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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人物（第1页）

三、评人物

品评人物，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风气的重要特点之一。这固然同东汉末年“月旦评”的遗风有关，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当时“九品官人法”的需要。一方面是“名节”、“家风”的提倡；另一方面是选官任使的要求。这两点，使人们格外看重品评人物，也推动了品评人物理论的发展。

所谓“月旦评”，就是品评人物。东汉末年的许劭与其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一时间，人们以能得到好的品题为荣。“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132]“月旦评”的标准是名节与人伦，故曹操得到这样的品题。但曹操对此则极为满意，因为他正处在“乱世”。后曹操起兵，势力渐大，控制献帝，于建安十五年（210）下“唯才是举”之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133]

曹操“唯才是举”的选拔人才的政策，直接影响到品评人物的传统准则。建安二十年（215），曹丕根据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官人法”，贯彻“唯才是举”的原则，把“才”分为九等，按等选用。其后，司马懿控制曹魏，以各州世族为大中正选拔人才，以门第为高下，此即“九品中正制”。可见，魏晋南北朝虽重品评人物，而其品评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尽管如此，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品评人物的风气，仍然促进了历史思想的发展，丰富了人们认识历史人物的理论。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一是三国时魏人刘邵所著《人物志》[134]，一是前面已经论述到的范晔《后汉书》的人物评论。

刘邵是三国魏初人，曾“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又与人合作作《新律》18篇，著有《律略论》，还“受诏作《都官考课》”，《法论》、《人物志》是他的代表作。刘邵谙于典制，精于考课，深于品评人物，时人这样称赞他：

深忠笃思，体周于数，凡所错综，源流弘远，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凡此诸论，皆取适己所长而举其支流者也。[135]

刘邵这方面的才识，被认为是“非世俗所常有”的。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人的经历和才识，是他能够写出《人物志》一书的几个重要原因。

《人物志》3卷12篇：卷上包括九征、体别、流业、材理，卷中有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卷下含七缪、效难、释争。《人物志》的主旨是：“辩性质而准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职任。”[136]《人物志》品评人物的理论基础，是以先秦朴素唯物思想的五行说与人体的自然本质骨、筋、气、肌、血相配，然后再与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相结合，作为判断人物才性的根据。这是认为人的才性出于自然。《人物志》把人才分为三大类，即兼德、兼材、偏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品评准则，只有“兼德”才符合这一准则。其开篇《九征》即具体论述了人物才性的九种表现，并由此划分出人物才性的高下区分，这就是：

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

其为人也，质素平澹，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则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九征有违，则偏杂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异称。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质也。一征谓之依似。依似，乱德之类也。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末流之质，不可胜论，是以略而不概也。[137]

由五行而五常，由九征而三度，由三度而推崇中庸，这是《人物志》品评人物之理论的基本脉络。此外，它还以中庸为准则，剖析了12种偏材的特点（《体别》）；指出材能无大小之分，而关键在于用其宜，分析了材与能的区别（《材能》）；辨析了英与雄的两种素质的特征，认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只有“兼有英、雄”，才能“成大业”（《英雄》）；讨论了鉴定人物才性的具体方法（《八观》）；指出了品评人物的七种误区（《七缪》）；分析了知人之难与荐人之难的种种原因，等等。

《人物志》是一部品评人物的理论著作，一般不结合具体的历史人物进行，只有个别的篇章（如《流业》）采取了列举人物的表述方法。其学术思想渊源，兼有儒、道、名、法诸家[138]，刘知幾论此书说：“五常异禀，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邵《人物志》生焉。”[139]这几句话，概括地指出了《人物志》的基本理论和撰述目的。《人物志》对于史学的密切关系，是它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在才性上的种种差异，以及认识这种差异的社会实践意义。《人物志》或许受到《汉书·古今人表》启发，但它在理论上的认识已远远超出了后者。明人郑旻说它：“三代而下，善评人品者，莫或能逾之矣。”[140]宋人阮逸称它：“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檠栝，其效不为小矣。”[141]

《人物志》强调人的才性出于自然，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但书中对于人的后天培养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会发生变化等问题，所论甚少，确如刘邵所言：“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穷已。”[142]

《隋书·经籍志三》著录《人物志》于名家类，其文曰：“《人物志》三卷，刘邵撰。”原注：“梁有《士纬新书》十卷，姚信撰，又《姚氏新书》二卷，与《士纬》相似；《九州人士论》一卷，魏司空卢毓撰；《通古人论》一卷。亡。”于此可见，关于品评人物的理论，在魏晋南朝，已成风气。又《颜氏家训·名实》开篇写道：

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

这里是在讲“家训”，而且仅限于“名实”，但也可看出作者颜之推品评人物的旨趣。通观全书，其意甚明。于此可见，北朝在品评人物的理论认识上，也有所作为。

[1]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92页。

[2]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7～288、293页。

[3]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史部大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页。据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统计，实在著录803部，附著亡书64部，合计867部。

[4]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诸小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7、962、982、990页。

[5]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

[6]萧统编：《文选》序，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页。

[7]《七家后汉书》所辑佚文，包含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沉、袁山松、张璠七家。附失名氏后汉书1卷，凡21卷。有周天游点校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

[8]《八家后汉书辑注》，周天游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9]汤球、黄奭辑：《众家编年体晋史》，乔治忠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收编年体晋史12种（比上文所举多出裴松之《晋纪》1种），晋起居注2种，不明著者之晋纪遗文1种，凡15种。

[10]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92～893页。

[11]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35页。

[12]以上见魏收：《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5、824、826页。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38页。

[13]李延寿：《北史》卷四十四《崔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26页。

[14]《隋书·经籍志》作83卷；《新唐书·艺文志》作83卷，录1卷。