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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世纪后半叶（第2页）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是研究性大型学术文化丛书的编写出版。除了上述张岱年主编的“国学丛书”外，还有匡亚明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全套丛书预计出版共200部，现在已经出版100多部。范围包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2500多年间的269位“思想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伦理、文学、宗教、军事、科技等方面。这套丛书已经出版的部分，已经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理，具有重大的贡献。但是，由于该套丛书范围太广，搜罗人物极多，因而导致学术界对于其中一些传主是否“思想家”产生疑问。例如，汤显祖、纪晓岚、许衡、李时珍这类人物，学术界有人指出，如果说他们有思想当然可以，但如果要说是“思想家”，恐怕难以服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外，还有李宗桂主编的《“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该套丛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国家“八五”“九五”重点出版图书。丛书一共选取中国历史上19位对于民族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大思想家，撰写17本专著，着重分析他们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关系，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发展规律，说明这些大思想家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力图为学术界以后撰写更为科学的中国文化史提供条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合理的评价依据。这些“大思想家”是：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董仲舒、王充、王弼、慧能、程颢和程颐（合为一册）、朱熹、陆九渊和王阳明（合为一册）、王夫之、戴震、黄宗羲。每本书都以“某某与中国文化”为题。《“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之外，还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哲学家研究系列》，计划的规模也比较宏大，已经出版多种，选取的主要的大哲学家有庄子、孟子、王充、王阳明等。

总的看来，文化研究的成就巨大，但问题也不少。无可讳言，80年代的文化讨论，存在着政治化、玄虚化、情绪化的现象，影响了文化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尤其严重的是，由于功利主义态度的驱使，文化讨论沦为某些人猎取名利的工具，而不是推动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途径。不过，这并不能够抹杀这场讨论的特殊意义。这场文化讨论，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它的价值主题，是促进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建设。它在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层面上思考现代化建设的症结所在，而不是停留于肤浅的表面。这实际上是一次民族文化变革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从文化现代化的时代高度去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实际上，文化讨论中，理性的声音始终十分强烈，继承传统，超越传统，是绝大多数论者的共识。庞朴提出“继承五四，超越五四”[451]；汤一介提出“让中国文化走向中国，也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452]；张岱年提出“综合创新”[453]。这些，反映出文化讨论中的理性精神。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文化理论准备的不足，以及其他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这场讨论没有取得人们预期的已经可以看到的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这个阶段，主要是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展开讨论，焦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否适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传统文化在今天有无价值。其间，对传统文化持批评性、否定性意见者居多。特别是在西方学术思潮被大量介绍进来，一些人在急于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寻找出路的焦急心情下，以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因而“西化”的调子比较高。讨论中，政治化、情绪化的色彩比较浓厚。但在8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有以北大教授罗荣渠为代表的“从西化到现代化”的比较冷静的探索。[454]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这个阶段，主要是发掘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阐释传统文化的经典，“国学”成为关注的重点。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负面作用的影响，以及转型期社会的特殊情况，中国大陆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为了对治诸多社会弊病，不少中国哲学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学者们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其间，儒道两家思想成为关注的重点。尽管在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方面，论者见仁见智，但承认传统资源中有合理的成分，有适合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因素，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较之以往那种全盘否定民族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不啻天壤之别。总的看来，论者对传统文化的肯定性意见日益增多。但是，在“弘扬传统文化”这个笼统的口号下，文化研究鱼龙混杂。多数论者是把传统文化看做民族文化建设的资源，用现代意识进行审视，加以发掘，力图进行“创造性转化”。但也有论者将传统文化看做一成不变的、尽善尽美的，宣扬回归传统。更有甚者，竟然提出复兴儒学的口号，认为传统文化就是当代中国新型文化价值体系的直接来源，半部论语仍然可以治天下。各个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出版社中的绝大多数，不加分析地把传统经史子集出了个遍！白话本、文白对照本、全译本、节译本、注释本、注译本、影印本、缩印本，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传统文化中的种种污泥浊水，戴着“神秘文化”“民族文化”甚至“优秀文化”的桂冠，登上了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化舞台。这种情况，并不是要使传统文化现代化，而是要使传统文化“化现代”。尽管如此，文化研究的主流仍然是健康的。其重要表现，就是不少论者在总结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扎扎实实的研究。过去那种大而空的论题被逐渐摈弃，空疏的学风得到矫正。围绕“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紧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以古今中西的交融碰撞为基线，人物研究、思潮研究、通史研究、断代研究、学派研究、专题研究、专书研究、比较研究，都有学者在进行深入的探讨。就研究视野而言，世界眼光更为宏阔，世界意识大大增强；就研究角度而言，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齐头并进，而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日益增多，特别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中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课题，比重越来越大，成果越来越多。

第五，文化哲学的研究。

到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些综合论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这些著作，由于是从思想的层面进行的文化探讨，而且以中国哲学为重心，因而被学术界看做文化哲学研究的范畴。

就史的层面而言，有不少从论的角度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其中，李宗桂的《中国文化概论》是代表性成果之一。这部《中国文化概论》[455]，是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后出版的第一部从宏观上、总体上对中国文化进行系统探讨的著作，也是第一部高校中国文化概论教材。该书对于中国文化的流变和分期，中国文明发展的特殊道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核心、类型、特点、理想人格、价值取向、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和基本精神，都作了较为系统的描述和解析。该书出版后，多次重印，已经发行6万多册，受到海内外的重视和好评，并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本[456]，在韩国出版了韩文本[457]。该书获得“中国图书奖”“全国优秀图书奖”“教育部优秀教材奖”。进入90年代，又有由张岱年、方克立主编、全国多所重点大学的中青年学者参与写作的《中国文化概论》[458]出版。参加该书编写的有葛剑雄、郭齐勇、李宗桂、杨国荣、赖永海、樊和平、莫砺锋、张法、房德邻等。该书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结构，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中国语言文字和典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国古代教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艺术、中国古代史学、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国古代宗教、中国古代哲学进行了分章阐述，并对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等问题作了阐释，最终落脚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新文化”上。全书各章作者，都对自己撰写的那章问题有相当研究，故而有相当深度。但由于是多人执笔编写，“文字风格不尽一致，内容交叉重复在所难免。……作为普通高等学校教材，有内容偏深、分量过重之虞”[459]。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关注和重视，一再重印。该书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奖”一等奖。类似著作还有吕希晨的《中国现代文化哲学》[460]、冯天瑜的《中华元典精神》[461]、李中华的《中国文化概论》[462]。

就理论层面而论，文化与哲学、文化与价值、文化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已有了相当成果。许苏民的《文化哲学》[463]，司马云杰的《文化价值哲学》[464]，陈筠泉、刘奔主编的《哲学与文化》[465]等专著，便是代表。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文化理论的建立，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化，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是对此前单纯依靠外国文化人类学理论进行文化理论架构建设和文化史研究的偏向的纠正。

第六，现代新儒学研究。

20世纪后二十年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现代新儒学（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海外称为“当代新儒学”）的研究。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由于方克立（前南开大学教授、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和李锦全（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领导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的辛勤劳动，使现代新儒学在大陆学术界逐渐地广为人知，成为学术研究的显学之一。方、李二人领导的课题组，包括将近20所国家重点大学和研究院的人士，以中青年学者为主。该课题组已经出版的成果有《现代新儒家学案》（上、中、下）[466]，《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一、二）[467]，《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468]，《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469]，以及方克立的论文集《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470]。这些成果的出版，以及开展的相应的其他学术活动，沟通了海峡两岸有关的学术联系，增进了学者间的了解和友谊，丰富了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新儒学研究的热潮中，出现了三种不同取向的研究思路。第一种是客观持平地从学术思潮清理、学术成果发掘的角度，以学理探讨为主，对现代新儒学思潮进行分析研究；第二种是盲目认同现代新儒学思潮，对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大势和现代新儒学思潮知之甚少，却又宣称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如何了得，并以大陆的现代新儒家自居；第三种是盲目批判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思潮，对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只是单纯从政治的层面进行理解，对现代新儒家的论著并不了解，仅仅凭借某种并不正确的政治直觉就发议论、下结论，甚至把大陆研究现代新儒学的学者也说成是现代新儒家。后两种研究取向和思路，实际上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现。这种情况表明，对于学术界的某些人来说，学术研究要真正成为科学，而不是情绪宣泄的工具或者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手段，还需假以时日。

第七，中国人文精神研究。

近年来，面对贪污腐化、吸毒贩毒、卖**嫖娼、抢劫欺诈之类的道德沦丧、行为失范的严峻形势，学术界强烈呼吁“重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展开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参加讨论的学者中，尽管并不都是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者，但其着眼点却汇归于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现代价值方面。迄今出版的著作有郭灿的《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471]、李锦全的《人文精神的承传与重建》[472]，李宗桂的《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473]，王晓明编的讨论集《人文精神寻思录》[474]等。至于正在进行中的关于人文精神方面的研究，为数甚多。国家教委主持的全国高校“九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指南中，就有《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已经有多间大学的学者在进行深入扎实的研究，有的已经有不少前期成果。关于人文精神建设的研究，实际上是中国哲学研究对现实的反映。它表现出两个指向，一是对于传统哲学精神的重新审视和现代开掘；二是对于当代社会的精神提升和理性引导。这表明，中国哲学研究在大陆社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中，有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人文精神，既然没有，何来“重建”？还有论者认为，人文精神也要进行价值区分，今天要发扬、要建设的是“优秀的人文精神”。这些论断，特别是人文精神而有“优秀”与不优秀之分的“高论”，对于正在进行人文精神建设研究的学者，需要认真思考并严肃回答。

第八，中国哲学通史和断代史研究。

20世纪后二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除了上述成就外，就整体而言，还有通史研究、断代史研究、专题研究、专人研究、专书研究、资料整理、辞书编纂等方面的成就。

中国哲学通史研究方面，代表性著作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1~6册）[475]，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4册）[476]、《中国哲学发展史》[477]，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中、下）[478]，萧箑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479]。这些著作，都是潜心研究之作，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对于中国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对于中国哲学精神的阐释和弘扬，起了重要的作用。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到90年代已经出齐。全书一共七册，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前六册，第七册先由香港中华书局于1992年以《中国现代哲学史》出版，后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样以《中国现代哲学史》为名于1999年出版。这部书，按照蔡仲德先生的说法，“是冯先生晚年回归自我，‘修辞立其诚’、‘海阔天空我自飞’的产物”[480]。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后，在海内外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和重视，评价颇为不同，可谓毁誉参半。“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往兴亡事里寻”；“极高明而道中庸，阐旧邦以辅新命”；“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冯友兰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应该说能够反映他的心声。对于冯友兰的评价，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就20世纪后二十年冯友兰的研究成就而言，我们可以说，他对于中国哲学的民族化和现代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把中国哲学史看做中华民族的认识史，注重中国哲学发展的轮廓和轨迹的描述与阐析，“着眼于中国哲学逻辑的发展过程”[481]，阐发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已经出版的4卷（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既是大学教科书，也是富有独创精神的学术专著。该书关于哲学史研究方法和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历史发展的逻辑演变的论证，令人耳目一新。该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特有智慧的深层发掘。冯契关于“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的观点，在该书中得到生动体现。

专题研究方面，更是百花争艳，春色满园。主要的代表性著作有：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儒学思想史》[494]，赵吉惠等人主编的《中国儒学史》[495]，庞朴主编的《中国儒学》（1~4卷）[496]，熊铁基等人的《中国老学史》[497]，方克立的《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498]，方立天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499]，蒙培元的《中国哲学主体思维》[500]，夏甑陶的《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上、下）[501]，丁伟志、陈崧的《中西体用之间》[502]，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503]，李存山的《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504]，李志林的《气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505]，祝亚平的《道家文化与科学》[506]。此外，关于儒家心性学说、中国哲学本体论、中国哲学史上的人性论等，也有专著探讨。

专人研究方面，更是硕果累累。除了上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中国大哲学家研究系列》外，主要的代表性成果还有：辛冠洁、蒙登进等主编、多人合作撰写的《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507]《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508]《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509]；匡亚明的《孔子评传》[510]，蔡尚思的《孔子思想体系》[511]，杨泽波的《孟子性善论研究》[512]，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513]，崔大华的《庄学研究》[514]，周桂钿的《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515]，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516]，束景南的《朱子大传》[517]，陈来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518]，张立文的《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519]，郭齐勇的《熊十力思想研究》[520]，等等。这类专人研究，尽管其中有的由于受到80年代初期条件的限制而带有时代痕迹，但总的说来，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是作者长期钻研的结果。

专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邱汉生的《四书集注简论》[521]，辛冠洁等人主编、多人合作撰写的《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述》[522]，牟钟鉴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523]，钱玄的《三礼通论》[524]，等等。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介于专题、专书研究之间的“周易”研究。周易研究的兴起，肇源于80年代的文化研究，而在90年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周易》作为传统儒学经典“十三经”之首，在文化讨论热潮形成之初，便受到了人们的重视。1984年，由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发起，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到会的200余名学者来自十多个国家。后来，关于周易的国际学术会议、全国性学术会议、省级学术会议以至地区一级的会议，接连不断。可以说，周易研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周易研究的参加者之多，社会影响之大，中国哲学史领域没有一个专题、一本书可以与其媲美。如果说，80年代的周易研究还属于比较理性的阶段的话；那么，90年代的周易研究，则陷入了相当的迷误之中。有的连《易经》与《易传》都弄不清楚的人，居然也在那里大谈“周易研究”；更有甚者，有的人打着科学的旗号，借学术研究之名以贩私、谋私。什么周易与预测学，周易与命相，周易与风水，种种荒诞不经之论泛滥于市，给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声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当然，真正进行严肃客观的学术研究的，也为数不少，成就也很大。其中，著名周易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教授高亨的《周易大传今注》[527]《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528]，北京大学教授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529]，吉林大学教授金景芳、吕绍纲的《周易全解》[530]，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的《周易思想研究》[531]《帛书周易注译》[532]，山东大学教授刘大钧主编的《大易集要》[533]，武汉大学教授萧汉明主编的《医易会通精义》[534]，湖北大学教授罗炽的《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535]，等等，都是各有特色的严谨著作。根据这些年来的情况，大致说来，周易研究的一个学术取向和发展趋势，是从传统文化研究和现代文化建构的角度，进行拓展性研究。

资料整理方面，较之“文革”以前，也有长足的进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整理出《中国哲学史教学参考资料》（上、下）[536]，方克立等人整理出《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537]，方克立、王其水主编了《二十世纪中国哲学》[538]，“当代哲学丛书编委会”编辑了《今日中国哲学》[539]。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中国哲学年鉴》[540]，从1982年开始，每年出版一本，直到如今。

辞书编纂方面，也有较大成绩。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哲学史》[541]，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542]，张岱年主编的《孔子大辞典》[543]，方克立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544]，中国孔子基金会编的《中国儒学百科全书》[545]，赵吉惠主编的《中国儒学辞典》[546]，黄开国主编的《经学辞典》[547]，等等，都成为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有力工具。

学科建设方面，史料学和方法论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继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之后，张岱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刘建国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论》[548]。前述张岱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549]，也是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成果。此外，国内几乎所有招收中国哲学硕士生、博士生的大学，都给硕士生、博士生开设了史料学和方法论两门课程，近年有人提出了要“完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550]，从而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科学化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第十一，宗教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现行的国内学科分类，将以前包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佛教、道教等划出，归入已经单列的“宗教”学科，从而与“哲学”学科并列，但鉴于它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属于“中国哲学”学科，故这里仍然需要简要地对其成就进行介绍。主要的有：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辞典》[551]《中国佛教史》[552]，方立天的《佛教哲学》[553]《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554]，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555]，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556]，郭朋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557]《隋唐佛教》[558]《明清佛教》[559]，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汇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560]。关于道教的著作，有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561]，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562]，卿希泰的《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563]，牟钟鉴等人的《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564]，胡孚琛的《魏晋神仙道教》[565]，等等。

第十二，少数民族哲学研究。

可喜的是，过去一直缺少研究、没有什么成果的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在后二十年取得了不少成绩。主要的有伍雄武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566]《彝族哲学思想史论集》[567]《纳西族哲学思想史论集》[568]等。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成果的出现，拓展了传统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域，深化了人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丰富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成果。

传统的中国哲学研究是不重视自然科学的，自然也不重视甚至完全忽视中国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研究。这种情况，在后二十年得到改变。已经取得的成果，除了前述萧汉明的《医易会通精义》外，还有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569]，李申的《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570]，张荣明的《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571]，周瀚光的《传统思想与科学技术》[572]，王庆宪的《中医思维学》[573]，邱鸿钟的《医学与人类文化》[574]，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575]，李经纬等人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576]，徐仪明的《性理与岐黄》[577]，黄崙的《医史与文明》[578]，等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对于深化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总的说来，后二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思想开放，方法多元，成就巨大，远远超过前八十年的成绩。当然，其间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具体表现为：第一，对于中国哲学的功能的认识比较片面。要么将其看做单纯的理论思维的训练工具，要么将其看做实用性精神文明建设的手段，要么将其当做抵挡西方文化的盾牌，等而下之者，将其当做沽名钓誉的工具。第二，学科建设的科学性不够。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之间的界限没有比较科学的、公认的界限（这从上述研究成果也可看出），中国哲学的范围、对象表面上看已经清理得比较清楚，而在实际操作中却仍然比较模糊。第三，原创性思想及其论著比较缺乏。评介性、借鉴性、描述性的论著居多，真正从哲学的层面展开对中国哲学研究、从中国哲学史的层面理解、提升哲学理论的论著甚少。第四，中国哲学大家的培养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既是哲学家又是哲学史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这些，都有待于在新世纪的研究实践中得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