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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唯物史观与当代社会1（第1页）

附录一唯物史观与当代社会[1]

——访杨耕博士

记者：从您近年来出版、发表的论著看，您的研究领域较广，涉及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史以及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的研究主题是什么？

杨记耕：我的研究主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意义。具体来说，就是力图站在现代实践、科学和哲学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认识唯物史观，反思唯物史观在现代面临的问题，探寻唯物史观在现代的理论生长点，建构唯物的现代形态。我的百余篇论文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研究成果主要凝结为三部著作：《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现代意义》《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及其现代意义》《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及其现代意义》。

记者：据我所知，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中，观点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那么，您是如何探讨和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

杨记耕：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角度，由此产生了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等。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属于历史观范畴，它的研究主题是社会发展的规律、类型和道路，其基本内容涉及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社会发展与经济运动、社会发展与政治形态、社会发展与观念文化的关系，社会发展中的评价标准，社会发展的类型以及历史向世界历史、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等问题。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对许多重大问题的探讨都是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马克思是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真正奠基人。

在我看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是：（1）确认实践是社会的本体和人的存在方式，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2）从客体的角度把社会发展区分为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和再生形态；从主体的角度把社会发展区分为人的依赖形态、人的独立形态和人的自由个性形态；（3）从社会需要如何产生和满足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即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维系着社会机体的生存和发展；（4）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以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人文取向；（5）揭示了历史向世界转变的基础和途径，以及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东方社会的命运；（6）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类型，即“内源”发生、“派生”形态和“超越”现象。

记者：您的见解颇有新意，请具体谈谈“内源”发展、“派生”发展和“超越”发展的问题。

杨记耕：所谓内源发生，是指外部因素和关系对该社会发展的影响极小甚至没有影响，发展主要是由该社会内部的因素和关系决定的。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均属于内源发生型。内源发展型就是马克思所说得社会发展中的“自然形态”。当各个民族处于封闭孤立状态时，社会发展以内源发生模式出现，或者说自然形态是社会发展中的主导类型。

当交往尤其是世界交往出现后，社会发展的派生形态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现象或常规现象。所谓派生形态，是指因素和某种社会关系在某个民族那里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从其他民族那里“转移来的”，或者是外来民族“带来的”“导入的”。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派生形态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原生形态”，如马克思就认为，“导入”英国的封建关系要比在法国“自然形成”的封建关系较为完备。

“超越”现象是一种跳跃的发展形式，即某一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跨越了一种甚至几种社会形态。尽管不同民族超越的对象及其途径都是特殊的，但是，只要在同一时代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只要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民族之间进行交往，那么，在交往相关性的作用下，超越现象就会不断发生。事实也是如此，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都被不同的民族不断地超越过。这表明，“超越”并非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社会发展中的个别或特殊现象，相反，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超越”是一种普遍现象、常规现象。

记者：您曾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写过不少文章，听说您最近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见解，能否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杨记耕：好的。资产阶级开创了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式标志着世界的整体化，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加速化。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实际上造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一个“中心—卫星”式的资本主义体系，即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属于中心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属于卫星国。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体系中，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存在着“不平等交换”，中心国残酷地剥削卫星国；中心国的发展是以卫星国的不发展为代价的，这是一种使卫星国中的个人和民族“遭受流血和污秽、穷困与屈辱”才能达到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在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尤其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得到了深化、具体化和系统化。正因如此，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被称为“雄心勃勃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

记者：据我所知，您即将出版的《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及其现代意义》一书，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好评。在选择这一课题时，您是如何考虑的？

杨记耕：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即“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断经常被各种哲学、史学论著引证，但是，对于这一论断的理论内涵及其真实意义，迄今尚无系统性的论著；在引证这一论断的论著中，又往往把方法理解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种功能，而不是把方法视为唯物史观的本质规定。

在我看来，方法犹如一个能聚集光至燃点的特殊透镜，没有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就不可能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所造成的革命变革；反过来说，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一种方法，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的统一，是唯物史观安身立命之本。把握了这个根本也就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生命线。所以，我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了《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及其现代意义》。这部著作从社会有机体分析法、交往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从后思索法、科学抽象法等方面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这里，基本思路就是：唯物史观的每一个观点同时又是方法。

记者：如何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每一个观点同时又是方法？

杨记耕：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从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推导出来的，历史研究方法有其内在发源地，这就是社会本体论。社会研究方法的“原型”就在实践活动的“格”中。这是其一。

其二，从历史上看，包括历史研究方法在内的社会科学方法的演变总是同对社会的思维模式联系在一起，社会研究方法实际上是社会本体论的工具化、操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