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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老师的治学风格和特点1（第2页）

3。在民族关系史的理论研究方面，他在全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篇好文章。他在讲话中谈到的民族关系和疆域问题，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主体民族的形成问题、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工作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例如，关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的主流问题，多年来，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友好合作是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而有的同志则认为，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民族关系的主流。究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至今仍是民族关系史研究工作者和其他许多史学工作者十分感兴趣的。白先生认为：“对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7]

4。在历史编撰学方面，白先生结合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实际研究工作，对当前史书编写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具体的设想。他对历史上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家族史、学案体、表、谱、图等都有论述。其中，他对纪传体和图的论述，尤其给人以新的启发，他说：

纪传体史书，其中很大的部分是记人物，但不是一种单一的体裁，而是一种综合的体裁。

清初，马骕著《绎史》160卷，有编年体，有纪事本末体，有人物传记，有诸子的言论，有书志，有名物训诂，有古今人表，有史论。就体裁上讲，它是更为发展的综合体。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十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

这一段论述别具新意。纪传体史书的体裁复活了、改造了，因而也就有了新的价值。白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就是按照这种新的综合体来编撰的。

他又说：“近来，我们的史书比较注意了图的使用，但在这方面还是缺乏系统的研究。……我们是否可以创造出来用大量的图来表述历史的进程？这不是文物图片的排列，而须有艺术上的创造。我希望历史学家和艺术家共同创造出来这种新型的史书。”[8]白先生多次指出：“历史家的责任是写历史书，但这些不仅是写给史学工作者看的，而且是要给广大人民群众看的，因此文字应当通俗、生动。”像白先生这样认真地来讨论史书编撰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上，还是没有先例的。

关于史学传统和史家的修养问题，白先生也提出了许多创见。

（四）对历史教育重要性的新认识

历史教育问题，是白先生今年（1981年）上半年以来，反复论述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白先生学术思想中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5月，他在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会的讲话中，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咱们的历史教学很陈旧，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国历史这么长，这么丰富，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又这么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时还需要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可见历史教学的内容是极丰富的，任务是很繁重的。但现在小学没有历史课，中学也就那么两三个课时，哪一个国家也不像咱们这样轻视历史教学。这就是不懂得历史的重要性，不懂得历史科学是指导人类前进的，是关系国家命运的。近年来，人们常常谈论青少年犯罪问题。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提出一条，是不是跟不教他们历史有关系？那么，是不是教历史他们就不犯罪呢？那也不好做保证，但学点历史总跟不学不一样。李大钊同志在《史学要论》里说：‘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藉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他号召人们‘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大钊同志讲得很对，我看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中小学的历史课、地理课，应该有，应该上，目前是太少了，太少了；初中教点中国史，高中教点外国史；如果有的高中分文、理科，文科的学点外国史，理科的外国史就不学了。这怎么行呢？学理科的，不教点外国史，中国史教得也很少，这说明对学习历史太不重视了。”

1981年7月，白先生在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他是这个研究会的理事长）成立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中，着重讲了历史教育问题：“历史教育和历史教学，这两个名词的含义不完全一样。历史教学，可以说只是历史教育的一部分。历史教育，在历史教学以外，还可以有各种方式。但无论历史教学或其他的教育方式，都是为历史教育总的目的任务服务的。离开了历史教育的总的目的任务，历史教学的目的任务是无从谈起的。”[9]他的这些话，把历史教学提高到历史教育上来认识，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他在这篇书面发言中，认为历史教育的目的任务有三条：第一条，“是讲做人的道理”；第二条，“是讲历代治乱兴衰得失之故”；第三条，“是历史前途的教育”。

1981年10月，白先生在武汉师院讲演时，再一次阐述了有关历史教育的问题，并对上述思想有所发展。他说：

历史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我看有四条：第一条，是帮助人们从青少年起一直到老死为止，如何做人、帮助人们了解或是理解做人的道理。这是最要紧的一条。……历史就是人的历史，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各个方面的关系。有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阶级内部的关系；一直到家庭内部人与人的关系。……历史是一门非常丰富的学习做人道理的学问。绝不能忘记历史不能离开人。……所以说，这个历史教育是个很重要的一条，学历史的要有这个信心，要有这个抱负。说是建设四个现代化，好像我们使不上劲，不是。谁来建设四个现代化？要人来建设，没有人不行。……我认为历史教育就是思想的根本教育。我们要有这个信心，要好好学习这个道理，不能把这个事情看成是写两本书、两本讲义而已。

第二条，人与人的关系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人类怎样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又怎样克服了自然条件的困难，又怎样利用了自然条件为人类谋幸福。……历史告诉我们，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社会不断地上升，同时就是人类改造自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第一条讲做人的道理，第二条讲人类改造自然的道理。

第三条，讲历史还要讲历代治乱兴衰，……就是在政治上给我们以启发，培养一种关心政治的兴趣，培养我们观察政治的能力。这样，对于提高群众政治觉悟有很大帮助。

第四条，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宣传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有一个很远大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即进行历史前途的教育。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是向后看。……历史的重要责任是要进行历史前途教育。……历史发展是曲折的，有时候会向前，有时候又会倒退的，但是总的倾向是愈来愈进步的。……把历史前途讲清楚，鼓舞大家的斗志，对于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政治思想水平、促进四个现代化有很大作用。[10]

从他的这个充满着**的讲演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白先生在关于学习、研究历史的重要性方面的一系列新认识，而且还可以感触这位年事已高，但奋斗精神非常旺盛的历史学家的脉搏和情操。

白先生在学术上的开拓工作和创新精神，还反映在其他一些方面，就不再一一列举。

根据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文件精神和教育部的意见，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古籍研究所，也由白先生主其事。最近，白先生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宁夏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开始主持《回族人物志》的编写工作，并计划出版《回族史资料》刊物。今年11月间，在制订回族史研究规划时，我和其他几位同志都说：“这么多工作，白先生会不会太累了？”他爽朗地笑了笑，说：“有人工作一多就叫苦，我是工作越多越有劲。不过你们还是应当努力，将来都能独当一面才好！”很平常的一两句话，反映了他的工作精神，以及他对中年同志的期望。

[1]原载《文史知识》2006年第7期。这是一篇资料性兼评论性的文字，写毕于1981年12月26日。1981年秋，上海《文汇报》的一位记者要写一篇关于白寿彝先生的专访。记者在访问白先生之后，又约我就白先生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作了一次长谈，并希望我把这次长谈的内容写成书面文字，作为撰写专访的参考。事后，记者又将这篇文字寄还给我，并再三表示感谢。近日收拾旧稿，偶然发现这篇写于25年前的文字，乃粗粗浏览一遍，尽管时过境迁，仍有无限感慨：我们从中可以体味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史学家的信念和心声，这就是对国家、民族、社会自觉的责任感，对历史和时代有深刻理解和清醒认识的睿智。现在，我把它原样发表出来，或许在学术研究及学术史研究方面，多少有一点参考的价值。（作者谨记于2006年1月24日）

[2]载《人民日报》，1964年2月29日。

[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00页。

[4]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我们称它为“小通史”。

[5]参见周征松：《这是一部有特色的书》，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6]参见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7]参见1981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关于这展论文的摘要。

[8]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9]白寿彝：《在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书面发言》，载《历史教学》1981年第11期。

[10]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1981年10月14日在武汉师范学院的讲话》，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