，从东北的部分地区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而汉族与各民族间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组合。这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37]从分裂走向新的统一，这是政治上的特点。而民族状况的特点，一则是广大边区基本上进入了封建社会，二则是汉族同各民族间再次经历了新的组合。白寿彝把这些看作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显然，这个时期的民族状况比之于前一个时期的民族状况，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白寿彝对元朝统治下的民族状况和社会发展，采取辩证的分析方法，而不是做简单的或绝对的判断。他这样写道：“元统一全国后，南宋地主阶级的势力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他们所在的地区是当时封建经济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元代有一大批蒙古贵族地主的出现，还规定了形形色色担负封建义务的民户，又扩大了奴隶的数量。但这基本上是北方的情况。在北方出现的这种生产关系，是这一时期局部地区的倒退现象。广大边区的封建化，是元代社会生产发展的新气象。”[38]在封建制度下扩大了奴隶的数量，这无疑是一种倒退的现象，而广大边区的封建化又是社会生产中的新气象。在同一个历史阶段中，承认倒退和进步的共存，这一认识符合历史的辩证法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白寿彝对待民族史上的问题的真知灼见，可以称得上严峻公正，卓尔不群。

对于封建社会的第四个时期，白寿彝做了这样的概括：“明朝及清朝的大部分年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他认为，在这个时期，一方面是人民所担负的“封建束缚有较多的解除”，另一方面是明清统治集团“企图保持高度的封建专制统治”。白寿彝指出，这“正是一个问题在不同方面的表现”。他是在这样一个总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这一时期的民族状况的，即“在民族关系上也是这样。一方面，民族间的关系比前一历史时期要密切了，但属于民族性质的封建枷锁却更加沉重了”。[39]对于这一扼要的概括，我们或许可以更多地从清代的民族状况来理解。在明清时期，尤其是在清代，由于政治上的长时期的大统一和国家疆域的最终奠定，使全国各民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相互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也是各民族间不断重新组合的历史产物。同时，也应该看到，清朝统治者是以满族贵族为主而组成的统治集团，其在统一过程中对其他各族所居地区的用兵以及统一局面下的专制统治的强化，造成“属于民族性质的封建枷锁却更加沉重了”。

白寿彝把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杂居地区以及广大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纳入中国封建社会的总的进程中进行考察，并以此作为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标志之一，反映了他对民族史的重视，也体现了他对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历史进程的通观全局的器识。

三、民族关系的主流与主体——民族历史作用的重要性

关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的主流问题，多年来，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研究者认为，友好、合作是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民族关系的主流。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民族关系史研究工作者和其他许多史学工作者对此十分感兴趣。1981年，白寿彝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的文章[40]。文章第二部分着重阐述了“民族关系的主流”，提出了很有启发的见解。

他认为，对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更为重要。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各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

白寿彝首先从方法论上回答这个问题，他说：

在民族关系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友好合作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主流。这是我们开会以来说得最多的。有些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光说友好合作，说不过去。历史上很清楚：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老打仗，不能说这也是“友好合作”吧。用友好合作来概括民族关系的主流，恐怕说不通。究竟哪一种意见对呢？是不是像过去的那种说法，民族间的关系只有民族间的斗争，民族间的抗争？但这些年来，我们发现了一些材料，各族之间确实存在着友好合作的关系。这个问题到底是怎样认识才好呢？我认为，无论主张第一说，还是主张第二说，都不可能完全否定对方的提法，因而也就不可能完全说服对方。这个问题也可以看得开阔一点，不要争论不休：哪个是主流，哪个是支流。这样争论下去解决不了问题。这是因为：在这个历史阶段里，可能友好合作比较多，不管什么形式的友好，朝贡也罢，会盟也罢，和亲也罢，总算是和好吧。在另一个历史阶段里，也可能民族间打得难解难分，汉族跟少数民族打，少数民族之间也打。这如何解释呢？一定要在这两种现象之间找出个“主流”，定出个“支流”来，我看不好办。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41]

这里提出研究和认识历史的两种不同的视角，但归根结底，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论。方法论的问题不解决，这两种意见的争论或许会长期延续下去。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白寿彝提出“不能采取割断历史的方法”的必要性。

在讨论了方法论之后，白寿彝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他的上述见解。

第一，各民族在社会生活、社会生产中的互相依赖、互相支援，对促进历史发展是很重要的。首先，在衣、食、住、行等许多方面，民族关系是很密切的。例如，棉花是从哪儿来的昵？有两条路。一路从海面上过来，另一路从新疆过来。马是从哪儿来的？从蒙古来的，从西北来的。中原人骑马，也是跟北方民族学会的。中原人懂得坐椅子，也是从北方民族那儿学来的。反过来说，少数民族离开汉族行不行呢？比如，北方民族、西北民族不吃盐行不行？不行。另外，天天吃肉，不喝茶，也过不了日子。盐、茶都是由汉族供应的。日常生活中这类事情多得很，这就是互相依赖、互相支援。另外，各民族之间这种互相依赖关系，在生产上表现得也极突出。比如，在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在生产上需要汉族地区的铁器。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引起民族间的矛盾。

第二，从整个国家历史的发展来看，凡是盛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是不行的。汉，是个大皇朝。它是在它的统治范围内得到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支援、拥护才强盛起来的。唐，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李世民的成就反映在好多方面，其中有一条，他是“天可汗”。这个称号是少数民族给他取的，表示佩服他、尊重他。李世民当了“天可汗”，唐朝就显得特别强盛。当时长安成为国际市场，经商的有各少数民族商人，还有许多外国商人。从这些事实来看，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不跟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是不行的。

第三，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秦汉时期是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这时期各少数民族登上历史舞台，但还没有起显著的作用。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是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所谓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民族杂居地区进入了封建化。在北方，魏孝文帝提倡“汉化”，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封建化。在南方，因汉族的大量南迁，促进了汉族跟南方少数民族的杂居，也促进了杂居地区的封建化。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一时期北方和南方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来说明封建社会的发展，那是很不够的。宋元时期，封建社会又进一步发展了。其中，也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广大边疆地区进入封建化。有了这个变化和进步，我们才能说封建社会继续发展了。明清时期，民族地区的封建化程度加深了。事实证明，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总是有少数民族的发展，总是有少数民族出了力量、做出贡献。同时，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对他们也有很大影响。这是不可能分开的。

此外，各民族共同促进历史前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越到后来越反映出共同反对民族压迫，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这种共同的斗争，不一定是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经过商量后才去进行的，但事实上是反对了共同的敌人。这也促进了历史的前进。[42]

白寿彝最后做结论说：“究竟什么是民族关系中的主流？我看各民族共同促使历史前进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尽管不断打些仗，不断搞些民族不和，但我们要从整个历史的发展去看问题。”[43]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白寿彝此论一出，原来的“斗争”说与“和好”说，大致可以停止争论了。

同民族关系上的主流问题相联系的，是民族关系中的主体民族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白寿彝也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见解。他说：

汉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主体民族，这个提法对不对？我说对。为什么？因为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是人数最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在某些方面，汉族可能不如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超过了汉族。但总的讲，汉族水平是比较高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始终成为我们国家的稳定力量。没有这个民族不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稳定力量，并不因为元代是蒙古贵族的统治、清代是满洲贵族的统治而有所削弱或受到排挤。元代和清代的统治，尽管是少数民族的贵族当权，但必须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没有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蒙古贵族、满洲贵族的统治也不可能稳定。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历史几千年连续不断，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这个功劳，汉族应居第一位。如果没有汉族，少数民族做不到这一点。当然，我们说汉族是主体民族，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无关紧要，并不是说这个老大哥可以欺侮兄弟、压迫兄弟。绝不是这样。我们说尊重汉族的历史地位。这跟大汉族主义是两回事。汉族成为主体民族，可能成为大汉族主义思想滋长因素之一；但不等于说，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就一定要产生大汉族主义。[44]

四、结语

白寿彝先生的民族史思想，不仅反映了一个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总揽全局的通识器局，而且反映出一个史学家对祖国历史的挚爱和责任。尤其他作为一个回族出身的学者和史家，他的这些认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意义。本文所述评的几个问题，只是白寿彝民族思想中同历史研究、历史撰述关系较密切的几个问题。应当看到，他的其他一些关于民族史的见解，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如关于“民族与国家”的认识、关于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识、关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的认识、关于“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的认识，等等[45]，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启示意义。一言以蔽之，这位史学前辈，留给后人的民族史与民族思想史的遗产极为丰富，值得我们这些后学认真研读和借鉴。

[1]原载李金强主编：《世变中的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本文是作者应邀于2008年赴香港浸会大学参加题为“横看成岭侧成峰——20世纪中国史学回眸”的学术研讨会时所发表的论文。

[2]白寿彝所著《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等，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国通史》（多卷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国史学史》（六卷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回族人物志》（凡4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1997年先后出版）、《中国回回民族史》（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以及《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都是具有广泛学术影响的著作。

[4]《论语·卫灵公》，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69页。

[5]《论语·子路》，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47页。

[6]《论语·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6页。这句话有不同解释。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疆之僭乱。”这个解释近是。——引者：注中按语系白寿彝先生所加。

[7]《论语·子罕》。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98页。

[8]《论语·宪问》。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59页。

[9]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6页。

[10]《孟子》卷五《滕文公上》，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5～126页。

[11]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页。

[12]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