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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和20世纪中国史学1（第1页）

白寿彝先生和20世纪中国史学[1]

引言：一个辉煌的人生句号

1999年4月26日，对于白寿彝先生来说，这一天可以看作是他以毕生的勤奋治学、不懈追求和丰硕成果，为自己极平凡而又极富社会价值的一生，画上了一个辉煌的句号。这一天，北京师范大学隆重集会，祝贺白寿彝先生九十华诞，祝贺他总主编的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北京学术界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白先生家乡的代表，汇聚一堂，可谓群贤毕至，同声祝贺，其真诚、热烈的气氛，为历史学界所少见。而尤为大会所关注者，是江泽民同志为此专门给白寿彝先生写了贺信，并派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会前送到白寿彝先生家中。李鹏、李瑞环、李岚清等同志，也以不同的祝贺方式表达了他们的盛意。江泽民同志在贺信中写道：

您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2]

白寿彝先生在大会上也发表了讲话，他说：

一个民族没有历史，或研究历史很不够，这不是民族的光荣。我们现在正处在过渡时期，更应该看重自己的历史，看见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的成绩。我再一次感谢同志们的支持。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再三强调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我虽然90岁了，还要和同志们继续奋斗下去；多吸收精神上的氧气，多写点为当代人所爱读的历史书，争取再过上一个90岁。[3]

在这个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是把研究和撰写中国历史，同阐明中华民族对于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他心中最想说的话，也是他数十年为之不懈奋斗的巨大动力。就像中国史学史上一些优秀的史学家把最后几十年的精力都用以完成一部“名山之作”一样，白先生把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也都倾注于《中国通史》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生的追求和人生的价值是无限的。白先生在2000年3月21日与世长辞，告别了他终生挚爱的史学事业。他留给今人和后人的，却是多种著作和《中国通史》这座史学丰碑。对于他个人来说，这也正是他平凡人生的一个辉煌的句号。

一、从爱国者到马克思主义者

白寿彝先生（1909—2000年）是河南开封人，出身于回族家庭。他热爱自己的民族，也同样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这种真诚的热爱之情，是他作为一个爱国者的思想基础，也是他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之一。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抗日战争爆发。在这一年，28岁的白寿彝先生出版了《中国交通史》一书。他在该书的第五篇第六章中，扼要地论述了“中国交通事业之前途”，从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交通事业发展的艰难。其中，关于前两个方面，他尖锐地指出：

第一，中国政府之力尚不能完全控制国境内的一切交通事业，它管不了水上走的外国轮船，管不了地上走的外力控制下的火车铁路，管不了出没无常的外国飞机，管不了外国人在各地设置的电台和沿海的水线。第二，中国自办的交通机关尚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因循浮惰营私的情形尚不能真正地铲除，对于各种行政上及事务上之合理化与经济化，尚未能真正地向前迈进。[4]

从这两个方面的概括来看，白先生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思想，已非常强烈。作者最后写道：

这六点，都是中国交通事业前途之很大的障碍。在这个时候，国难严重到了极点，这种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业是需要政府和人民拼命去做的。我们的一部中国交通史，究竟是一部失败史，或是一部胜利史，在最近的数年中就要决定。这个时代已不是再容我们优游岁月的时候了。[5]

在这里，我们既看到了一个满怀爱国**的热血青年，也看到了一个具有深刻思想境界的史学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先生的爱国热情在许多方面都有突出的反映，而以在史学工作中的反映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更重要的社会意义。这里，我只举出他于1951年3月23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一文为例，从中可以窥见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白寿彝先生认为，史学工作者在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中，承担着十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那就是，他们必须经常地指出，中国民族在长久的历史上继续不断的文明创造，中国民族在人类史上的伟大的成就；中国人民的悠久的斗争的传统，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悠久的反压迫反侵略，对抗民族内部和民族外部的敌人的无比的英勇。那就是，他们必须努力彻底消灭由于百十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造成的民族自鄙自怯的思想，彻底消灭由于更长久的封建社会所造成的看不见人民力量、轻视人民力量的思想。那就是，他们必须努力，在通过历史事实的分析中，不限于学校中的学生而要尽可能在更广大的群众中宣传民族自尊的思想，民族自信的思想，甚至于是伟大的民族的骄傲，从而促进人们对于人民力量的伟大的确信，对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必然胜利的确信，全亚洲人民必然胜利的前途的确信，全世界人民必然胜利的前途的确信。

白先生在半个世纪以前写下的这段话，在今天的社会实践中，仍具有现实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是一般地倡言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而是从一般意义上提高认识进而结合自身的工作来提出问题的。他十分诚恳地说：

我作为一个历史教师，同时又作为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成员，愿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种结合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完全必要的。

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这种必要性，认为：第一，国内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第二，国内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历史创造的过程中，有不少突出的贡献；第三，国内少数民族也都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第四，国内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是有历史传统的。他从历史上论证了这些见解，最后指出：

总之，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不只可以更宽广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并且还深刻了、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这一方面是通过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而更加巩固了各族人民底团结；又一方面是由于各族人民团结得更加巩固，而大大地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效果。所以，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方在展开的今日，把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问题提出来，有完全的必要。也许有人认为对于少数民族史知道得太少，不易结合。这是事实。但如果你不愿用功钻研，你就永远不知道。你多钻研，就多知道一些。钻研的人多了，用功的时间久了，自然知道的也就多了。这也是事实。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新中国的历史表明，白寿彝先生在50多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具有多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同时，也证明白寿彝先生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思想的深刻和影响的广泛。

对于白寿彝先生来说，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从表面上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实质上看，这同他的生活经历、“师友之益”，以及出自内心的追求真理的自觉要求是密切相关的。抗日战争时期，白寿彝先生在云南大学执教，同楚图南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之初，白寿彝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侯外庐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楚图南、侯外庐对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只是学术上的，而且也是思想上的。侯外庐先生是新中国时期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对推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改造旧的史学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突出的事例是，侯外庐先生在历史系组织中国通史教学改革小组，而白寿彝先生是组长。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摸索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改革中国通史的教学。白寿彝先生在小组中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6]。在今天看来，这或许是白先生比较系统地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并对他此后50多年的治学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白寿彝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入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他着重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民族史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从195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的末章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当时已经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一些论断和指示，格外为白先生所重视；从1952年出版的《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分辨历史文献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分野和所记史事的真伪；1954年，白先生在《新建设》等报刊上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等文章，表现出一位忠诚于人民的史学家追求真理的自觉和热忱。

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学遗产，他发表的《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二文，是在这方面很有影响的撰述。在《谈史学遗产》一文中，白先生深入地讨论了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的问题。他在该文的最后一部分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搞得很清楚。经典作家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都是采用大工业生产以后的历史现象。在此以前，比如在封建社会或更早的奴隶社会，是否也可以有这样的萌芽呢？如果中国封建社会已有了这样的萌芽，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呢？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下子说得清楚，需要从长讨论的。[7]

白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史学遗产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在其后的研究中，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在中国史学上是存在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的，从而为科学地总结中国史学遗产开辟了新的路径。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白先生论述了“精华和糟粕”、“规律和成果”、“理论和资料”等问题。其中，最具有理论意义的方面，是作者关于规律的论述。白先生指出，发掘和描述中国史学史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规律、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的发展规律，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同时，他还指出，研究中国史学上的技术层面的规律、历史文学发展的规律，也是必要的。该文最后又着重强调了应当注意到“中外史学的发展应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也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特点”[8]。从这两篇论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白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显示出他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年“**”，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后的拨乱反正，以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历史时期，白先生在历史研究和社会活动方面，都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忠实的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这个时期是他的学术生命最活跃的时期，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他所涉及的一切领域。他发表了关于对中国封建社会认识的理论、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认识、关于史学遗产的新认识，以及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理论、关于中国通史和中国通史编纂的理论、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等，主编了具有中国史学特点的《史学概论》。[9]他的这些认识和理论，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可靠的事实和文献，提出新的结论，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这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概括说来，这就是一位爱国者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白寿彝先生以其丰富的理论遗产和史学著作，表明了他是一位热忱、忠实而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二、博洽、专精、卓识的史家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兼擅博洽、专精而又以卓识著称于世的史家。白先生的著作涉及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及中国史学史等领域；他主编的著作有《中国通史纲要》、《史学概论》、《回族人物志》（4卷本）、《中国通史》（12卷22册）；他的论集有《学步集》、《新论》、《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中国史学史论集》等。其中，《白寿彝史学论集》包含了八个方面的内容，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教育，史学评述，史学遗产，史学史论，史学史教本初稿，朱熹撰述丛考，序、跋、书评、札记。综上，可见他的博洽。

白先生治史，不赞成务广而疏，提倡博洽与专精互补。他撰写的《中国交通史》出版后，被认为“举凡有关中国交通文化而可为典据之文献，全部搜用无遗，且都注明出处，确是一部标志着中国交通文化史著中最高水平的作品”。[10]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出版后50年即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重印时，国内尚无此类著作问世。由此，我们又可以略知撰写此书的艰难。白先生早年曾致力于朱熹思想研究，有些文稿在“**”中遗失了，现就仅存“朱熹撰述丛考”所收的7篇论文来看，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有深厚功力的。白先生关于回族史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和开拓的作用，受到广泛的关注[11]。白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如他与王毓铨先生合作的《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以及他自己撰写的《明代矿业的发展》[12]，都是有精深研究的论文。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更是蜚声中外。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撰写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13]，尽管他本人事后并不十分满意，但在当时确是达到了最新的高度，在今天仍有许多值得参考的地方。他在80年代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反映了他在理论思考和撰述体系上对中国史学史的整体认识；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书，大多是精粹之作。[14]

当然，博洽和专精，最终还是要体现出卓识来，才可能产生出创新的学术。这一点，正是白先生治史的特点和优点所在，是他在学术界受到人们敬重和钦佩的根本原因所在。

白先生在治史方面的卓识和创新，反映在他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罗列，这里只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如下。

提出了回族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白先生的治史活动，从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开始，直到逝世前，他都始终关注着这方面的工作。为了发展回族史研究，他殚精极虑，提出了明确的理论和方法。他先后发表了有关的文章和讲话，如《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1960年）、《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关于开展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1989年）、《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几点意见》（1990年）。[15]这些文章和讲话，所论涉及“回族和伊斯兰教”、“回族的来源”、“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历史人物”、“回族史工作”、“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性”、“回族跟汉族、跟别的兄弟民族的关系”、“关于编写新的回族史的问题”，以及搜集资料问题、队伍建设问题等。他所说的“编写新的回族史”的编纂形式，是参照他作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的体裁而提出来的，即包含四个部分：序说、综述、典志、人物。他把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4卷本）看作是其中的第四个部分。他还对第三部分提出了具体的12个方面的事目：地域考，生计考，工艺考，会社考，寺院考，教育考，天文、历算考，医药、体育考，礼俗考，经籍考，金石考，语言考。白先生在回族史研究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把回族史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提出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新见解。从20世纪50年代起，白寿彝先生关于民族史的研究开始逐步突破回族史研究的范围，而涉及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他撰写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1951年）、《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1981年）等论文[16]，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国土疆域的划分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密切联系的论点，以及用发展的观点、全面看问题的观点来考察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论点等，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白寿彝先生的看法是：关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有时好一阵子，有时歹一阵子，但总而言之，是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他从历史上各民族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互相依存，从盛大皇朝的形成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支持，从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三个方面论证了上述看法[17]。他的上述见解提出来后，使“斗争”是主流与“友好”是主流之间的长期争论得到缓和，大家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加深了对民族关系史发展趋势之本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